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特殊概念，“社會主義文學”通常指涉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改革開放之前這一特殊階段的文學歷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它最一般的社會屬性。我們如將視野稍加拓展，就可發現這種意識形態的規定性并非起源于1949年的改天換地，而是導源于毛澤東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換言之，從《講話》的發表算起，中國共產黨這一社會主義政黨的政治革命思想就開始主導并制約著文學的風貌格局，直至改革開放之后才有了全新的變化。因此，從深受《講話》影響和制約的角度來說，1942年是所謂“新中國文藝”或者“共和國文藝”的思想原點，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理應包括1942年后的新民主主義階段的文學在內。近年來，學界對于整體性的社會主義文學研究，主要圍繞著文本內部的“再解讀”及外部“文學制度”的梳理勾勒兩個維度加以展開，在“文學制度”方面，經由黃發有、王秀濤、斯炎偉等學者的開掘，會議這項關鍵性制度與社會主義文學的關系被較為清晰地呈現了出來。值得注意的是，會議不光是影響社會主義文學發展演進的重要外部制度，而且還是社會主義文學文本內部極為常見和極富意味的情節元素。開會，開什么會，如何開會，開會的經驗和教訓，凡此種種，均深度參與并型構著社會主義文學的美學風范和思想質地。鑒于此，有必要在“會議制度”這一外部研究的基礎上，從開會書寫的內部視角重審社會主義文學，進而破除啟蒙主義文學史觀的“盲見”或“不見”，深入“發見”社會主義文學的歷史“遺產”。

一、“在咱們自己的會上給自己講話”：構建同質共同體的開會之旨

傳統中國社會的普通民眾是自外于國家，特別是自外于政治的。這既意味著普通民眾被排斥在國家肌體和政治體系之外，同時也指他們缺乏國家觀念和政治意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治工作極大改變了這一歷史狀況。在黨領導的革命運動和國家治理過程中，開會正是將民眾整合進國家體系，使其具備政治主體意識的獨特政治實踐方式。這一實踐方式落實到社會主義文學，又主要表征為著力構建同質共同體的核心目標。

革命政治事業需要將“我”和無數的“他（她）”綰合在一起，開會在社會主義文學文本中便被視作民眾個體互通的關鍵環節。新中國成立初期，作家艾蕪響應政府號召，參加了西南地區的土地改革，并在實際工作的啟發下著手創作小說作品。不久，艾蕪又接到要作家到朝鮮、到工廠、到農村，向工農兵學習的號召。于是，艾蕪便拋下了手上的寫作計劃，匆匆趕赴另外的“戰場”。艾蕪這篇未完成的土改小說，現以《無題》為名收入《艾蕪全集》，就已經完成的情況來看，已然展現出開會與群眾動員之間的密切關系。小說中的農會委員姜炳山得知即將召開全體農會的消息十分興奮，妻子姜老太婆半是抱怨半是諷刺地說開會好耍，但也不要忘記了侍弄莊稼，這時一旁的兒子姜大元低聲但很有力量地解釋道：“我看開會的事情，也很要緊，不開好會，田地就分不好的……今天分田，是我們干人（指窮苦人——引者注）大翻身的事情，一定要當成自己的事情來做！”[1]所謂“一定要當成自己的事情來做”，表明開會是將“我”納入“群”，同時將“群”納入“我”的雙向交融過程，在這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事事關己，我關事事。

大量政治工作都需要干部和民眾的共同參與，在此過程中，民眾容易產生等待思想，干部可能滋生命令主義作風，開會則是打通民眾與干部之間壁壘的良機。民眾陷入等待和依靠心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們盡管從情感上對現實處境感到不滿，但又深受“命運”“良心”等傳統觀念的束縛。所以，外來干部的首要任務就是要打消群眾思想觀念中的種種顧慮。艾蕪土改小說中的工作組組長熊杰為了消除農民的負擔，便讓各個農會小組開會并分組討論，鼓勵曾被地主龐海廷逼壓而逃亡外地的姜大元，用自己仇恨地主的個體心情，“把大家鼓動起來”，進而讓群眾明白“今天大家的仇，是要大家一齊起來報”[2]的道理。雖然艾蕪這篇小說是未完成狀態，但我們完全可以設想，姜大元在小組會議上“鼓動”群眾的方法不外乎算賬與訴苦的配合，借用丁玲小說《桑干河上》中的說法，算賬是為了“算還自己被剝削了的血汗”，[3]訴苦的機制是“叫大家多想想人家給咱們的苦處，多想想過去的封建社會是怎么的不合道理沒有天理良心，這樣斗起來才有勁頭”。[4]群眾會議上的算賬訴苦行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說理式解放路徑，掙脫種種桎梏后的“翻心”是它們最重要的政治功用，經由此，在會議上“被鼓動”起來獲得政治思想覺悟的民眾，才會由傳統的“被治者”轉變為新型的“自治者”，才可能“使革命解放成為群眾自覺主動的行為”。[5]

