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忻州城，向北，向西，向西北，這就到了河曲。當地文友把我們領到一座庭院，接待我們的是一個壯實的中年漢子，紅紅的臉膛上閃爍一雙明亮的眼睛。朋友介紹說，這位是河曲二人臺劇團的團長王掌良，從內蒙古自治區二人臺劇團退休回山西，在家鄉辦起了劇團，說是團長，其實編劇、導演、演員、搬運工的活他都干。

參觀的路上，我們了解到，河曲二人臺劇團有50多號人，演員均來自鄉村，多數是農民。粗粗一算，一出二人臺小戲，只需要5個人，3個人鼓搗三大件，笛子、四胡、揚琴，一丑一旦兩個上臺對唱，頓時風生水起。如此一算，這個團可以同時上演十場二人臺，可謂小戲登大臺，人少做大事。在這片并不富饒的土地上，山川河流，村頭田間，有二人臺的歌聲相伴，生活就會增添很多詩意。

休息時，大家起哄，請王團長清唱一曲。他沒有推辭，走到對面，轉身面向我們站定，做了一個深呼吸，神情凝重起來，視線略微抬起，突然，身體一振，一句歌詞飛出胸腔：“天下的黃河幾十幾道彎……”頓時，休息室安靜下來，似乎連院子里的樹木、花草和小鳥都屏住了呼吸，天地靜默，一起聆聽王掌良聲情并茂的《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

“天下的黃河，幾十幾只船，幾十幾根桿……”王掌良漸漸進入忘我狀態，節拍層層遞進，歌聲由蒼涼悲愴到高亢激越，聽得我們熱血沸騰。一曲下來，意猶未盡，又唱了一曲《難活不過人想人》。

合影的時候，我問王掌良，今年多大歲數了？答曰七十有一。不免吃驚，這么大歲數了，還字正腔圓，而且精神抖擻，看不出啊。這貼地行走的民間藝術，這遍地開花的二人臺小戲，果真能夠讓人青春常駐？

一天后，在更西北方的偏關縣老牛灣，眺望形如太極圖案的乾坤灣，我似乎又聽到了王掌良的歌聲在黃河河面上繚繞，在峽谷里回蕩。當地文旅部門的一名干部跟我講，山西省西北偏關縣、河曲縣、保德縣，就是當年山西百姓走西口的地方。可以說，“走西口”孕育了二人臺。

又是一怔。當年聽過《走西口》，至今記得幾句，“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難留，提起哥哥你走西口，哎小妹妹淚長流，送出來就大門口，小妹妹我不丟手……”凄涼，哀婉，深情，纏綿。但當時并不知道，這首歌同二人臺小戲密切相關，更不知道這首歌背后的故事。

古代，晉西北戰事頻仍，留下諸多遺跡。一路上我們頻繁看到，長城殘骸、烽火臺、戰場舊址，特別是用于屯兵防御的關門。站在老牛灣舉目一望，從偏關到河曲再到保德，黃河東岸關隘密布。說“黃河東岸”并不準確，因為在這一帶，黃河不斷改道，導致山西、內蒙古、陜西的界線扭來扭去，從地圖上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耐人尋味的是，有關就有關口，有些關就是口。晉西北本來自然條件就差，清代曾有人說：“江南二百四十步為畝，山西千步為畝，而田之歲入，不及江南什一。”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一句話說到底，石頭地上不長莊稼，再加上統治者的暴政，百姓難以維持起碼的溫飽。

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在一河之隔，對面卻有大片荒蕪的土地。清政府在黃河岸邊、長城腳下劃出一條五十里寬、一千里長的“禁留地”，既不準蒙古族牧民南下放牧，也不許漢人北上種地。雖然后來有限地放寬了政策，出現了“走西口”移民潮，但朝廷仍然制定了很多“不準”，只能春出秋歸，不準建造房屋，戶口仍在原籍，謂之“雁行客”。與此同時，“旅蒙商”也應運而生。于是乎，出現了我們能夠想象得到的一幕——春天里，男人們背井離鄉，到了秋天，把一點血汗錢藏在褲腰帶里，越過黃河，翻過長城，避開官兵的盤剝，回到家鄉，給妻兒一點補償。

一個意想不到的情況是，每年的離別，多年的守望，長期的期盼，難得的重逢，在這塊土地上孕育了一門藝術——二人臺。為什么要唱《走西口》，因為不舍，因為思念，因為擔憂，也因為一腔生命的火焰在燃燒，因為《難活不過人想人》——

“隔山隔水呀那個不隔音，青山那個臥白云，山曲那個串起兩顆心，白日里想你盼黃昏，黑夜里想你等不到明，眼望那個青山呀霧沉沉，難活不過那個人想人……”

