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秋天以后，我父母的家就搬到了西南大學校外，在原北碚文星灣大明紡織染廠舊址處新建的學府小區。他們奮斗了一生，終于在這里找到了歸宿，這一住就是十四年……

從我們家乘電梯下樓右拐，有兩條路可達學府小區門口，一條是左邊的車行道，一條從右邊花叢中的小路穿過中庭，在大門口與車行道會合。大門左邊的人行天橋可通校園內，一進校園就是西大出版社剛剛落成的新大樓，然后是曾經的美術學院（現在的管理學院）那棟非常別致的像城堡一樣的老建筑。“城堡”的前面是一個美麗的小花園，有草坪、矮樹、石雕、椅子……還塑著一尊孔子的雕像。從花園的右邊走下石階，再向右朝六號門走下坡去，在還未到門口的地方向左走上那個蒼老的石階，就來到了那棵青桐樹的附近……這里現在是一塊小小的休閑區，那棵樹應該還在，嗯，應該就是那一棵……

剛才我領你們走的是我的一趟逆光之旅，大約也就四五百米的距離，耗時一般不會超過二十分鐘，然而順著來時，我卻走了四十年。沒想到四十年就走了這么小小的一段距離，將來似也沒有遠徙的可能，年少時心比天高，志在四海，竟沒想到此生大概會終老嘉陵山水，終老西師故園……

一

我在《西師的童年》一文中曾寫到：“當年四新村的那些老居民樓也早已消失……”其實并不十分確切，我童年的房子確實沒有了，但馬路對面現在還剩幾棟當年的老樓，它們看著比記憶中更加陳舊、衰敗、安靜，里面曾經有那么多親切的笑臉和熟悉的聲音，如今誰還住在這里呢？有些道路還見當年的開端，卻找不到曾經的去向……故園并非灰飛煙滅，而是變得有些不倫不類，似是而非，像極了我們現在的中年人生。就說六號門吧，還是童年時的那道后門，門口那個小小的傳達室依然還在那兒，就是用幾塊水泥板子和一些磚簡單砌成的一間小房子，小時候我經常進去玩……有一次父親把家里一個不要的舊藤椅送給了傳達室的師傅，傳達室的師傅非常高興，很長一段時間都看到他舒舒服服、趾高氣揚地坐在那個藤椅上值班。我想如果要把這個類似臨時搭建的傳達室拆除，恐怕要不了兩天時間，但它居然可以屹立幾十年不倒！或許就是因為它太不起眼，太渺小了，學校里有那么多大事，誰也不會去打它的主意，它因此而得長壽，像極了一個飽經滄桑、慣看秋月春風的拾荒老人……

我的父母都是這所大學的老師，一個是書記，一個是所長。他們都是曾經的那個年代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講奉獻，講大公無私。尤其是母親，多年以后我才有所領悟，原來她就是焦裕祿，她就是孔繁森，她就是盧作孚，只不過是千千萬萬個普通的無名的罷了……因為如此，父親不僅要忙教學科研及行政工作，還承擔了幾乎所有的家務，即便如此，他還在經常懺悔自己的思想境界不如母親高！我出生那會兒，母親還是輔導員，每天我還在睡夢中她就上班去了，晚上回家的時候我又已經睡著，這樣很長一段時間都見不著她的面，就不認識了。后來突然有一天見到了，我疑惑地看著她，叫了聲阿姨。其實父親同樣很忙，有一次他去外地學習了幾個月，回來后我也不認識了，開口叫他爺爺。

母親上班忙工作，下班也忙工作，她和同事在下班的路上談工作，走到分岔路口還可以聊幾個小時。父親叫她回家吃飯，她說馬上，還有最后幾句話，但這最后幾句話又可以說很長一陣，于是父親經常抱怨道：“明明就幾句話的事情！”母親對日常生活的各種事務極為陌生，有一次父親叫她去買米，她就去了，一會兒空著手走了回來，原來沒拿糧票，她又去了，又空著手回來，又沒拿糧本（八十年代初買米必須的兩件東西）……可見她從未買過米！還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母親擔任學院書記期間，院里一位教師的夫妻感情出現了問題，要說這種私事根本不在單位領導的職責范圍內，但女方卻經常來找母親反映情況，傾訴感情。母親來者不拒，經常一下午，一晚上地陪著她逗悶子，這總算仁至義盡了吧？沒想到斗米養仇人，后來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未如她心意，就跑到我家來鬧，也不管母親還在吃飯，而且出言侮辱，最后忍無可忍的父親將她一頓痛罵，轟了出去，從此便再也不來，這件事就這樣荒誕地解決了。母親對學生更是沒得話說，幾十年大浪淘沙，桃李滿天下。有一次我的一位曾經的老師用一種頗為無奈的語氣對我說：“你媽媽對學生硬是（重慶話，意為“真是”）好得不得了！”然而誰又能想到，多年以后學生們對她的每一句感恩和贊揚，都轉換成了她對我的愧疚與懺悔……