破除民眾內心的種種畏難心理是開展革命政治工作的關鍵步驟，“自己不想翻，別人有什么法？”[6]但外來干部有時在面對民眾頑固的心理阻撓時，會自覺不自覺地采取強迫命令的手段。豫劇《開會》中的干部王興德在領導抗旱任務時，不顧村子的實際條件，要求人們走十幾里路到大河挑水，遭到村民反對后，他就“光打算開會去宣傳”，以強力的方式試圖打通村民的思想。然而，王興德采取的指派和命令的工作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而且惹得民眾對其怨聲載道。與之相對，新任區委書記李健來到村子后，自謙地表示“什么戲都是大伙唱，我是個敲鼓板的在一旁”，[7]他找到富有勞動經驗的村民商量抗旱辦法，很快便調動起村民的積極性。互助組組長老東叔甚至主動提議召集村民開會合計合計，王興德的前車之鑒讓李健對開會的方式有所擔憂，害怕不好召集，老東叔語重心長地解釋道：“這話你可說錯了，只要說的是人們心里的話，誰不愿意開會？”[8]由此可見，作者批評的并非開會這一工作模式本身，而是王興德那種逆群眾而動的命令式開會方式。干部只有遵循群眾路線，了解并尊重民眾的真切訴求，才會獲得親密無間的干群關系，這樣的開會成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和群眾方針的重要場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踐有著歷時性的變化，但統觀細察這些革命實踐，可發現對群眾路線的倡導踐履是貫穿全局的生命主線。抗日戰爭時期提出減租減息政策時，中共中央便多次發布文件，強調“凡不發動群眾自動積極性的恩賜減租，是不正確的，其結果是不鞏固的”。[9]后來在發動土改運動時，群眾路線更是作為工作的關鍵方針予以提出：“絕對禁止使用違反群眾路線的命令主義、包辦代替及恩賜等辦法。”[10]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依舊不是一場用官僚主義方法自上而下推行的革命。毛澤東明確指示說，從城市向農村“派出”的干部只是“輔助力量”，他們的作用是“指導和幫助”，“而不是去包辦代替一切”。[11]在《開會》的末尾，李健對老東叔說道：“看！你們只許讓人領著走，不許讓人趕著走。”[12]此話雖是以開玩笑的方式講出的，實則卻是肺腑之言、訓格之言。具體到開會之中，“領著走”與“趕著走”的開會，正是群眾路線的關捩，領著民眾開會方能取得“收獲群眾”的成效，趕著群眾開會就會冒著“失去群眾”的風險。

打通干部與民眾之間的隔閡，除了要時刻提防“群眾運動”的開會質變為令人厭倦的“運動群眾”，另一個行之有效的路徑便是召開干部的自我反省批評會議。典型的例子便是《桑干河上》中張裕民在會場上公開數落自己所犯下的錯誤，包括未能在動員會上提出斗爭錢文貴的主張，曾對同志產生過懷疑，甚至還無視老百姓對自己提出的意見。揭示出自己這種不放手的作風和違背群眾利益的缺陷后，張裕民激動懇切地剖白道：“咱從頭到腳也只是個窮，如今還不能替老百姓想，瞞上欺下，咱簡直不是個人啦！……如今咱掏心話就這些，要是還有半句謊，你們開除咱。”[13]通過一番深入骨髓的自我批評，張裕民成功地將自己背離民眾的問題公之于眾并予以清除，進而使自己重新成為“咱們”這個革命集體中的一員，這樣的會議無疑起著干群之間融合劑的功用，有助于協調矛盾、達成共識進而統一思想。類似的開會書寫，不僅存在于農業題材作品中，也遍布于工業題材作品。草明小說《乘風破浪》中的李少祥之所以能夠帶領廣大工人“乘風破浪”搞生產，一個不容忽視的緣由是他善于抓住時機召開會議聽取群眾意見，并進行自我反省。落后工人易大光擾亂內部秩序，造成前墻垮塌的事故后，李少祥利用空閑時間和本班工人開會談心，在會上他痛快深刻地自我檢討，這種“勇于承擔過錯的精神，很容易叫人愿意和他親近”，[14]全組的生產得以重返正道。同樣，當甲、丙兩班因工作原因對李少祥負責的乙班心生意見時，李少祥采取的也是開會檢討的解決方式：“講到對兩班的爐長，我簡直三天兩頭就和他們開會，征求他們對我的意見，等他們把意見講凈，我該檢討的檢討，該解釋的解釋；這樣他們才有心思聽我對他們的要求，通過他們兩個去教育其他工友，做到三班一條心。”[15]值得注意的是，干部在會議上的自我檢討，常常需要與群眾的懇切批評相配合，否則只依靠干部的自說自話，依然會挫傷民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導致出現政治冷漠或者成為政治邊緣人”。[16]艾蕪小說《百煉成鋼》中的小組干部袁廷發因習慣于命令工人做工被要求做檢討，但按照過往的經驗，他認為開會檢討用處不大，“你檢討過了，他們第二天還是那樣工作，并不起勁。倒不如跟他一頓訓，還來得有效些”。對此，平爐車間黨支部書記何子學同煉鋼廠黨委書記梁景春研究過后才發現，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是干部開會檢討反響冷淡的主因，“他們沒有痛快地提過意見，沒有把心里的話挖了出來”。[17]干部開會做檢討反思，同時民眾被允許在會上對干部提意見，這樣一來，干群之間便能雙向靠近，彼此“通心”。

社會主義文學中常見年輕一代和年長一代的矛盾沖突，而開會這類政治活動往往是兩代人爭執的焦點，趙樹理小說《孟祥英翻身》中的婆婆聽說媳婦要去開會，就嘟囔道：“這成什么話？小媳婦家開什么會？”[18]柳青小說《創業史》中的梁生寶夜里盡是開會，梁三老漢因此懷疑他“迷失了莊稼人過光景的正路”。[19]康濯小說《初春》中，老漢對兒子的不滿也集中在開會：“老漢并不討厭兒子，也不阻攔他干工作，只是，他總覺著兒子顧家顧少了點。當個干部，頂兩個名兒，就這么忙么？一回家，總是說開了什么會，抗日呀，工作呀，這會兒又什么自衛戰爭、保衛和平的！”[20]究其實，由開會引發的兩輩人之間的沖突，屬于“舊腦筋”與“新任務”之間的矛盾，[21]通過各類形式的會議打通民眾與民眾之間、民眾與干部之間的隔閡，也就意味著將民眾與黨組織進行了連通，“新任務”也就超越了“舊腦筋”，原本相互嫌厭的兩輩人自然被黨統合為了堅實的整體，借用李凖小說《兩代人》中的說法來表述，無論是干部、積極民眾抑或是老輩人，最終其實都是“踩著黨的腳印走”。[22]正因為與黨聯結為一體，所以《創業史》中的任老四非常自覺地把參會“當做擁護黨和政府的一種表現”，即便他和一撥民眾置身于稍顯沉悶的群眾大會會場，也不急不躁，“二十幾個人坐在那里，如同一個人一樣，純樸的腦里，進行同一種思索，心情上活動著同一種感受”。[23]反之，土改運動中一呼百應的農會主席郭振山，之所以在合作化運動的多次會議中喪失威風和指揮力，正是由于他遠離了“黨的政策的無比偉大的力量”。[24]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存在諸多差異，但核心目標都是為了“建立新的同質共同體”[25]。開會作為黨的一種獨特的政治革命實踐方式，落實到社會主義文學書寫中，便是緊密圍繞著構建“同質共同體”的意旨加以展開，這一同質共同體的文學影像包括三個層面的心與心的相通：民眾與民眾之間的互通、民眾與干部之間的互通、民眾與黨組織之間的互通。如此一來，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便構建出三重互通的“通心”境界，置身于這種彼此“通心”、芥蒂全消的會議場合，人們才會由衷萌生出深切的“屬己”之感。康濯小說《春種秋收》中的“我”之所以力勸秀芬到群眾大會上講話，就是因為他明白了共產黨組織召開的種種革命工作會議都是與民眾心氣相通的會議，彼此“通心”的會議就是“咱們老百姓自己的會”，“咱們自己的會，咱們自己上臺去講話，不正是應份該當的么？”[26]

