解密《變形記》(5)

　　如果不是為了父母親而總是謹小慎微，我早就辭職不干了，我早就會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氣出個痛快。那個家伙準會從寫字桌后面直蹦起來！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總是那樣居高臨下坐在桌子后面對職員發號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聽，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李文俊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變形記  城堡》，2013年9月第8次印刷)

　　如果不是為了父母親而總是謹小慎微，我早就辭職不干了，我早就會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氣出個痛快。那個家伙準會從寫字桌后面直蹦起來！他的工作方式也真奇怪，總是那樣居高臨下坐在桌子上面對職員發號施令，再加上他的耳朵又偏偏重聽，大家不得不走到他跟前去。(李文俊原譯，《世界文學》1979年第1期)

　　這是寫格里高爾的一段內心獨白。譯林版本將老板“居高臨下坐在桌子上面”中的“上面”改成了“后面”，如果老板是坐在桌子后面，他的工作方式就談不上“真奇怪”了。這樣的修改顯然是錯誤的，與這段話的敘述邏輯不符。同樣的修改錯誤還出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審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說選》、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和2000年版《城堡  變形記》、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變形記》)等版本里。在《審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說選》“編者的話”里，透露“個別文字由譯者和編者做了修訂”。將“上面”修改成“后面”，是譯者所為，還是編者所為，現在已經無法考證，但修改肯定是錯誤的。謝瑩瑩、張榮昌、葉廷芳的譯文印證了這一點：

　　如果不是為了父母而強加克制的話，我老早就辭職不干了，我會到老板那兒去把心底話一吐為快，他聽了定會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也真是一種怪異做法，自己高高地坐在桌子上對底下的職員說話，而他又耳背，人家不得不靠到他跟前去。(謝瑩瑩譯)

　　假如我不考慮我父母的態度中，我早就辭職了，那樣我就會走到我的頭頭面前，把我的所有想法都一股腦兒倒出來，他不從高高的桌子上掉下來才怪！這也算得上是他的奇特方式，坐在桌子上居高臨下地跟職員們說話，而由于他的耳朵又背，大家必須走近才行。(葉廷芳譯)

　　我若不是為了我父母親的緣故而克制自己的話，早就辭職不干了，我就會走到老板面前，把我的意見一股腦兒全告訴他，他非從斜面桌上掉下來不可！他坐到那張斜面桌上，居高臨下地同職員說話，而由于他重聽人家就不得不走到他跟前來，這也真可以說是一種奇特的工作方式了。(張榮昌譯)

　　姬健梅、趙登榮的譯文與以上三種譯文一樣，均譯為“桌子上”。與五種德譯本譯文進行仔細比對，可以發現李文俊原譯中的“那個家伙準會從寫字桌后面直蹦起來”，應該修改為“那個家伙準會從寫字桌上蹦下來”。在這句話的翻譯中，五種德語直譯本更忠實于原文的意義。當然，在這段話中，葉廷芳將“老板”譯成了“頭頭”，可能也是誤譯。

　　四、“它”還是“他”

　　小說倒數第九段，老媽子發現格里高爾死后，馬上就去拉開老薩姆沙夫婦臥室的門，用足氣力向黑暗中嚷道：“你們快去瞧，它死了；它躺在那踹腿了。一點氣也沒有了！”李文俊、張榮昌、葉廷芳、謝瑩瑩、姬健梅、趙登榮的譯文用的都是“它”。但是在小說倒數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二段中，寫妹妹對哥哥的稱呼，出現了明顯差異。李文俊譯作的舊版本全部用“他”，個別版本與張榮昌譯本一樣，在倒數第十四段用“他”，倒數第十九、第二十二段中用“它”。葉廷芳、謝瑩瑩、姬健梅、趙登榮幾乎全部用“它”。王宏、王翠的譯作在這三段中全部用“他”。從妹妹對格里高爾的“判決”內容和語氣看，葉廷芳、謝瑩瑩、姬健梅和趙登榮的譯文可能較為貼切。倒數第十四段的內容也說明了這一點。下面是葉廷芳的三段譯文：

　　“親愛的父母親”，妹妹用手指敲了一下桌子說道，這樣下去可不行。這件事你們也許沒有看清，我可看透了。在這只怪物面前我都不愿說出我哥哥的名字，因此我只想說；我們一定得設法擺脫它。我們已經盡了我們的一切能力，想盡辦法照料它，容忍它，我想，誰也不能對我們有絲毫的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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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想辦法擺脫它”，妹妹現在只對父親一個人說……