由于疏于照顧，我從小身體就不好，再加上那個年代醫療條件較差，也許是在一次輸液或打針的過程中被感染了乙肝。稍有常識的人便知道，這個病治不好，只能控制不讓它發作，但對免疫系統肯定會有一定的傷害，因此對我是雪上加霜。就這樣，童年和疾病總是牽連在一起，讓我覺得周圍的景物都有些陰郁黯淡，讓我從小就顯得有些深沉內斂。我爸還經常故意逗我說：“別的孩子都在太陽下跑來跑去地玩耍，就你一個窩在屋里吭吭地咳嗽。”重慶各個級別的醫院都成了我經常光顧的地方，給我看過病的名醫也可以排出一個豪華陣容。那時候我對死亡逐漸有了一些感知，最初是有一天早晨，我從陽臺看見對面壩子上停著一張蓋著白布的床，周圍一動不動地坐著幾個陷入沉默的人……鄰家的小元不懂事，這個他從未見過的場景讓他驚駭莫名，便四處嚎叫著宣傳說：“這里死了人啦！”當然很快就被他媽撕扯了回去。接下來幾天那兒就搭起了靈棚，奏起了哀樂，還能隱約看見有一盞幽幽的煤油燈……這大概就是我對死亡的最初印象，后來我去醫院，第一件事就是古怪地打聽太平間的位置！我中學時寫過一篇叫《醫院》的散文，我后來的碩士研究生導師看了以后驚訝道：怎么這個年紀的孩子就在想這個問題呢？

在所有的醫院中，我最熟悉，也最感親切的是西師的校醫院，它朦朦朧朧地被認為是我健康的第一道防線。那時的校醫院十分簡陋，就是一棟兩層樓高的很舊的黃房子，一樓驗血打針，二樓看病輸液……我曾有兩次較長時間的休學，其中第二次是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在大醫院住院治療結束后回家休養，還須每天去校醫院打針。那段時間我就成天獨自一人往返于去校醫院的路上，醫院幾乎每一個醫生都認識我，有一次我偶然聽見一個醫生在我身后嘆息道：“這孩子……”但我心里并不覺得苦悶，雖然遠離了在學校和老師同學們在一起的熱鬧生活，但我喜歡校醫院的寧靜，和那熟悉的消毒水與青霉素味，以及來回路上美麗的風景……

在那個堪稱豪華陣容的醫生名單中，有一位姓陳的老中醫讓我至今難忘。他其實并非醫生，而是生物系的一名工人，自學中醫，頗有造詣，比醫院很多正規醫生看病效果還好，很多人都慕名去找他看病。每次我生病爸媽就把我裹得嚴嚴實實地放在自行車上，推著車朝他家走去。他住在西師后校門旁邊的教職工樓里，開門的往往是他愛人，看見病人來了她只朝里面喊一聲“老陳”于無論黑夜白天，陳醫生都會神采奕奕地坐在他客廳的那張桌案旁望聞問切，自信地斷病開方，揮筆在一張小小的處方箋上寫出一些很難辨認的符號。陳醫生的家非常簡樸，墻上掛著一個永遠在左右擺動的擺鐘……他確實醫術高明，幾乎藥到病除，對病人常有撥云見日之感！最關鍵的是，他看病分文不取！有一次過節我和母親提了袋水果去表示感謝，他都堅決不收，正僵持之際，我一把搶過水果袋就往樓下跑，并生氣地對母親說：“人家不要你還鼓搗（重慶話，意為“非要”）送！”惹得他們都笑了起來。后來陳醫生名聲越來越響，終于被北碚的康復醫院聘為了名老中醫，找他看病的人更是排起了長龍，據說半夜都有人去排隊搶號。多年以后一個和暖的春天下午，我在校園里散著步，無意間又走到了當年陳醫生居住的那幾棟房子周圍，看見一個老人正靜靜地坐在一堆被丟棄了的舊家具中間，周圍鴉雀無聲……不知道陳醫生還健在嗎？還住在這里嗎？回想起來，是他最早給了我對中醫的直觀印象，也為我建立起了對中醫的信任。