二、“通過群眾辦事”：既要“淺說”也要“講透”的開會之法

革命政黨對農村社會的整合，從本質上說是對傳統農民性的改造，而農民性又是由多種復雜因素組合而成，因此，改造農民需要直面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單向的國家化”與“復雜的農民性”之間的矛盾。[27]解決矛盾的方法便是踐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路線，反映到開會這項政治實踐之中，就是要根據民眾的實際情形，選取適宜的開會方式，以便相關開會行為能真正在民眾心靈情感深處引發共鳴，這一點恰恰是社會主義文學著墨最多、思考最深的開會側影。從中，我們恰恰可以發現“通心”的開會意旨如何經由“通心”的開會策略得以實現，也即是說，對于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而言，“通心”不僅是目標層面的成效，同時也是對達成這一目標需要采用的具體方法的描述。

以抽象的內容還是舉出實例進行講解，這是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首先注目的問題。對于一個個普通底層民眾而言，國家、政黨與階級等都屬于抽象的概念，如果僅僅將這些概念原貌輸入，結果只會遭人嫌厭。《桑干河上》中的土改工作組干部文采就是沉迷抽象式講話的典型，他雖然誠心要到群眾中去，但總愛發揮些理論，熱衷于將發言提綱打磨得豐富堂皇，在會議講話過程中，翻來覆去念著條款。這種讓文采自我感覺良好的“詳盡透辟”的講演，最終讓人昏昏欲睡，甚至遭到民眾的譏嘲奚落：“身還沒翻過來，先把屁股坐疼了。”[28]政策條款和革命理論，在具體民眾看來類似于自己生活世界的“外來者”和“闖入者”，要使得這些“外來者”和“闖入者”真正被民眾識別、接受和理解，就要將其與民眾身處的現實環境，與民眾身邊的熟人熟事進行聯系比附，“必須抓住群眾最切身的最迫切的事實，抓住當前的動人的事例，才易于激起群眾的感情”。[29]有鑒于此，柳青小說《狠透鐵》中的高書記明確告誡基層干部：“對落后的人，光用大道理是教育不過來的，一定要用事實來教育。”[30]周立波小說《山鄉巨變》中的鄧秀梅初次召開工作會議作報告時“照本宣科，干枯而又不連貫，沒有生動的發揮和實例”，[31]所以會場十分冷寂，不少人干脆打起了瞌睡。支部書記李月輝在休息時提醒鄧秀梅“請多講點事實”，鄧秀梅在接下來的講話中果真舉出了本鄉的實例，特別是以“亭面胡”盛佑亭作為重要例子，這才成功引起了大家的興致，大家“都專心地聽，用心地記了”。[32]而劉雨生之所以被贊揚為“是一個角色”，很大程度上就因為他擅長以舉實例的方式進行開會宣傳：“許他發揮時，他就舉些本地的例子，講得具體而生動，非常投合群眾的口味。”[33]普通民眾就像《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那樣“弄不清楚許多概念”，“只相信他見過的”。[34]當民眾生活世界中的一個個鮮活具體的實例被接續到開會的宣傳教育話語中，那些令人費解的抽象的政治觀點，就和人們周圍的具象世界產生了對接和呼應，前者才可能被人們由遠及近、化虛為實地加以認識理解。

以抽象的政策灌輸代替具體的事例感染是開會的常見問題，除此之外，針對民眾的開會還存在緩急之別。現代政黨在深入并重整鄉村過程中召集的種種會議，主要承載著宣傳教育進而塑造民眾的功能。理想的情況當然是全面改造民眾的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然而，不同民眾的主客觀條件是千差萬別的，所以畢其功于一役的全面改造只能是一種奢望，根據不同對象的實情定奪改造程度的輕重緩急，進而制定開會宣教的方式方法才是行之有效的措施。抗戰時期擔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書記的黃敬曾總結道：“宣傳教育要從群眾的覺悟程度和水平出發，從已有的體驗出發。”[35]《桑干河上》中的文采暴露出來的問題，既有他開會談論的觀點過于高深抽象，還包括他總是幻想著帶領村民翻個徹底，不注意考慮聽眾的理解能力和接受水平，“恨不得一時把心都嘔給他們，讓他們什么也明白，所以他無法壓縮自己的語言”。[36]艾蕪土改小說中的熊杰提醒同行的兩個組員，做宣傳教育工作必須聯系實際，提口號時要注意符合現階段的工作重心，那種群眾暫時無法理解的口號則可以不提。另一位組員宋立云“一向教書教慣了，一切很對的很重要的東西，都應該使學生知道，并不問他將來是有用還是現在有用”，所以，他頗為不屑地認為熊杰的看法“未免太拘束了”。[37]后來在農會的會議上，籌委會主席廖子勤不聽熊杰吩咐，將許多暫時不必講的觀點一股腦兒講給全村人聽，廖子勤的講話引起了村民的納悶和困惑，有人還憤憤地小聲說了一堆氣話，熊杰便借此機會糾正道：“人民政府的土改政策是切實的，是很合需要的，只是我們工作同志運用的時候，須要靈活使用，首先要看是在什么條件下面。”[38]宋立云和廖子勤等人的錯誤不在于他們宣傳的內容本身，而在于他們“有些話提得太早了”[39]，不考慮實情，不講究實際，就會導致產生事與愿違、南轅北轍的無效式開會。

