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男足在當下的語境里，興許是一個不討好甚至有點遭人詬病的話題。因此，在從事寫作的10余年里，從未動過創作此類題材的念頭，即便我對中國足球的歷史諳熟于心。這個“世故”的想法在2022年2月1日深夜被顛覆，原因是中國男足在這一天1：3輸給越南隊。這是一場世界杯預選賽亞洲賽區十二強的比賽，可謂舉國矚目。而這一天偏偏又是中國農歷的大年初一。

當比賽進行到“留給中國男足的時間不多了”的階段時，我的腦海里不斷地浮現出李惠堂、陳鎮和、譚江柏等人的畫面，這群熱血男人曾經在十屆遠東運動會上9次奪得冠軍；這群男人也曾一路踢著比賽換取船票，參加了1936年的德國柏林奧運會，并在第一場對陣英格蘭的比賽中贏得世人尊重；更讓人感動的是，在國難當頭時，這群男人掛靴從戎，奔赴戰場。隨著比賽終場哨聲響起，我決定終結那些“中國男人不適合踢足球”的奇怪言論，重現80年前中國足球蕩氣回腸的一幕。

比賽結束后，我給演員萬弘杰老師打了一個電話，講了我的想法。恰好萬老師也剛剛看完比賽，我們倆可謂一拍即合，甚至籌劃著自己來操盤這部電影。萬老師這些年基本淡出演藝圈，一心一意做編劇、做導演。在接下來虎年的正月里，我們查閱了大量史料，很多新發現讓我們禁不住豎起汗毛：當我們需要愛情時，在1934年遠東運動會參賽名單里發現了女子游泳運動員易梅；當我們需要一個真實的歷史大事件，來支撐最后一場比賽時，發現東江縱隊營救滯留在香港的文化名人的時間點恰巧吻合。如何把李惠堂主導的這場比賽與廖承志策劃的大營救勾連在一起？我們發現李惠堂的女朋友竟然也姓廖。而香港淪陷之前，廖月英正幫助李惠堂在香港進行抗日募捐……一切仿佛都是天意。

有了天賜一般的素材，我們用了一個月時間，便搭好了《為國爭》劇本的故事框架。但當時正處于疫情期間，影視行業都在停滯狀態，基本無法進行下一步工作。于是，我又用了一年時間，把這段歷史寫成長篇小說《為國爭》。

小說《為國爭》的故事脈絡，在電影劇本三場比賽的基礎上又增加了兩場戰爭，還有男主小北“千里送抗日英雄骨灰”等細節。在我的寫作生涯里，《為國爭》是我第一次與史實環環相扣的一部作品，雖說查閱大量史料的工作沉重又繁雜，卻也體味到了“史海鉤沉”的樂趣。

除主要人物李惠堂、陳鎮和、譚江柏之外，小說還塑造了一正一邪兩位男主，小北和余伯庸。在相對和平的年代，不是每個男人都有機會身披國家隊戰袍、為國家榮譽征戰的。歷經三年磨礪，在小北還未成長為一個真正的足球運動員時，抗日戰爭便爆發了。滯留在香港的李惠堂、廖月英和易梅走上街頭，進行抗日募捐。譚江柏則加入十九路軍，成為滇緬公路運輸大隊的大隊長。彼時，日軍封鎖了中國的海上運輸，所有國外援助的抗日物資，只能依靠滇緬公路運進中國。在賽場上有“譚銅頭”美譽的譚江柏，在滇緬公路上依舊保持著他的鋼鐵意志，不舍晝夜地奔波在這條時常遭受日軍飛機轟炸的抗日物資生命線上。后世的人們很少有人知曉譚江柏，但是肯定知道譚江柏的兒子，他就是香港歌星譚詠麟。

也許是宿命使然，在足球場上被尊為“飛將軍”的陳鎮和，在抗戰爆發后加入中國空軍。由于機型落后，日本空軍掌握著絕對制空權。即便如此，陳鎮和所在的飛行中隊在數次對敵作戰中，前后擊落5架日本戰機。在一次從新疆駕駛蘇聯援華戰機返回基地的任務中，飛機突然發生機械故障，陳鎮和殞命長空，成全了他在足球賽場上的勇猛球風。