當然我還得和乙肝做長期的斗爭，但所有醫生的結論都差不多：“半年復查一次，防止惡化，徹底治愈是不可能的，這是世界難題，除非……”說來也奇怪，我三十歲后身體倒逐漸皮實了，也仿佛越來越健康，2022年在一次單位的常規體檢中，我的乙肝表面抗原竟然神奇地自然轉陰，而這也就是醫生所說的那個“除非”。那又是一個天氣晴好的下午，拿到體檢報告后，我在醫院前面的廣場上要了杯清茶坐下慢慢地喝著，感覺服務員和周圍人們的面孔都充滿了善意。溫暖的陽光讓我有些昏昏欲睡，幾十年光陰，一幕幕往事仿佛都在空中穿梭……這世間的很多事物，包括某種疾病，有時就像這個世界本身一樣是一個謎，來得莫名其妙，去得無緣無故。我又想起我被查出乙肝而不能上幼兒園的那些日子，父親就經常一個人帶著我去離家不遠的桃花山閑逛散心。那時的桃花山正在大興土木，建居民樓，父親別出心裁地撿了不少黃土，回家做成各種精致的車子、坦克、房屋……然后一排排地放在陽臺上展覽，陪我度過了那些寂寞的時光。而后來建成的那些居民樓里，住著多少和我一起長大的小伙伴，還有看著我們長大的叔叔阿姨，那些熟悉的平臺、拐角、走廊又藏著多少昨天的故事……多年以后我才有所領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西師以及后來西大的校園，將注定成為我此生的桃源！

二

從小在大學校園里長大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感受？不好說，好像也沒什么特別的地方，甚至有些單調。比如有七年時間，我都從三號門穿過那條叫水嵐埡的馬路，去下面的西師附小上學，又有六年時間，我又通過校園北面的一個圍墻豁口去位于文星灣大橋北橋頭的西師附中讀書，十三年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

當然在這之前還有一段西師幼兒園的史前史，時間在那兒幾乎是凝固的。西師幼兒園是大園中的小園，園中之園，我病情好轉以后就去了那兒。第一天上幼兒園，所有的孩子一開始都呆若木雞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老師們把早飯端了上來叫我們吃，只有一個孩子哆哆嗦嗦地端起碗來喝了一小口牛奶，又抖抖索索地把碗放下……從此我們開始在這里建立起對世界的最初認識，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著這個斑斕的世界。一天一個叫支支的小朋友很得意地對我們說，他知道什么是“晚霞”！那是一個彩霞滿天的黃昏，支支在走廊上用手指著無垠的天空給我們解說著：“……這里是大晚霞，那里是小晚霞……”結果我還是沒懂他的意思，我以為他指的那個樹杈那兒就叫“晚霞”，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又把他拉到走廊上，指著樹杈那兒說：“看，晚霞！”支支愣了一下奇怪地說：“哪有？”

我在《西師的童年》一文中曾介紹過西師附小那個非常小的校園，同樣，時間在里面也爬得比蝸牛還慢，七年（含預備班）就爬了兩次樓梯，從預備班到三年級是左邊那棟老樓，四年級到六年級是右邊那棟新樓，一年更上一層樓……在那兒學過的課程中，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恰恰是當初不怎么重視的音樂課。音樂課從不參加期末考試，當然更不會參加最終的升學考試，和語文數學這些生死攸關的科目比起來，它最“沒用”，但卻是給我們童年帶來最多色彩與感情的課程……學校有專門的音樂教室，設在老樓的底層，每次我走進那間教室都仿佛進入了一個淡藍色的世界，或許是教室那別致的窗簾營造的效果，讓我從最初就感覺到，音樂永遠是人類的一種夢境！教室里用的全是長條桌和長條凳，孩子們規規矩矩地坐成一排排。教室前方安放著一架風琴，它正在等待音樂老師的到來……音樂老師是一位姓邱的年輕女老師，她上課十分生動，熱情似火，看得出來她熱愛她的職業，把學生都當成她的孩子。她會經常拍拍這個孩子的腦袋，揉揉那個孩子的臉頰，帶動大家全身心地融入到音樂的世界中……然而她身體恐怕并不好，有一次她說道 ：“別看邱老師在你們面前活蹦亂跳的，回家就癱到床上了！”