領導干部面向民眾講話是開會的常見形式，這種形式雖然可以較為詳盡地傳達上級政策，但大道理與作報告的結合總是難以感染普通民眾，正是出于這方面的考慮，中共江蘇省委在發給外縣的群眾工作指示信中著重強調：“要善于利用農民所懂得的東西和適合的東西去組織他們”，[40]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安排謀劃各抗日根據地的群眾鼓動工作時，也要求各級工作人員應注重對“各種民間的通俗的文字形式”[41]加以借用。趙樹理小說《李有才板話》中，老楊同志帶領大家謀劃次日召開的村民大會時，小保提議可像章工作員那樣讓老楊同志出面，對村民宣講宣講，老楊同志聽后堅決表示，“那辦法使不得！”得知李有才有愛唱、善唱板話的特長，老楊同志就讓李有才把“入了農救會能怎樣怎樣”編成歌謠傳唱出去，以此動員民眾。[42]《桑干河上》中的劉教員原本認為開會宣傳就應該講政策、講文件，但農民卻在閑聊中告訴他，用“之乎者也”的大話來宣傳講話，相當于給農民兜頭澆了一瓢涼水，只有借助通俗有趣的形式，講出大家的心事，才能像“炸彈”一樣“把人的心都燒起來”，“比如咱打鑼一樣，一開會就打鑼，一打鑼咱就喊：‘開會啦，開會啦，’這有啥意思？咱就編上幾段，一面敲，一面唱，大家聽你唱得怪有味，就都知道了”。[43]艾蕪土改小說中的工作組去參加各貧農小組會議，嚴潔芬教大家用歌唱來表達心情的做法，“在農民群眾中間，得到了盛大的歡迎”。宋立云深受啟發，聯想到自己的詩歌寫作，他猛然發現自己的新詩不能作成曲子歌唱，所以“同農民弟兄不發生關系”，他暗下決心今后應該作點能夠譜成曲子的新詩才對：“我們都要學學歌才好喃，我看這最能聯系群眾了。”[44]無論是李有才的板話，還是老吳口中的“炸彈”，抑或是嚴潔芬的歌曲，都屬于“適應初起的莊稼人的生活方式”[45]的藝術樣式，相對于高頭講章式的報告講話，它們才是普通民眾能懂、想聽、愿說的會議言說方式。

只要是開會，或多或少都是在某種嚴肅空間場所內進行的單向度宣教活動，在民眾看來，置身于這種會場，自己總是屬于聆聽者乃至聆訓者，隱隱約約的排斥感就會油然而生。作為一種應對之策，社會主義文學別出心裁地描寫了把集合群眾起來開會的形式，轉變為“到群眾中去”開會的形式。周立波小說《暴風驟雨》中的工作隊從“開大會”轉變為組織群眾“嘮嘮嗑”時，大家才敞開心扉，分享各自遭受的壓榨經歷。《桑干河上》的文采只知開會講道理，使得村民“有意見，沒有說出來，他們有仇恨，卻仍埋在心底里”。[46]作為對照，楊亮來到婦聯主任董桂花身邊，與她“談家常”，在輕松愉悅的一問一答之間，董桂花很快脫離了拘束狀態，“自己講開了”。[47]談話結束后，楊亮進一步鼓勵董桂花挨家挨戶去找那些窮人，同她們談家常，聽她們訴苦，看她們對村子上的誰最有意見。董桂花聽楊亮說讓自己去“同人敘道”，而不是召集大會在會上講一套，所以十分歡喜且充滿自信，“這個她有準，別人一定也會歡迎她的”。[48]相對于組織起來開大會，“像朋友一樣談話”“嘮嘮嗑”“談家常”屬于“小型會”“交心會”，此時，民眾身處的是自己家里，環境親切熟悉，干部與本人又是面對面地打交道，“攀交情”，自己獲得了暢所欲言的表達機會，被動的聽者變成了主動的說者，“開大會”的單向度政策灌輸行為成功轉變為與群眾打交道的互動溝通過程。

“群眾發動起來，我們就有了一切，否則一切無從說起。”[49]針對普通民眾召開的會議隸屬于黨的宣傳動員工作，更是踐行群眾路線的重要時域。開會要根據受眾的實際情況靈活變通方式方法，這是決定開會成效和政策是否能夠落地的樞紐，也是評判各級人員工作能力和政治水準的要點。把群眾組織起來，脫離實情一味宣講艱深的政策觀念與革命思想，這種高談闊論、正襟危坐的會議可稱之為“大說”，結果只能是勞而少功。而舉實例、談家常，利用有趣的藝術樣式，緩步啟發民眾的開會形式，則可類比為“淺說”，許多大道理恰恰就是通過這些“淺說”的會議被有力傳布開去。正是經由這種“淺說”的開會形式，才有效連接起了上級與下級、主體與客體兩端的心靈世界，“淺說”的開會形式最終達致的成效便體現為心與心的連通。因此，我們便不難理解這樣的現象：以關注、描摹內心世界為宗旨的文學作品，幾乎都會不約而同地將是否從群眾立場出發選取“淺說”的開會形式，拿來作為塑造社會主義文學人物并辨別其高下優劣的關捩。

