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16日，我以新兵的身份離開故鄉。那時的我感覺自己像一只飛出籠子的鳥，有一種“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快感——因為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我不想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消耗自己的生命，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擺脫窮困的生活。令我沒想到的是，1978年，重新踏上故土的我心情是如此激動，特別是看到母親艱難地挪動著小腳迎著我走來的時候，我永遠忘不了當時她滿身塵土、頭頂麥芒的樣子，忘不了她紅腫的眼睛。那一刻，熱淚充盈了我的眼眶，我想起了艾青的那句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我深深感到了故鄉對于人的制約，這片生你養你、埋葬著你祖先靈骨的土地，你可以愛它，也可以恨它，但你無法擺脫它。這一點，從古代文人墨客們的詩句文章中就能看到，故鄉是一個傳承千秋萬代都不會過時的主題。

在創作初期，因為錯誤的抵制故鄉的態度，我曾附庸風雅地寫過一些自以為道德高尚、擁有貴族氣息的小說。無論我怎樣去修飾它們，都無法成為想象中的文雅公子，因為它們并不來自我的生命內部。直到1984年秋天，從《白狗秋千架》開始，我豎起了“高密東北鄉”的大旗，這讓我的寫作發生了根本性的大變化。

故鄉所帶來的影響是滲入血液的，這種影響來自童年，來自你對故鄉一草一木的情感，遠非成年后的經歷所能替代，那種血肉相連的情感中蘊藏著小說創作里最稀缺的東西——直到現在我也很難去說清它，它并不影響小說的藝術價值，卻在字里行間透露著作家的生命氣息和飽滿的感情。托馬斯·沃爾夫曾原封不動地使用他故鄉的素材，寫出了杰作《天使，望故鄉》。盡管他的行為引起了一些鄉親們的憤怒，卻也說明了故鄉經歷的重要性。在我的短篇小說《枯河》和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中，也隱藏著我童年的痛苦經歷。

回到故鄉我如魚得水，離開故鄉我舉步艱難。盡管我已很多年不在高密生活，但故鄉作為我的精神支柱，為我提供著源源不斷的素材——我常常想到家鄉的鄉親們，他們每個人的背后都有一串精彩的故事，我還看到了童年的我、青年的我、中年的我以及六十歲以后的我。我既要贊美故鄉也要批判故鄉，在寫作中不斷地豐富它和發展它，讓“高密東北鄉”的地域特色與人類的普遍意義得以結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我繼續活躍在“高密東北鄉”這片土地上，以更低的姿態與人交往。我想，這也是我后來寫出《晚熟的人》的動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