那時流行歌曲還沒有進入我們的世界，所以我們平時唱的都是邱老師教的歌。尤其音樂課剛剛結束，甚至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們都會慣性地唱著哼著才學會的歌，頗有余音繞梁、縷縷不絕之感。到了五六年級，升學壓力已經很大，我們每天早起晚睡，白天上學，晚上補課，但歌聲仍未消失。記得有兩個特別愛唱歌的女生，我每次在晚上去補課的路上都會迎面撞見她們，她們總唱著邱老師教的那首非常好聽的《銀色的馬車從天上來》。幾年以后，其中一個女生患白血病去世，香消玉殞于花季，只有那永不磨滅的歌聲飄蕩在過去，飄蕩在現在，飄蕩在未來的永恒時空中！

上了西師附中以后，學習負擔就更重，競爭也更激烈了。早晨起來上學都是一路小跑，后來那條路我閉著眼睛都能走，因為哪一步對應哪個坑哪個凼都已形成了機械記憶，就像高水平的按摩師一下就能精準地點到人體穴位，我上學的腳步就像打字機，也像行走的踢踏舞……那時我們幾乎所有的關注都集中到考試分數和排名方面，慢慢變得不那么單純起來。事情還得從小學高年級說起，當時我是校足球隊隊長，一天放學，突然有個隔壁班的女生跑來告訴我想送我一個足球，那時還很懵懂幼稚的我就問她為什么要送我足球？她就笑著說：“你要不要嘛？”我還是反復地向她追問送足球的原因，問了一路，最后球也沒送成。后來那女生也讀了附中，卻不知為何“聲名遠揚”，成了眾人眼中的“霉星”！沒人愿意跟她說話，跟她一起玩，連看見她都要躲，做操的時候，她周圍方圓幾米以內都屬于無人區，班主任為此事開過好多次班會都解決不了……我一直搞不懂大家歧視她的原因，就因為她成績差嗎？這能成為理由？因為她長得丑？感覺她也就是一個相貌很普通的女孩子，而且在我看來有些比她還丑的女的都在嘲笑她的丑……沒人能夠明白……在多年以后的朋友聚會當中，已經成年的大家回憶起這件事，多少流露出一些對她的愧疚與懺悔，有一位同學還說：“你們哪個敢說當初沒有歧視過她？”他說的當然不確切，我就沒歧視過她，我還知道有哪幾位同學幫她說過話，有一位老師甚至說：“你們這樣做比拿刀殺人還要可惡！”但后來我跟那女生也不熟了，她總是面無表情，很難看到她開口說話，每次遇到她我都善意地對她點頭微笑，她也對我淡淡地一笑，能感覺到，她心里真的冷！此時她也明白，自己已經失去了喜歡任何人的資格！

這樣的事是不是覺得很熟悉？它既有深厚的歷史共性，也有獨特的時代個性……我暫時只能說，在工具化教育的大背景下，在以考試分數為杠桿的應試教育體制中，教育的人本論在我們這一代依然沒有得到落實，真正的人文主義教育也很薄弱……即便相比較而言，由于西師的人文底蘊，我的母校可能已經算是全國最人性化的中學之一了……