“淺說”的開會形式大受社會主義文學的揄揚推崇，應予指出的是，“淺說”的最終指向絕非“說淺”，不是讓民眾停留在淺言淺語的欣賞本身，反而是要“說深”“說透”，即要民眾真切明了并服膺“淺說”攜帶的革命觀念和政治主張。按照柳青在《狠透鐵》中提出的看法，社會主義文學正面稱許的開會形式，體現了“通過群眾辦事的道理”。[50]依照前面的分析論述，“通過群眾辦事”，其要點是“通達群眾的內心世界”，即破除民眾與干部之間的心靈隔膜。然而，“通過群眾”絕非“停在群眾”，“通達群眾的內心世界”絕非“停在群眾的內心世界”，打通民眾內心屏障之后還需要將之與黨的思想理論進而與黨本身相連通。《創業史》中的鄉黨支部書記盧明昌在高增福和馮有萬的入黨會議上，“用莊稼人談話的方式”，以鄉黨支部黨員數量由少變多的實例，生動地闡明了不能實行關門主義的重要性，指出隨著互助合作運動的大發展，必定有大批貧雇農夠得上當黨員的條件。這番講話，獲得了人們的眾口稱贊：“道理說得透亮！”[51]顯然，“用莊稼人談話的方式”屬于溝通民眾內心情感的“淺說”之法，“道理說得透亮”指涉的則是革命工作的思想和黨的光輝形象。得益于“淺說”與“講透”的配合，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便從淺層次的講者與聽者的“通心”境界，上升到深層次的實體之“心”與虛體之“理”、肉身之“心”與抽象之“黨”的融通。基于同樣的考慮，《李有才板話》中的老楊同志拒絕使用干部講、群眾聽的開會方式，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在那種大會上講話，只能籠統講，不能講得很透徹”。[52]如果僅僅成功“通過群眾”但“停在群眾”，僅僅具備了“淺說”的開會能力卻未能將闊大的革命世界和政治遠景接引到群眾的內心世界，那么，這樣的開會同樣會遭到否決，《狠透鐵》便是頗為典型的反面例證。《狠透鐵》雖然講述了一心為公的老社長重新奪回農業社領導權的圓滿故事，但這部小說深處卻隱含著作者對“合作化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管理問題的隱憂”。[53]這個隱憂很大程度上就來自于主人公“狠透鐵”缺乏開會把事情“講透”的能力：“他羨慕那些頭腦靈動的人，羨慕拿起報紙念出聲音的人，羨慕在大社開會的時候雖然困難卻也低頭在本本上寫著什么的人。他恨自己腦筋遲鈍，沒有能耐。……有一回，他召集起隊委會，要傳達大社管理委員會布置的幾樣事情，最后覺得還有一樣，他卻連一點也想不起來了，只好用他那粗大的巴掌狠狠地咬著牙打擊自己頭發霜白的腦袋，憤恨地罵自己：‘你呀！你！鬼子孫！對不住黨，對不住人民！’”[54]開會講不透，開會受挫，折射出“狠透鐵”管理知識、經驗和能力的不足，完全可以設想，“重返崗位”后的“狠透鐵”必定仍會遇到此前那些矛盾重重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狠透鐵”的獲勝確實隱伏著不容小覷的危機。

三、“這里的世界完全成了我們的”：“壓力政治”與“情感革命”并行的開會之效

明確了開會主旨，選定了開會方法，由此開展起來的會議通常來說都會取得不錯的效果。政黨觀念經過開會浸染于民眾后呈現出的新人新氣象，就是開會之效在社會主義文學之中的反映。《桑干河上》形容那是民眾確證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自信心后，告別舊時代、開拓新時代的分界，“這是一個結束，但也是開始”。[55]趙樹理小說《李家莊的變遷》更是精辟地概括說，以開會為表征的政治動員所帶來的成效是舊貌換新顏的感覺：“這里的世界不是他們的世界了！這里的世界完全成了我們的了！”[56]相對于這種燦爛盛景，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更有價值的地方還在于，它不僅表現了開會之效，還揭示了開會起效的機制，相關機制又是黨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寶貴歷史經驗。

黨領導的革命政治工作在廣大鄉村地區的落地，通常來說會讓民眾先后參與思想動員會、小組討論會、任務布置會等系列會議，然后才水到渠成地引出民眾與對立分子之間的斗爭會議。因為有了系列會議的整合動員，民眾已經聚合成了一個整體，較為切實地理解了革命的要義，所以他們便能攜帶著威猛的氣勢走向最后的斗爭會會場，通過動員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由此對外展現出某種“壓力政治”[57]。因為攜帶著撲面而來的“壓力政治”氣息，所以民眾便能輕而易舉地迫使斗爭會會場上的對立者繳械投降。《山鄉巨變》里的謝慶元自詡本人不是好惹的，因此威風抖擻地往社里的斗爭會會場上走去，但當他走到社門口，就發現屋前屋后的朦朧樹影里都布置有武裝民兵，屋內更是晃動著大量人影，大門里外的氣氛給謝慶元造成巨大的壓力，他的威風逐漸削弱，“隱藏不住的膽怯”開始向外流露。[58]《桑干河上》最后召開斗爭會時，被綁縛的地主錢文貴用“兩顆豆似的眼珠”，有力“脧著底下的群眾”，試圖以威風鎮壓人心。曾經被世代壓迫的農民，驟然面臨這種情況，雖短時間內不知所措，陷入了沉默，但當一個積極分子沖向前勇敢表達對錢文貴的仇恨后，“群眾猛然得勢”，紛紛上前訴苦斥罵。這時的錢文貴瞬間失去了傲慢的氣場，“他卑微的彎著腰，曲著腿，他已經不再有權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虜，老百姓的囚犯”。[59]總之，被動員起來的群眾能在種種斗爭會上取得絕對性的勝利，端賴于掌握革命真理并懂得自身力量的民眾，給敵對者帶去了強盛的逼壓力。《山鄉巨變》中的李永和看見謝慶元蹦跳和發氣，一點不驚惶，因為“他曉得自己的背后有群眾”。[60]“背后有群眾”，更直接準確的說法，是因為他明白從群眾身上可以召喚出極具威懾性的“政治壓力”。同樣的道理，當《創業史》中的盧支書詢問郭振山如何對待姚士杰、郭世富時，他頗為自信地回答說：“只要他們上了會場，我就有辦法！我有群眾，他們沒群眾！”[61]“有群眾”，便可以調用起充沛激昂的“政治壓力”，進而在斗爭過程中占據壓倒性的勢頭。

