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書寫在近年來成為一種文學熱點，至少在媒體上表現為熱點。就我本人經驗而言，就參加過關于“新東北”“新南方”“新北京”“新浙派”“新邊地”……諸如此類層出不窮的命名與宣傳活動，在學術話語上也樂見“地方路徑”“地方性”這樣的提法，因為作為一種話語，無論是否有效或者切實，多少能推動一些言語的生產。

從邏輯上來說，其實所有的“新”都會成為“舊”，而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寫作不是地方的。也許有那種心懷龐大夢想的人或者干脆就是患有誕妄癥的人會聲稱，他（她）是為了人類寫作，或者世界主義的，乃至在“現代性”“全球性”之類缺乏嚴格界定的大詞下揮斥方遒，不過他們也終究要從某個地方起步——哪怕是落腳于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那也是一種“地方”。所以，我們可以說，幾乎所有的文學書寫都是地方性的。問題只是在于，如何書寫一個地方？

當我著手寫《去北川》這部非虛構作品的時候，首要的任務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北川于我而言，無論從自然環境、人文歷史還是現實的生活，都是一個陌生的川西北羌族自治縣。盡管在此地掛職一年，終究也只是一個過客。過客的書寫常見的是游記、紀行、速寫與報道，或者矚目于風景，或者著眼于特定主題，一般很難以進入到地方的總體性的社會褶皺與內在的情感肌理之中。生活過不長不短的一年，正好算是扎根了一個人類學周期，多少還是融入了當地的生活，尤其是政府部門工作，對于地方行政、經濟運行、社會保障、文化事業等方面的了解也要比一般民眾更為全面，這是我得以完整呈現北川方方面面的基礎。

對于地方的非虛構書寫而言，立體而全息的現實圖像非常重要，如果能夠將其如其本然地呈現，那么即便在多年以后，它的“文學性”已經淡去，或者已經失去了讀者，那么還有立此存照的史料價值。審美的形式與風尚隨時代而轉，曾經風靡一時的體裁也許不久就會成為需要保護和拯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它所內含的史學價值并不因此逝去。我對自己的寫作能夠葆有永恒的美學價值并無信心，也從無那種為恒久的文學史寫作的野心，因此關注的始終是當下，即為當下的讀者和現實而作。

但是，僅有當下與現實是不夠的，任何一種關于某個地方的書寫一定是四維的，即在三維地理空間之外，必然還要包含著時間與歷史的元素。一個沒有過去的人、一個沒有記憶的地方、一個沒有歷史的族群，將是一個空心化的存在，一個空洞的處所。一塊地方之所以具有它的個性、身份、特征，來自于過去的歷史留給它的遺產。我們不能將歷史作固化的、靜態的理解，歷史從來都是不斷的革故鼎新。要繼承歷史留下的遺產，就要不斷地返本開新。那些文字的記載，考古的實物，圖像的留存，口頭的傳說，它們所保留的記憶，最終形成了當下認知自我、認知他人、認識世界的寶貴財富。同樣，一個沒有理想、想象與規劃的地方，同樣是沒有未來的漂浮的存在。這注定了我在紀實之中，一方面要涉及它的來路，一方面要指向于它的去途。當然，那個過去與未來都要落腳在現在。

正如有朋友敏銳地發現，我在《去北川》中寫了三個疊加在一起的北川：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那個存留在古歌、史詩、謠曲與民間故事中的傳統的北川，是今日之北川得以形成的基礎，它們以每章前面的寄語形式呈現出來。為此，我查閱了大量的資料，從文字史籍與口頭傳統中擷取了一些典范的章句，用以表征北川地方的民族、信仰、民俗和情感結構的特色。現實的北川則更多的是對政府運行、經濟運作、科教文體衛事業發展的見證實錄，那里有我親身經歷的元素，更多是來自于觀察和調研。

從自覺的歷史實踐而言，過去與現實其實都以未來為旨歸——來自未來的光照亮了過去，投射進現在。北川尋找自己的未來之路，就是改變過去與現在既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如果放大一點說，就是一個少數民族山區，怎樣在脫貧攻堅之后走上鄉村振興的道路。北川原先的自然條件有限，工業基礎薄弱，在高質量發展的同時也要注重生態環境保護，它的選擇就是“生態立縣，文旅興縣，工業富縣，開放活縣，城鄉融合”，兼顧文旅事業和高新科技產業。這條發展之路是符合自身條件、因地制宜的選擇，也是新發展理念在一個偏遠小縣的具體體現。展現出這種融合了過去、現在、未來的時代性，就是作品的主體部分。

一個作品光有時代性只是就事論事，還要有普遍性，也就是說橫向的廣泛視野。所以，我在敘述的時候，不斷地會夾雜著與其他地方乃至域外文化之間同與異的比較。在文化旅游業的發展中，通過湖南鳳凰與貴州銅仁的差異比較，可以看出文學形象在持續性發展中的重要性，因而對于過去北川的書寫，是為了賡續文脈的流傳。而對北川古老相傳的李保將軍的故事同古希臘悲劇在價值觀沖突上的相似性進行論述，則是為了異文化讀者的可理解性，進而走向一種人類的共通性情感。也就是說，北川的故事，不是一個獵奇的西南少數民族異域風情的故事，而是一個中國故事，也是一個世界的故事。

這個中國故事與世界故事，講述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側面和個案。現代化是一個有著不同面向與路徑，并且不斷探索前行，始終充滿著流動性的過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改造，再到改革開放時代的一系列新政策與新措施，到了如今的新時代，隨著綜合國力的提高，人民群眾整體素質的提升，在全球交往當中，中國的角色與權重都得以增強。我們在文化自覺當中強化文化自信，探索與試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北川也是其中的一項試驗與實踐。

這樣說起來，看上去有點托大和人為拔高。其實不然，自始至終，作為敘述者的“我”都在場。由“我”對北川的認識一步一步的深化過程組織起來：從現實的物象、事件進入，追溯其歷史，鋪陳其來路，探究其走勢，從動植物到食物與習俗，再到情感、婚姻與家庭，乃至精神世界。我清楚地意識到，個體的經驗、觀察、描摹、抒情與思考都免不了是視角主義的，總是有其暗昧存在。我不可能做一個全知全能型的敘述者，這也是所謂非虛構的真義：敘述者明白自己的有限性，只能在竭力追慕總體性的基礎上，追求有限度的真實和見解。

所以，《去北川》的隱形敘述邏輯是史志與類書。我并沒有像報告文學一樣，講述特定環境中的模范人物，或者聚焦于重大事件曲折起伏的過程，把生活講述成故事。對于我而言，北川地方本身就是寫作對象，人物和故事是題中應有之義，我更想做的是完整地展現一個地方的風貌，在人與事之外，當然還會有風景、風俗、情感與精神。對于寫作而言，形式就是敘述邏輯，志書包含述、記、志、傳、圖、表、錄的不同體例，總是由表及里、從宏觀到微觀，將雜多的事象統攝為一個完整的系統。

“我”在這種“有意味的形式”中，則扮演了一個主觀化的中介角色，像一個觸發器或者轉氨酶，讓這一切通過“我”的敘述呈現出來。一葉而知秋，具體的人、事、物、情、思，指向于新時代北川的前世今生與理想愿景。我與北川在書寫的過程中融為了一體，我見證并介入了北川的生活，而北川也回饋了我深情與接納。“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這大約是一個人書寫一個地方的最好的狀態。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