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質疑大學教授63歲退休的統一規定，說人文學者訓練時間長、成熟年限晚，應該比理工科教授多工作三五年。大家都覺得這是在說笑話，因當今中國大學校長絕大多數理工科出身，他們不會同意這么做的。記得北京大學原校長許智宏先生曾問我，你們文科教授老說63歲退休太早了，你跟我說實話，60歲以后還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專業創新嗎？我的回答很干脆：“正當時。”此前因教學任務及油鹽醬醋，著述多受牽制，如今知識積累豐富，且擺脫內外各種束縛，可以從容發揮。我舉的例子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錢理群與洪子誠，兩位先生都是退休后的學術成果在質與量兩方面都大為提升。另外，老錢再三說，洪老師2002年的循例退休（現在北京大學也改了，文科教授可延后退休），對北京大學中文系，尤其是中國當代文學學科是巨大的損失。但換一個角度，對洪老師個人來說，此舉使其得以集中精力，勤奮著述，收獲無數粉絲，可謂因禍得福。一個教授，退休22年，仍有如此學術影響力，實在是個奇跡。

八年前，暨南大學召開“文學評論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生成”研討會，說是要聚焦“粵派批評”，邀我參加，我謝絕了。洪子誠、溫儒敏、黃子平不曉得這是“鴻門宴”，參加會議并被要求就此話題表態。《羊城晚報》迅速統合成一個有關“粵派批評”的專版，這就是2016年6月5日見報的《“粵派批評”一說成立嗎？》。報道稱，對于“粵派批評”這個概念，贊成的有廣州的蔣述卓、賀仲明等，反對的是北京的洪子誠、楊匡漢等。定調的主旨文章乃陳劍暉的《粵派批評已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據說該版第一時間得到了上級主管領導的批示，從而正式吹響“粵派批評”大討論的集結號。隨后，《羊城晚報》再接再厲，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又組織了20多個版面討論“粵派批評”，吸引劉斯奮、黃樹森、蔣述卓、林崗、謝有順、李鳳亮等諸多名家參加討論。

我因遠離風暴中心，屬于后知后覺。今年一月，我回老家潮州，給潮汕三市及相關大學贈送新出版的24卷《陳平原文集》，座談會上，韓山師范學院副校長黃景忠舊事重提，說潮汕人適合做文學史家，而不是文學批評家，舉的例子是洪老師和我。理由是有修養、善讀書、性格溫和、深耕細作，但膽子小，上窮碧落下黃泉，把相關材料都讀完了才下判斷，那時黃花菜已經涼了。這種性格，適合當青燈黃卷的史學家，而無法出任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的革命家——不管是政治革命還是文學革命。

這讓我想起“中國作家網”轉載“謝有順說小說”（微信公眾號）2018年2月27日的《關于“粵派批評”的三個感想》，其中提及：“粵派批評中，非常顯著的是文學史家集中，如果按籍貫和工作地算，洪子誠、溫儒敏、楊義、陳平原、陳思和、黃修己、饒芃子等人，都和‘粵’字有關，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的半壁江山都和廣東有關。”文學史家重歷史、重資料、重實證，“這種務實，是廣東人的一大優點”。筆鋒一轉，謝文稱：“為什么這些年廣東提不出大的理論，沒有大的理論構想，領不了思想風潮，甚至從來沒有想要引領理論和批評發展趨勢的氣魄？我認為，它跟廣東過分重視‘實學’，缺一點‘虛學’的氣度和情懷大有關系。”

還有近期“花城”公眾號推送的《新南方寫作，去到比南方更“南”的地方》，說的是2023年8月21日“新南方寫作：流動性與未來性”文學交流活動在廣州花城文學院舉行，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蔣述卓首先發言：“在文學史上整理和回顧粵派文學批評的譜系，我們會看到陳平原、溫儒敏、洪子誠、楊義等人的名字，甚至可以追溯到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如今《粵派評論叢書》已經出版了32種，接下來還會有新的作品出現。”