經由系列會議調動起來的群眾性“壓力政治”不僅僅作用于階級對立者，而且還可以無情地將那些立場動搖、思想銹損的“自己人”的弊病公之于眾，促使其“改過自新”。趙樹理小說《“鍛煉鍛煉”》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飽”偷棉花被當場抓住后，農業社副主任楊小四便組織群眾召開了社員大會，在會上大家一致要求“小腿疼”和“吃不飽”坦白問題，這兩人開頭還試著無理巧辯，可在群眾接連不斷的反擊批評聲浪中，她們很快“著了慌”，主動開始“往下交代了”。這次成功的群眾會議，得到了黨支部書記王鎮海的由衷贊許：“開了那么一個‘思想展覽會’，把她們的壞思想抖出來了，她們還能原封收回去嗎？”[62]《乘風破浪》中的會計老蔡“假傳圣旨”，打擊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事情敗露后，黨支部書記夏萬春和李少祥便召開會議，讓工人質問老蔡，揭露其陰謀。群眾在會上堅決嚴厲、毫不留情的指責，讓老蔡難以招架：“七嘴八舌，老蔡嚇的臉上一陣紅一陣青，一額冷汗，心里狠狠地咒罵李少祥。這間平常不起眼的小房子，卻忽然變成小小的公審法庭，這批平常不在他眼里的人，個個都成為嚴正的法官了。”[63]

對于領導干部在工作上的官僚主義、保守主義作風，開會的群眾性“壓力政治”更是一味良藥。趙樹理小說《三里灣》中的黨支部會議，突然開始討論揭發范登高、袁天成等人存在的思想問題。縣委劉副書記指定要范登高檢查思想，作自我檢討，可他既無準備也沒有認識到自己存在的錯誤，因此就打著檢討的名義回溯自己在工作上任勞任怨的表現。當著群眾的面，范登高“又擺出領導人、老干部的神氣來，惹得大家非常不滿”。于是，在劉副書記的帶領下，大家接二連三提出許多意見，有力反駁了范登高的自我吹噓，指出范登高的態度依然是“站在群眾的頭上當老爺”，口口聲聲要“帶頭”，實際上遠遠落在群眾后面，必須“先放下那個虛偽的架子”。會場上的壓力讓范登高再也無法馬虎應付，他只好表示“以后愿意繼續檢查自己的思想”。[64]面對國家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康濯小說《水滴石穿》中的亂泉村村長張山陽主動在會議上提出要“緊緊褲腰帶，賣五十斤糧食給國家”，張山陽此舉的真實目的是讓自己顯得積極主動，從而少交糧食。不料會場上的群眾毫不領情，大家嚴厲指出張山陽的做法實際上是“走了條抄近道，占了點便宜”，無奈之下，張山陽只得宣布把售糧數量提升到一百斤。[65]

群眾會議上聚集形成的“壓力政治”，從內外兩個維度發散著影響和效力，其結果不僅是清除了階級異類，改造了問題干群，更重要的是使得那些心有顧慮的民眾在親眼見證開會的“壓力政治”的過程中，打消了疑慮和畏懼，獲得了某種“當家人”的翻身幸福感，最終對黨和政府產生由衷的感佩和信任。周而復小說《山谷里的春天》中的貧農陳五兒深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自己種了徐紹堂的土地，到頭來給他交糧交租理所應當，即便干部和妻子苦口婆心地給陳五兒說理，他也不敢有一絲一毫的反抗。等到陳五兒親眼看到徐紹堂在斗爭大會上被迫投降，親口答應同意退地后，固執的陳五兒才開始有所改變，“人多勢眾，就是著名的壞豌豆，也不得不在眾人面前低頭的。這給了陳五兒一股勇氣。徐紹堂的權威，在他面前削弱了一些，而且覺得徐紹堂并不是不能碰的”。[66]趙樹理小說《邪不壓正》中的壞分子小旦在群眾面前徹底敗下陣來的開會場面，使得膽怯的聚財終于敢出面表達自己的意見，并且感慨地自言自語說：“我活了五十四歲了，才算見小旦說過這么一回老實話！這真是個說理的地方！”切實感受到改天換地的喜悅和自信后，聚財便舒舒服服地坐下去休息，“再沒有想到怕他們報復”。[67]

會議上的“壓力政治”是整治問題人物，進而保障各項工作順利實施的重要法寶。可問題在于，“壓力政治”雖然有力，但它無疑是冰冷的強迫性行為，難以讓被糾治的對象徹底信服，由衷共情。一般來說，只要不是罪大惡極的反動敵人，黨在政治上的要求都更強調“治病救人”，在意的是如何讓那些異見者成為自己的同路人。正是基于這種考慮，趙樹理才借助小說《地板》中的村長之口說出了這樣的觀點：“法令是按情理規定的。咱們不只要執行法令，還要打通思想！”[68]顯然，執行法令來源于“理”，打通思想則主要訴諸“情”。類似的情理交融、情理并行，同樣是社會主義文學開會書寫的重要面相。如果說，群眾會議上的“壓力政治”是以“理”的準則來執行法令，那么，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還深入表現了用“情”來打通人們思想的場景。在“理”的傳達之外，注目于內心情感的流通，細致描摹“情”對于“心”的潤澤軌轍，這恰恰凸顯出文學書寫的獨特與尊嚴。時過境遷后，“舊理”或許早已不受待見，可社會主義文學作品記錄的那些開會之“情”如何溝通不同內心世界的景致，卻依然能持續不斷地感染新的讀者。

康濯的小說《一同前進》講述了落后老農民王老慶被感召，同兒子富保一同走向合作社道路的過程，小說末尾召開的一場社員大會就宣告了這個過程得以順利完成。會議開頭，農業社主席首先帶頭檢討了過去農業生產上存在的問題，例如王家坎子丟了地沒鋤，有兩個青年使新犁耕地沒耕好，以及存在有人磨洋工、不愛護農具的現象，等等。這些問題，既有王老慶知道且感到不滿的，也有他不知道的，但都被主席毫無隱瞞地提了出來。接著，王老慶的兒子富保和其他許多人都進行了自我反思。“慢慢地，老慶心里想的，不是社里缺點多，而是覺著主席說的一字一句都好聽！”[69]正是經過了這次會議，王老慶的怨氣和怪脾氣無形中消散了，他也決定“還就是得跟上兒子兒媳他們，一道往前走哩”。[70]在此之前，兒子兒媳和村里的干部給王老慶講解過諸多社會主義改造的政治道理，但都無濟于事。反觀社員大會上農業社主席和全體社員的講話卻較為輕易地打動了王老慶的思想，其中的關鍵就在于，王老慶從人們的誠懇發言中感知到了一種勇于承認錯誤、全心全力搞好生產的熱烈情感，這份情感相比于政治道理，更容易觸動王老慶。