三

在重慶乃至全國，很多人都慕名“西師的園子”，慕名它的綠樹成蔭、花草掩映、區域廣闊、鷺飛蟲鳴。生于斯，長于斯，我們得天獨厚……西師的校園本就很大，2005年和西南農業大學合并以后，又將中間的一個五一所（一個軍事研究基地）并了進來，對于一所學校而言，就簡直大得難以形容了……每年寒暑假期間，學生們大都走了，整個校園出奇地安靜、空曠！此時在校園里走著，很久才碰到一個行人，教室和食堂都失去了往日的熱鬧，零星有那么幾個學生……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校園的空氣也是一級的好！而這樣的氛圍到了晚上就更加濃烈，尤其是春節前后那幾天，整個校園簡直空寂無人，卻又亮起了一排排的燈籠，掛起了一串串的彩燈，感覺西大的新年，在人間以外！記得我才到《紅巖》雜志社工作的時候，編輯部集體去我家做了一次家訪，當車行駛在寧逸的西大校園中時，大家都紛紛被這里獨特的環境吸引住了，散文家吳佳駿率性地一拍大腿說道：“這里很好，適合安放思想！”他說得沒錯，有多少數不清的日日夜夜，我背著書包徜徉在空曠的校園中，看到哪個亮著燈光的自習室有空位就走進去坐下，然后拿出書包里裝著的《西方哲學史》《小邏輯》《美學》《雙城記》《時間的玫瑰》《北歐現代詩選》……身邊是一起安靜學習的年輕人，此時我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窗外是行進中的夜，仿佛“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大約有十年時間，也就是我從初一到研究生的成長階段，我們家住在桃花山的文淵湖畔，就是我小時候生病父親帶我去撿黃土的那一帶附近。我們家住頂樓，視野很好，周圍綠樹環抱，青山掩映，無論春夏秋冬，窗外都是一幅大自然的天工杰作、美麗畫卷。早晨，還在被窩里就聽見窗外大自然的聲音，那是由各種鳥類、昆蟲和蛙合奏的輕音樂，讓人內心感覺特別空靈。樓下就是文淵湖，一塊人工石上有西大著名書法家秦效侃先生題寫的“文淵湖”三個字，還有文學家曹廷華先生寫的《文淵湖銘》。湖畔垂柳依依，白鷺翱翔，時常有默默讀書學習的大學生，有閑逸的對對情侶。在大學里生活居住，經常也能聽見悅耳的歌聲與琴音，有一次我突然聽見樓下傳來歌聲，探頭望見一個女生正在湖岸來回踱步，兀自地唱著一首王心凌的《羽毛》，她唱得真好，整個場景宛若一首情詩一樣醉人……

余光中先生有“高樓對海”之吟，我這就算是“高樓對湖”吧。那時我擁有了自己的一個小房間，只有幾平米，緊湊地挨放著一張小床、一張書桌、一個書柜還有一個小衣櫥，僅可容膝而已，但只要關起門來便是一個獨立自由的小天地，不管外面是狂風驟雨，還是寒冬酷暑，皆無法擾我靜思。又因為住在頂樓，小屋便有一種懸空之感，可載我宇宙遨游……

桃花山的夜晚孤獨而寂寞，遠遠的幾盞路燈默默地照著空曠無人的馬路，零星的幾家小賣部里透出燈光和人聲，我從某個黑暗的角落走到另一個黑暗的角落，卻又有無比的溫馨和安全感。此時思緒也在黑暗與寂靜中翻飛，看見一排黑漆漆的房子就想到《呼嘯山莊》，感覺到一些奇怪的動靜就想起《百年孤獨》，那些歷史和文學中的幽靈開始在我眼前閃現，在我耳畔漫語……我大學中文系的一位老師終生神往莫斯科，他說那里是真正的思想者的家園，他給我們講到莫斯科的冬天被大雪覆蓋，那里的人們仿佛精神哲人一般地思考著人與宇宙的關系……我聽了以后心里想，不用去莫斯科，這樣的感覺西大就有！

四

當然這樣的感覺也是慢慢才出現的。我曾經是一個學習很用功的學生，對老師沒有懷疑。從小學高年級開始，我們人生的價值與目標已被完全交給了學習成績，我沒有懷疑。這時我又遇到了那個曾跟我討論過人生意義的小來，就對他說提高成績是我現在唯一的目標！小來則說：“不對！我認為我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健康地成長。”后來我才醒悟，小來的認識比我高了不知幾倍！他想得非常深刻，他不以學習為唯一目的卻長期是尖子生，后來考上了北大。我把學習作為頭等大事換來的卻是成績的不斷下滑，中考一敗涂地，還落下一身的病……老師本來是比較喜歡我這種學生的，因為學習刻苦又比較聽話，他也搞不懂我是怎么回事！現在想來，第一恐怕還是身體原因，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學習的負擔與壓力是逐漸升級的，過來人大概都心頭有數，沒有一個好身體是扛不下來的。我尤其受不了那種連續作戰，因此越是到了初三高三就越容易掉鏈子！另外應該還有思維方法和習慣的問題，我和大多數同學的思維方式不太一樣，容易想到一邊去……雖然我的記憶力特別好，但往往記住很多沒用的東西，比如某年某月某天發生了什么事，和誰在一起，說了句什么話……要考的重要知識點反而記不住……