每每想起這群可歌可泣的中國足球運動員，我都會禁不住淚目。他們在賽場上勇猛無畏，視和平競賽為無上榮譽。他們在戰場上舍命搏殺，視家國大義為己任。反觀當下的足球人，有人花錢就能買下一個國家隊的位置，胸前的“中國”二字再無神圣和榮光可言。前后相距80余年，對足球運動的理解、對榮譽尊嚴的認知，我們非但沒有進階，反而日漸淪落。對比昔日的足壇前輩，怎能不讓今人唏噓慨嘆。

我在北京做過十幾年體育記者，對于日漸沒落的足球運動曾經做過一些思考。按照一般規律來看，一項體育運動會隨著經濟發展得以進步，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取得長足進步，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相比，簡直天壤之別。反觀我國男足的成績，卻從亞洲一流水平跌至今天的三流球隊，這是一個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現象。在前不久的美加墨世界杯亞洲預選賽抽簽中，我們的男足竟然以亞洲第五檔球隊分列C組。即便能夠參加亞洲區18強預選賽，也是憑借新加坡隊門將的出色表現，勉強躋身亞洲18強。

這些年來，國家對于男足的投入遠超過其他集體競賽項目，甚至花費天價請來世界頂尖水平的足球教練，運用經濟手段歸化外籍足球運動員。80多年前的中國足球隊，他們甚至湊不齊統一的參賽足球鞋，可他們仍然把國家榮譽置于至高無上的位置。在1934年第十屆遠東運動會上，中國男足再次戰勝日本隊奪冠，奪冠后的中國男足沒有退場，而是全體隊員走到球場中圈，拉起“堅決抵制偽滿洲國參賽”的橫幅。在1936年前往歐洲參加第11屆柏林奧運會時，中國足球隊來回經費需要22萬元，國民政府只劃撥17萬元，球隊迫不得已在奧運會開賽前三個月便啟程上路，一路上踢了20多場比賽，靠著球票分賬才抵達德國柏林。長途跋涉、一路征戰的中國足球隊，在柏林奧運會首輪比賽中遇到世界強隊英格蘭，居然在上半場與英格蘭隊打成零比零。中國球隊雖然最終輸掉這場比賽，卻贏得了世界足壇的尊重，甚至有歐洲俱樂部向隊長李惠堂發出邀請，讓他去歐洲踢職業比賽。

《為國爭》的寫作過程始終充滿激情與感動，下筆之前我甚至能夠“復盤”三場比賽全過程，仿若親眼見證過這三場比賽。尤其是最后一場杜撰的比賽，為把比賽拖進加時賽，為東江縱隊大營救爭取時間，李惠堂不得不在艱難領先的有利局面下，為日本隊創造進球得分機會。我想，肯定要有人為最后一場比賽背負些什么，那只有球隊的靈魂人物李惠堂，因為東江縱隊營救計劃只有他和廖月英知道。當營救隊伍的信號彈跨過深圳河、傳到體育場的時候，當李惠堂呼喚隊友全力以赴進攻的那一刻，我幾乎是全身汗毛豎立著寫完最后這個章節的。尤其是余伯庸倒在賽場上時，這個又胖又禿又愛錢的男人，最后映入眼簾的是他撒出去的錢幣，這一刻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我本想用抗戰勝利時廣州街道上歡呼的人群做背景，小北走在他曾經行乞的街道上，做這部小說的結尾。但是余伯庸倒下那一刻，我覺得情緒渲染到了最高點，于是，我決定在這里收尾。此前我一直擔心，杜撰出來的小北和余伯庸會不會配不上這群足球英雄？一個是目不識丁的小乞丐，一個是貪財貪色的大賭徒，二人會不會淹沒在群雄的光環里？直到這部小說寫作的最后一刻，直到淚水跌落在電腦鍵盤上，我一直懸著的心才踏實、坦然起來。

之所以把80多年前的這段足球往事呈現出來，絕無厚古薄今之意。我們國家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財力物力人力再也不是足球運動發展的羈絆。我們豐裕的物質生活，足夠五代不缺任何營養的足球后備人才成長起來。可我們的足球成績為什么逐年沒落，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地方。待《為國爭》截稿后，我想當下的中國足球運動員身上大概是缺了骨氣和格局，那是為榮譽而戰的骨氣，是長久發展和傳播這項運動的格局。

李惠堂、陳鎮和、譚江柏、曹桂成、馮景祥、包家平、黃紀良、李天生、黃美順、孫錦順、蔡文禮、麥兆漢、賈幼良、徐亞輝、楊水益、卓石金、張顯源、鄭季良、梁榮照、梁樹棠、葉北華、李國威……僅以這篇創作談，向這群有肝膽、有骨氣、有格局的足球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