在康濯的另一篇小說《活影子》中，名叫吳麗紅的妓女在小組學習會議上抱怨自己解放后的生活與解放之前當“紅姑娘”時的生活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她表示“還不如不解放”。聽聞此言，過去四等窯子里的老姐姐李王氏詳細耐心地講述了自己從名妓到差點被折磨致死的親身經歷，然后動情地訴說道：“說到天下的窯子都要封閉，我想沒那事，還不是共產黨說得好聽？后來，我見工人學生們都那么熱心地來慰問我們，干部同志們待我們又這么好，我心眼兒就慢慢嘀咕開啦！人家為什么這樣待我們啊？人家吃飽了飯沒事干么？這一嘀咕，干部們開會說話我就真心聽啦！我聽說到我們干窯子都是舊世道給逼的，可不是！這話算是說到我心眼里啦！這以后我這死了的心又活了，我聽著干部們說的話句句都對，都夠滋味。”[71]李王氏的這番自白深深感染了包括吳麗紅在內的所有姐妹，吳麗紅還主動要求李王氏和女干部與自己再談談心。明顯可以看出，正是因為干部的熱心慰問，因為干部在平時交談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同情與理解，使得李王氏愿意主動接受黨的改造。因為“情動”，所以才會“心動”，此即李王氏口中“死了的心又活了”的具體所指。回過頭來，當李王氏將同樣的情感傳達出來時，自然會喚起其他姐妹的集體“心動”。類似的“以情動人”的開會書寫，在社會主義文學作品中所在多有，例如，趙樹理小說《福貴》中的主人公在群眾會議上傾吐冤屈，“出出這一肚子王八氣”時，采取的就不是階級層面的聲討和罹罵，而是羅列自己的悲慘經歷，期望獲得那些鄙視自己的人們的惻隱和哀憐。《百煉成鋼》中的爐長袁廷發響應上級號召，讓工人開會提合理化建議，并主動建議讓大家輪流做爐長，自己也會無保留地分享經驗技術。袁廷發的“交心”表態，讓工人對其產生了由衷的尊敬和喜愛，自此以后，煉鋼爐的生產制造便大有起色。所有這些開會，目的都是為了消除人們內心深處潛伏的形形色色的芥蒂，而會議的主導者均訴諸李凖所說的“人心換人心”[72]的策略。由此可見，“換心”的基礎是“共情”，“換心”才能“通心”；開會要“通心”，首先需要“通情”。

路楊在考察解放區文藝下鄉運動的過程中，發現“一種同甘共苦、將心比心的情感邏輯”成為農民面對外來知識分子發生情感轉變的“樸素的起點”。[73]通過對社會主義文學開會書寫的研讀，我們可以發現類似的“領情”幾乎貫穿于黨的全部革命政治工作之中。當人們談論黨的革命政治工作時，總會習慣于認為相關工作一定是嚴肅的、冰冷的，但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提醒我們注意，黨領導的革命政治工作存在著不容忽視的情感面相：這里的確充滿革命和政治，但這里的革命是“有情的”革命，這里的政治是“有情的”政治。

四、結語：國家與基層的雙向互動互通

開會無疑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政治工作的重要宣教動員途徑。康濯小說《黑人》中的“落后分子”霍老維，向縣委宣傳部長王東傾訴自己這類“黑人”不被政府重視，難以得到關愛和幫助的委屈。其中，“落后分子”無法獲得開會資格，使其在“落后”的程度上越陷越深，是霍老維談論的關鍵點。霍老維表示舊社會的農民不被重視，沒人給開會、講時事、指方向，所以祖祖輩輩“才落得個任怎么鬧騰也開不了心竅，也找不出個光明的道兒”，[74]自己就是因為一年到頭不參加會議，光是琢磨著找營生，結果慢慢被人們遺忘，“變得死落后”。開會有助于打開一個人的“心竅”，并將之引向正途。“開心竅”也就是“通心”，這背后關聯指涉的既有中國共產黨開會實踐的獨特方式，也有其價值追求。如何采取“通心”的方式達成“通心”的目標，這便是社會主義文學開會書寫的核心內容。通過對一系列文學文本的細讀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只要遵循了群眾路線，并且將“壓力政治”和“情感革命”兩相結合，開會就能夠事半功倍地達成將民眾統一到黨和國家的政治愿景中，進而構建堅實的同質共同體的良效。舉實例而不是說抽象，緩步行而不是急求成，借用通俗有趣的文藝樣式而不是死守呆板教條的會議規矩，“串門子”聊家常而不是“開大會”講一套，凡此種種，便是遵循群眾路線的“通心”式開會方法，“壓力政治”與“情感革命”相配合才能取得“通心”式的開會效果。