于是初三過后的那個暑假，我在一片迷茫和頹喪中翻開了幾本文學書籍……十五六歲本來就是一個少年人剛剛對這個世界敞開懷抱，擁有極強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年齡，雖然我們這代人的這種感受已大大減退，過早地受到了現實欲望的消解，但曾經的激情總會留下一些痕跡……由于閱讀，我作文水平進步很大，并開始喜歡上了寫作，又因為心態的放松，成績也開始逐漸回升。一天，父親從街上回來，甩了一本書在我面前說道：“你喜歡寫作，看看人家都出書了，你要好好學習！”我低頭一看，面前是一本《韓寒作品集》……當年我隔壁的小玉，此時已成長為附中文學校刊《年輕潮》的主編了，一天她很激動地跑來對我說，最近發現了一個特別有文學才華的同齡人，叫韓寒！不久后的一個晴朗的下午，我就去小玉家跟她聊文學，聊韓寒，她像個迷妹一樣地夸韓寒文章寫得好，人又帥！我也覺得韓寒寫作很有個性，跟我們寫得都不一樣。接下來就是自我欣賞和相互欣賞的時間，我把我的文章讀給小玉聽，小玉把她的文章念給我聽，那天下午她屋里的空氣，就像室外的陽光一樣歡樂！然后我們又開始互相攛掇著看要不要去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

不久后我們迎來了一位語文老師，他叫張愛明。他本來是來臨時救火的，因為上一任語文老師被突然調走了……當時的張老師還不到30歲，卻來頭不小，在附中已有“活字典”的美譽，當時無論哪個老師碰到我們都說：“這下教你們的是高手了……”張老師中等個子，戴著眼鏡，微胖，總是一身標準的黑色中式制服，是一副最樸素的學者打扮。他的頭發總有些凌亂，這跟他的形象也很配，上課的時候我同桌的女生便頗為仰望地說道：“學者！學者！”在我看來，張老師的外形和他的內心是高度統一的，也就是說表里如一，或者如王陽明所說知行合一。他學識淵博，謙和儒雅，深受中外優秀文化的熏陶涵養，更具中國傳統君子人格的風范！我們今生有幸，能在青春與成長的關鍵時期遇到這樣一位好老師，使我們對人生，對歷史，對文學，對學術，對信仰……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認識。

平時經常看見張老師手不釋卷地在走廊上不緊不慢地跺著步子，嘴里念念有詞，或是點著根煙獨自在一旁沉思……他上課就是一塊黑板、一支粉筆，從不需要那些張牙舞爪的“現代武器”助陣。上了他的幾節課后我有所領悟，所謂“活字典”，關鍵在一個“活”字！張老師的知識儲備固然比一般的語文老師都要高出不少，但如果僅僅是可觀的知識量則只能成為“數據庫”。張老師學貫中西，承接古今，博覽百科，他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識結構體系。各種知識典故他信手拈來，各種詩詞古文他倒背如流……但他絕非賣弄知識，而是把淵博的學識都融入到他獨特的教學中，常常新見迭出，妙語連珠，這都源自他善于獨立思考。張老師的課同樣情理交融，他善于講故事，故事中飽含著他的生命情感。他講他喜愛的《湯姆·索亞歷險記》，講屠格涅夫驚天地、泣鬼神的愛情人生，講自己上大學時是如何受到李澤厚的影響，講錢理群退休以后到處去宣傳魯迅精神……

然而，真正更大的收獲恰恰還在課外。如果張老師覺得你還不錯，他就會跟你多說點話，有時候甚至是在早自習上，他也不管學生要背英語或做數學題，經常跑到我跟前來好一通發揮，讓我感覺到，原來課堂上的他不過是冰山一角！慢慢的，他開始講到自己的一些經歷，吐露自己的一些心聲。他生于1972年，上大學是在九十年代初，他經歷過八十年代的理想與激情，給我的畢業贈言是引的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多年以來，我與張老師都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系，正當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解了那個神秘的課外世界的時候，張老師又開啟了新的課程……事情又得從好幾年前說起，當時智能手機的時代剛剛到來，我們互加了微信。不知是誰給他拍的那張微信頭像的照片，他叼著根煙很拽地站在那兒，這就已經和我們心目中的張老師形象不太一致了。平時他在朋友圈出語犀利，批判尖銳倒也很正常，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回復別人的一條評論寫道：“你娃（重慶土語）不懂……”這樣的語言表達方式顯然顛覆了他在我心中的固有形象，這還是那位彬彬有禮、腹有詩書氣自華的張老師嗎？是他變了？還是因為師生的角色關系使我對他了解得還不夠全面立體？后來我們又多次相聚，感覺他對曾經的理想主義已不大感興趣，甚至有些反感……他看我遲遲解決不了個人問題實在著急，便叫我要學會撩妹。我說您當年教我要為天地立心，可沒教過我這個呀？……我們曾經經常交流讀書與做學問，但近些年我再給他推薦什么書，或者一些新的學術觀點的時候他已顯得沒有了興趣，他竟然說他現在已不讀書了。我納悶地想他這么愛讀書，又讀了這么多書怎么就突然不讀了？他只說：“不讀了，越讀越蠢！你進入到那個知識結構體系就會……”