　　“一定得把它弄走”，妹妹喊道，“這是唯一的辦法，父親。你只需設法擺脫這是格里高爾的念頭就行了。我們一直以為它是格里高爾，這實在是我們真正的不幸。可是它怎么會是格里高爾呢？假如它是格里高爾，那它早就該明白，人和這樣的動物是無法生活在一起的，早就自動跑掉了。那樣我們固然沒有了哥哥，但我們可以繼續生活下去，我們懷念他，敬重他。可你看這頭怪物，它緊隨我們不放，它在害我們……”

　　從小說內容看，因為妹妹強調“它”是“怪物”和“動物”，不是格里高爾，用“它”可能較為準確。比較幾種譯作，葉廷芳、謝瑩瑩、姬健梅、趙登榮對“他”與“它”的微妙處理基本類似，比其他譯文似乎更為恰當，更加傳神。妹妹對格里高爾的稱謂，反映了她對格里高爾的態度變化，顯示了卡夫卡將冷酷推至極致的能力。格里高爾的變形，隨著時間的流逝也越來越多地進入非人狀態，完全變成了甲蟲：“音樂如此打動他，難道他是一個動物嗎？”妹妹用“它”來稱呼格里高爾，這是對格里高爾變成動物的最后確認和“判決”：“人和這樣的動物無法生活在一起”。這是小說中最刻骨銘心的情節，與格里高爾感情最深的妹妹“把它弄走”的態度最為堅決，她將人形的格里高爾納入回憶的想象性存在，堅決否認變成甲蟲的“它”與格里高爾的任何聯系。卡夫卡給了我們一個深刻體會人與殘酷現實關系的字：它。翻譯中用“它”還是“他”，應忠實于小說原文。卡夫卡在寫作《變形記》時顯然進行過精心設計，他的意圖是在動物的形象與人的境況之間建立起更加準確的投影關系。這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卻體現了一個偉大作家和一個平庸作家之間的差別。

　　五、“墻角”為什么變成了“椅子角”

　　小說第三部分，妹妹準備拉小提琴時，父母因為從未出租過房間，所以對房客們過分客氣。在對這一場景的翻譯中，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變形記》(李文俊譯)有一處明顯誤譯：“有一位房客端了一把椅子請母親坐，她也沒敢挪動椅子，就在椅子角上坐了下來。”這段誤譯還出現在李文俊譯本的其他版本中(《世界文學》1979年第1期、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外國現代派作品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審判——卡夫卡中短篇小說選》、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和2000年版《城堡  變形記》、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變形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現代主義文學作品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外國文學作品選》、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20世紀歐美經典作品選》、文匯出版社2013年版《歐美經典荒誕小說精選》等)。

　　李文俊譯本的另外一些版本中卻出現了正確的譯法：“有一位房客端了一把椅子請母親坐，他正好把椅子放在墻角邊，她也沒敢挪動椅子，就在墻角邊坐了下來。”(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卡夫卡短篇小說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變形記》、漓江出版社1994年版《變形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卡夫卡小說選》等)。這種翻譯其實比較準確了，這表明李文俊對最初的譯作進行過修改。但更多的李文俊版本卻莫明其妙地將“墻角”變回了“椅子角”，還刪除了“他正好把椅子放在墻角邊”。這肯定與《變形記》原文相違，葉廷芳、謝瑩瑩、張榮昌、趙登榮、姬健梅的五種直譯本都提供了佐證，下面列出其中三種譯文：

　　母親坐在一位房客端來請她坐的椅子上，那位先生正好把椅子放在一旁角落里，母親也就不加挪動而坐在那兒了。(謝瑩瑩譯)

　　母親卻得到了一把由一位房客遞給她的椅子，坐在邊上一個角落里，因為那位房客偶然把椅子放到那里，所以她也就坐在那里了。(張榮昌譯)

　　母親接受了一個房客遞過來的一把椅子，她沒有移動椅子，就在它所在的那個角落里坐下了。(葉廷芳譯)

　　譯事無止境。《變形記》極其豐富的內容，別具風格的敘事方式，給翻譯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李文俊先生多次對譯本進行過修改，對他不同的版本也需要加以對比分析，在傳達原文的內容上，多有不一致之處。

　　六、神秘數字“三”可以意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