聽聽這歌聲！這是向苦難抗爭，向蒼天發問，向遠方的親人傾訴衷腸。難怪，這門藝術如此流行，千家萬戶，從古至今，不僅在晉西北土地上經久不衰，還走向內蒙古，走向陜西，走向甘肅，走向寧夏，走向北京。原來，在那蒼涼的歌聲里，有歷史的記憶，有民族文化發展的密碼，有我們生命深處的情感表達。

二人臺這種藝術在中國西北流行甚廣，內蒙古稱之為“爬山調”，陜、甘、寧等地稱之為“花兒”，最初的曲目、堪稱代表作的便是《走西口》，這首歌后來甚至成為流行歌曲，一度唱遍大江南北。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最初是以“二人臺”的形式出現的。據資料記載，清咸豐年間，山西大旱，二里半村的農民太春，走西口謀生，同妻子玉蓮告別，留下一曲對唱——

（女）：哥哥你要走，玉蓮淚雙流。走路走大路，你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兒多，能給哥哥解憂愁……

（男）：走出一里半，扭回頭來看，筦見小妹妹，還在房上站……

歌曲表現的離愁別緒、百般無奈，隱含著對封建制度的強烈不滿，和對重逢團聚的強烈期盼，具有直擊人心的力量。

分析認為，這個故事和對唱，應該是創作的產物，并且在后來經過無數次、無數個“太春”和“玉蓮”再度創作，所以才有了各種形式、各種唱法的《走西口》。有人認為二人臺就是《走西口》，《走西口》就是二人臺，我認為這樣說可能不太準確。應該說，《走西口》只是二人臺的源頭，也甚至可以說是二人臺的領軍曲目，但它不是二人臺的全部。

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精彩，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精彩。在偏關老牛灣，目之所及，近處是無磚無瓦的土黃色石片房，那是歷史留給我們的苦難見證；遠處是高樓林立、碧波環繞的現代建筑，這是新中國、新時代為百姓帶來的福祉。

離開老牛灣之前，當地文友特意為我們安排了一場《踢鼓秧歌》，清一色的農民，半數以上老人，吹拉彈唱，載歌載舞。我特別注意到隊伍后面兩個丑角，邊唱邊跳，一招一式，十分賣力。分手之前我問一個扮演丑角的老者，怎么樣，現在生活好了吧？他聽明白我的話，笑逐顏開地說，好著呢，好著呢！

說話時，他臉上的粉渣直往下掉。

是啊，好著呢。再苦的日子也要唱著過，甜蜜的日子更要唱著過。

我問，會唱二人臺嗎？

老漢回答，會啊，偏關人人都會唱二人臺，不會唱二人臺，算啥偏關人呢。

百姓的藝術百姓愛。據不完全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僅河曲、偏關和保德三縣，民間創作的二人臺劇目就有一萬種以上。二人臺作為最接地氣的民間藝術之一，在晉西北不僅有頑強的生命力，也有遼闊的覆蓋力，不僅在它的第一故鄉山西深深扎根，在它的第二故鄉、第三故鄉也是枝葉繁茂，尤以內蒙古地區為最。因此我們有理由說，二人臺這門藝術，在融合和提升民族文化的事業上，起著重要的作用。

從忻州回來，我很快同忻州藝術研究院的劉穎娣老師取得了聯系，受益良多。她跟我講，很高興我關注二人臺，那是民間的一塊瑰寶，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大家庭的一道亮麗風景。

寫這篇文章時，我上網下載了一段視頻，重溫王掌良的演唱：“我知道那天下黃河，九十九道彎，九十九道彎里有九十九條船，九十九條船上有九十九根桿，九十九個艄公搬動九十九條船……”

這首歌并沒有宏大敘事，似乎也并沒有講一個完整的故事，但是我卻從中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力量，好像我也成為一個艄公，手持長桿，在黃河的九十九道彎里中流擊水，撐動某一條小船——也許是一條大船。

劉穎娣老師的文章證實了我的一些看法，二人臺這門藝術，發軔于苦難，成熟于思念，而到了新中國，從形式到內容都有了很大變化，更加注重美學品質——因為那是從幾百年、幾百萬人創作的粗糲素材中提煉出來的，很多節目反映時代的變遷、生活的樂趣、未來的希望，如《珍珠倒卷簾》《船工號子》《串河灣》等。如果說，萌芽時期的二人臺是唱出來的，也是哭出來的，有著明顯的悲劇色彩，那么，今天的二人臺，有唱有哭也有笑，有哀婉也有豪放，悲喜交集，樂在其中。

我喜歡二人臺，喜歡它的煙火味，喜歡它的輕便和通俗。我欣喜地了解到，忻州地區，特別是偏關、河曲、保德等地的黨委政府，加大對二人臺的保護和發展力度，“河曲民歌”和“二人臺”入選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就在這篇文章快要結尾時，我接到一份邀請，約我去鄂爾多斯參加一個文學活動。我當即回復：可以。我設想，用不了多久，我就會站在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和清水河縣的河畔，向東向南眺望，重新打量二人臺和《走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