我一直在琢磨張老師的心路歷程，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余秋雨分析君子人格的文章時不竟眼前一亮：

在萬般沖擊中，君子還在。他們在傷痕累累中改變著自己，順便也改變了“君子之道”。

他們當然憎恨那些沖擊文明的暴力，但是被沖擊的文明為什么如此不堪一擊呢？他們不能不對原先自稱文明的架構提出了懷疑，并且快速尋找到了那些以虛假的套路剝奪健康生命力的負面傳統。因此，在艱難的生存境遇中，他們首先要做的事情是撕破虛假，呼喚健康，哪怕做得有點魯莽，有點變形，也在所不惜！

簡單說來，他們走向了頑潑，成了頑潑的君子。

——余秋雨《走向頑潑的君子》

我認為頑潑的君子仍然是君子，而且比君子更真實，也更深沉！我開始意識到，像張老師這樣的心路歷程，在中國文人、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具有傳統君子人格的知識分子那里其實有相當的典型性。魯迅晚年就有明顯的頑潑傾向。君子走向頑潑，其中仿佛存在著某種規律，而這樣的人格走向當然也必根源于誕生它的社會文化土壤……

五

故園很大，無形的故園更大。多年以來，我都時常會與來自故園的友人在天涯重逢。

最早結緣的，是我高中的第一任語文老師殷合倫先生，畢業于西師文學院七七級。高考我考上了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殷老師對我說：“在重師我有一個同學叫董運庭，有機會你可以去拜訪他。”后來上了重師才知道，董老師已在科研處及研究生處擔任處長，行政工作繁忙，我們已沒有機會聽到他的課了。而當時在重師風光正勁的則是正擔任校黨委副書記的周曉風教授，后來我了解到周老師好像也是西師文學院七七級出身，就又去向殷老師打聽，殷老師說：“哦！他是小班的。”（由于同學年齡差距大而分了大班小班）后來又得知，文學院著名的酷評教授張育仁先生也是西師文學院七七級學生。我大學組織文學社團活動，曾針對漢語言文學教育的專業特色搞過“中學語文怎樣教”的講座，為此聯系過巴蜀中學著名的歐平老師，殷老師又說：“那也是我的同學！”研究生我考回西大，文學院院長劉明華教授、趙伶俐教授、余紀教授、李茂康教授，新聞傳媒學院院長董小玉教授統統是他們七七級。后來我又到重慶市作協《紅巖》雜志社工作，作協散文創委會主任吳景婭老師也是他們同學。之前我又在云南省文聯文藝理論室實習過一段時間，在昆明市文聯認識了著名批評家冉隆中先生，沒想到一報履歷竟也是——西師文學院七七級！您看，不過文學院的一個年級就與我有那么多結緣，一個學院有多少年級？一個大學有多少學院？更多燦若星斗的杰出校友的姓名，就不必在這里一一列舉了吧……我只能說世界真小，故園真大，故園以世界為疆，世界以故園為家！

此時此刻，我又來到了那棵樹的旁邊……在記憶里，我童年老屋的后院正中長著一棵高大筆直的青桐樹，而眼前的這一棵已和記憶中的不太一樣了。周圍環境已大大改變，它還是它嗎？幾十年過去了，我并沒有離它太遠，而那些故園的故人們呢？或許他們有的已經走得很遠，卻恐怕今生也走不出故園，這將是我們共同的宿命與嘆惋。或許有一天，又會有一群天真爛漫的孩子在樹下玩耍，他們又將從這里出發，擁有一個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的未來與明天。

【作者簡介：劉魯嘉，生于1983年4月，西南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碩士。作品發表于《四川文學》《星星》《邊疆文學·文藝評論》等刊；現居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