洪老師屬不屬于“粵派批評”，以及史家是否因過分崇尚“實學”而壓抑“大理論”的生長，這些留待專業人士評說，我只覺得自己有義務，談談我心目中作為文學/史家的洪老師。為什么要加一撇，變成“文學”與“史家”呢？中間這一撇，其實大有深意，凸顯的不是研究“文學史”的專家，而是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的“史家”。為何如此立論，請參閱梁啟超的《新史學》以及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在我看來，洪老師的基本立場、研究方法，以及評判標準，屬于廣義的史學，而非文學。當然，前面那個“文學”也是很有意義的，使得其與一般的史學家拉開了距離，這里不僅指研究對象，更包括生活態度與思維方式。是史家，但帶有文學家的趣味與眼光，具體體現在對文字的敏感，對作家作品的體貼，還有就是多疑、敏銳、猶豫、不確定，謝絕板上釘釘，更傾向于自我反省，堅持論述的“彈性”以及表達的“迂回”。

有件陳年往事值得一說。1990年4月20日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座談剛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錄音整理稿經各位審定，以《小說史體例與小說史研究——〈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討論紀要》為題刊出，后收入我的《中國現代小說的起點——清末民初小說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2010）。對這篇紀要的解讀，請參閱我的《敘事模式與文學進程——關于〈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及其他》（《文藝爭鳴》2021年第1期）。其中洪子誠老師的發言，表揚的話就不引了，就說批評的：

……總的來說，這本書“論”的成分大，“史”的性質弱。

另外，有必要研究類型與個性的關系。陳平原善于抓類型，很精彩。但文學現象有許多例外，有其豐富性和生動性。文學作為一種人的精神現象，有時候不能完全用類型來歸納把握。當然，每種文學史都有其局限性，都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但有些大作家的獨特創造，可能會被消解在這種類型分析中，這未免可惜。

那時候我們正在嚴家炎、錢理群的主持下，從事集體項目《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大家最為關心的是文學史到底該怎么寫。可惜這套大書半途而廢，只刊行了六卷理論資料集，還有我撰寫的屬于探路的第一卷。洪老師的評議中，蘊含著他對文學史體例的思考，尤其是“文學現象有許多例外，有其豐富性和生動性”，這句話很有哲理性，引起我諸多思考，在日后的研究中，部分得到糾正與落實。

洪子誠老師之所以越來越受學界（尤其年輕一輩）的推崇，既緣于時代，也緣于學院化大潮。可以說，洪老師的表達方式不適合于20世紀80年代狂飆突進的時代思潮，更契合21世紀步步為營的學術風氣。今天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年輕學者，更喜歡洪老師的思維與表達方式：博學、深思、遲疑、自嘲。這跟年齡、閱歷與學養有關，也與時代思潮以及學術目標相關。

這是一位勤于思考且勇于探索的研究者，始終在探路、問路與引路。洪老師影響最大的著作無疑是《中國當代文學史》，我曾認真拜讀過香港青文書店1997年版《中國當代文學概說》，那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雛形，不太受教科書格局的束縛，更為單刀直入，也更讓我這個外行大受沖擊。另外，洪老師退休前的課程講義《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為后學開出無數法門，讓人腦洞大開。再就是《當代文學中的世界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這書很有生長性，去年我在“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專題課上選讀此書，學生們很投入，也有很好的發揮，期末作業，我推薦兩篇到學術刊物上發表。在我看來，擅長提出帶有挑戰性的大問題，創新研究方法，在推進相關論述時，極為注意與年輕一輩學者對話，這是洪先生的治學特點。

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傲慢與偏見”，史學也不例外。在我眼中，作為史家的洪子誠，因文學的滋潤、哲學的引領，再加上天性以及某種宗教浸染，顯得很是謙卑。作為一種思考角度以及論述立場，洪老師很少斬釘截鐵的判斷，更多的是左盤右帶與自我質疑。可你要是以為洪老師不夠自信，那就大錯特錯了。聰明人的自嘲，往往意味著另一種智慧。單看其在若干緊要關頭不改初衷，守住底線，拒絕隨波逐流，就明白其論述的“彈性”以及表達的“迂回”，都只是一種煙幕彈，或者說修辭策略。◎

陳平原，河南大學文學院。此乃作者2024年6月8日在北京大學舉辦的“洪子誠文學史研究與當代文學學科發展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