對于任何一個政黨來說，組織召開會議都是確保各項任務順利實施的重要手段，但似乎唯獨中國共產黨的開會最終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政治現象。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游歷晉察冀根據地時，就發現當人們在具體工作中遇到難題時，通常都會想到“開個會討論討論”[75]來尋求解決辦法。周立波在小說《鐵水奔流》中也借余慧之口告誡工廠積極分子和新黨員李大貴：“碰到困難，就開會商量”。[76]然而，在具體實踐中，如若不依照群眾路線的要求制定適切的開會方式，或者單方面重視開會的“壓力政治”機制而無視“以心交心”的情感詢喚作用，就會導致相關會議淪為枯燥煩悶、空洞無效的形式。現實生活中的民眾與社會主義的文學文本，反感、批評的恰恰是后一種不合理的開會，但絕不能因此“把孩子和臟水一起潑掉”，不能因為開會的偏向而片面否定開會本身的價值意義。即便《桑干河上》中的楊亮意識到文采在開會時高談闊論存在問題，但當人們就此對開會這一形式產生懷疑時，他還是堅決強調說：“會是要開的，也需要向老百姓解釋土地改革是回什么事，這個會當然也有它的作用。不過——”[77]楊亮略而未談的“不過”恰恰是社會主義文學深入思考、重點書寫的內容，這些思考和書寫展示出極具價值的開會經驗，即憑借“通心”的開會方法取得“通心”的開會成效，“通心”在此不僅指打通民眾對于革命政治的誤解和排斥心理，還同時包括打通干部在開展工作時存在的脫離群眾的錯誤思想。在民眾眼中，干部又是黨和國家的具體代表，所以開會的雙向打通帶來的結果就不僅僅是密切了干群關系，更是溝通了基層與國家之間的聯結，黨和政府由此可以從基層民眾那里獲得及時真切的反饋，這個反饋是調整、修正和完善革命思想和政治策略的重要提示。

研究社會主義文學，需要直面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聚訟紛紜的遺產說和債務說。革命與政治曾經統攝一切，由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債務”問題，可如今漸趨范導地位的個性與自由主張似乎又成為新的“排他性”力量，帶來了新的“偏見”和“不見”。這時，有必要冷靜理性地回望歷史，認真“打撈”、仔細“重估”不能被啟蒙方法論所容納的，有其獨特的文學經驗和文化建構的社會主義文學“遺產”。[78]研讀社會主義文學的開會書寫，正是重估社會主義文學“遺產”的重要切口。黨的革命政治工作在具體開展過程中如何借助開會這一宣教路徑得以深入人心，干部與群眾、國家與基層又在開會的互通過程中取得了怎樣的互動的良效，這些教益顯然不應被輕易遺忘。

注釋：

[1]艾蕪：《無題》，載《艾蕪全集》第10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320、321頁。

[2]同上，第364頁。

[3]丁玲：《桑干河上》，上海：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215頁。

[4]同上，第279頁。

[5]李永東：《中國現代文學中的“解放”書寫》，載《中國社會科學》2021年第7期。

[6]趙樹理：《劉二和與王繼圣》，載《趙樹理全集》第1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82頁。

[7]邢野（原著）、鐘鎮（改編）：《開會（豫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頁。

[8]同上，第26頁。

[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7頁。

[10]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0頁。

[11]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頁。

[12]同注[7]，第26頁。

[13]同注[3]，第291頁。

[14]草明：《乘風破浪》，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頁。

[15]同上，第238頁。

[16]王環環：《鄉村基層政治運作——以開會為視角的分析》，載《社會主義研究》2011年第1期。

[17]艾蕪：《百煉成鋼》，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26頁。

[18]趙樹理：《孟祥英翻身》，載《趙樹理全集》第1卷，第212頁。

[19]柳青：《創業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

[20]康濯：《正月新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149頁。

[21]同注[19]，第213頁。

[22]李凖：《兩代人》，載《李凖小說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頁。

[23]同注[19]，第121頁。

[24]同上，第61頁。

[25]［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頁。

[26]康濯：《春種秋收》，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98頁。

[27]徐勇：《國家化、農民性與鄉村整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99頁。

[28]同注[3]，第94頁。

[29]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第160—161頁。

[30]柳青：《狠透鐵》，西安：東風文藝出版社1960年版，第70頁。

[31]周立波：《山鄉巨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頁。

[32]同上，第34頁。

[33]同上，第48頁。

[34]同注[19]，第103頁。

[35]謝忠厚等（主編）：《冀魯豫邊區群眾運動宣教工作資料選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4頁。

[36]同注[3]，第147頁。

[37]同注[1]，第331頁。

[38]同上，第332頁。

[39]同上，第331頁。

[40]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委員會、江蘇省檔案館（編）：《蘇南抗日根據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

[41]同注[29]，第162頁。

[42]趙樹理：《李有才板話》，載《趙樹理全集》第1卷，第193—194頁。

[43]同注[3]，第178頁。

[44]同注[1]，第341頁。

[45]周立波：《暴風驟雨》，上海：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173頁。

[46]同注[3]，第33頁。

[47]同上，第67頁。

[48]同上，第69頁。

[49]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頁。

[50]同注[30]，第69頁。

[51]同注[19]，第481頁。

[52]同注[42]，第194頁。

[53]易暉：《“革命的第二天”——十七年合作化小說中的鄉村治理》，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2期。

[54]同注[30]，第3頁。

[55]同注[3]，第336—337頁。

[56]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載《趙樹理全集》第1卷，第328頁。

[57]蔡翔：《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頁。

[58]同注[31]，第386頁。

[59]同注[3]，第328頁。

[60]同注[31]，第321頁。

[61]同注[19]，第127頁。

[62]趙樹理：《“鍛煉鍛煉”》，載《趙樹理全集》第2卷，第343頁。

[63]同注[14]，第286頁。

[64]趙樹理：《三里灣》，載《趙樹理全集》第2卷，第175頁。

[65]康濯：《水滴石穿》，載《收獲》1957年創刊號。

[66]周而復：《翻身的年月》，生活·讀書·新知上海聯合發行所1949年版，第145頁。

[67]趙樹理：《邪不壓正》，載《趙樹理全集》第1卷，第436頁。

[68]趙樹理：《地板》，載《趙樹理全集》第1卷，第219頁。

[69]同注[26]，第225頁。

[70]同上，第244頁。

[71]康濯：《活影子》，載《康濯小說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3頁。

[72]李凖：《農忙五月天》，載《李凖小說選》，第102頁。

[73]路楊：《革命與人情：解放區文藝下鄉運動的情感實踐》，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

[74]康濯：《黑人》，載《康濯小說選》，第425頁。

[75]李公樸：《華北敵后——晉察冀》，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96頁。

[76]周立波：《鐵水奔流》，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頁。

[77]同注[3]，第95頁。

[78]張均：《重估社會主義文學“遺產”》，載《文學評論》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