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小劇院版《三姐妹》劇照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契訶夫是一位性情溫和、有堅定的毅力和自制力的作家，因此有這么一種說法，認為在他為時不長的一生中，從來沒有過尖銳的危機和劇烈的轉折。但實際上在1880年代末，當他接近而立之年時，無論他的生活還是創作都經歷了巨大的震動。1889年他的哥哥尼古拉驟然離世，而他本人雖然成為流行文學的寵兒，但主流批評界一刻也沒有放松過對他的職業規訓或者“拯救”，說他文學才華不容置疑，卻始終缺乏嚴肅的思想和信念。與此同時，契訶夫也敏銳地察覺到自己內在的寫作瓶頸，1888年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就連偉大的作家也往往會遭到文思枯竭、厭倦寫作、胡亂成篇……的危險。我個人更容易在最強烈的程度上遭到這種危險……”1889年他發表中篇小說《沒意思的故事》，其中嚴肅討論了所謂缺乏“總體思想”的危機，雖然廣受好評，但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原先儲備的題材已經開采殆盡。

但丁在《神曲》開篇寫道：“當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個黑暗的森林之中”。生活和創作道路上的內外交困，迫使人到中年的契訶夫在1888—1889年寫作的劇本《林妖》中，也鄭重地探討“黑暗森林”的主題。由于《林妖》一般被認為是契訶夫另一部劇作《萬尼亞舅舅》的“前身”，且因為該劇在人物和結構上的不成熟、首演效果不佳，學界對它的專題研究十分罕見。應該承認，《林妖》是契訶夫意圖走出危機的一次不算成功的嘗試，但在其創作和思想發展史上的地位卻十分重要。它有自己的明確的劇情主線，表現出契訶夫作為一個接受過專業科學教育的醫生和作家對俄國的地理文化、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和傳統民族意識的獨特思考，清晰地解釋了他為何把當時的俄國社會診斷為“黑暗森林”的內在動機，描述了他為克服“黑暗森林”法則所開出的道德救贖的藥方。更為重要的事，它的寫作經驗為契訶夫最偉大的戲劇之一《萬尼亞舅舅》提供了意味深長的實驗原型。

“所有的人反對所有的人的戰爭”

契訶夫畢業于莫斯科大學醫學院，接受過專業的科學教育，因此他對森林與氣候的關系，森林對于俄羅斯國家歷史、文明和人民性格的影響，都有非常深刻的認知，他是俄國文學史上第一個關心生態和環保問題的大作家。《林妖》里寫道：森林改造氣候，裝點大地，培養人的美感和精神，濫伐森林則造成河流干涸、鳥獸失所、氣候變壞、土地貧瘠的惡果——這種不加掩飾的環境決定論的來源，正是19世紀下半葉在俄國盛行的、以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為代表的歷史地理學派的主張。劇中的赫魯舒夫醫生熱愛森林，把森林看作自然贈予人的美和財富，認為人有義務保護森林。可是，周圍沒有人理解他，給他起了個綽號“林妖”，并且依然在野蠻地砍伐森林，把美麗的樹木放在爐子里白白燒掉。這里對森林的破壞具有隱喻含義，它既反映了人的心胸狹隘和精神萎靡，也是人與人之間喪失信任和同情的結果，正如葉蓮娜所說：“你們都在喪失理智地毀壞森林……你們同樣地在喪失理智地毀壞人，由于你們的過失，大地上將不再存在忠誠、純潔和自我犧牲的精神……”

人在冷酷無情地毀滅森林的同時，也在破壞自己的生存環境，表現為劇中所有的人物關系都產生了危機：年邁的教授謝列勃里雅可夫退休后為經濟所迫，滿懷怨氣地攜帶自己年輕美麗的第二任妻子葉蓮娜住到前妻留下的鄉村莊園，前妻的母親瑪麗雅、弟弟沃依尼茨基和女兒索尼婭長期以來苦心經營這個莊園，把全部收益用于維持教授在城里的體面生活。但沃依尼茨基突然覺醒，對教授產生了強烈的憎恨，嫉妒他的運氣，并且無望地愛上了教授的妻子，人們已經紛紛傳言他與葉蓮娜有了不正當的私情。索尼婭雖然善良聰慧，且對赫魯舒夫萌生愛意，但習慣以“狡猾而懷疑”的眼睛看人，給后者打上“民主派”“民粹派”的標簽，懷疑他保護森林的動機“都是裝樣子的，是虛假的”。赫魯舒夫對此呼吁說，應該直率坦白地看待人，首先把人看作人，否則人們的關系永遠都不可能和睦，索尼婭也會失去愛的能力。

在劇本里葉蓮娜被人說成是“金絲雀”，這個比喻隱含深意：因為金絲雀對空氣特別敏感，經常被用于檢測礦洞毒氣，而葉蓮娜似乎也比別人更敏銳地察覺到在這個被稱為“知識之家”的房子里所隱藏的仇恨，準確地預感到不祥之事即將發生。第三幕里當教授公布出售莊園的計劃時，他與沃依尼茨基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而沃依尼茨基的開槍自殺，將劇情推至高潮。悲慘的事故震驚了每一個人，赫魯舒夫由此認識到，雖然他忙于種樹，從斧子下挽救森林，但同時卻忽略了對人的關懷，因此他的工作毫無意義，進而他對眾人說：“你們叫我林妖，但不僅我一個，在你們所有人的心里都藏著一個林妖，你們所有的人都在黑暗的森林里游蕩，憑著感覺生活。”由于人的懶惰和道德淪落，森林遭到無情砍伐，而風景的改變也導致人的心性的改變，于是不僅大自然，而且人的靈魂也變得荒蕪，人不再愿意從事創造活動，而是將周圍的生存環境惡化為“黑暗森林”。

“金絲雀”葉蓮娜早于所有人探測到危險的氣息，也正是她揭示出主宰著人類生活的“黑暗森林”法則——“所有的人反對所有的人的戰爭”，而在“黑暗森林”中，每個人的生活和整個世界都被這種普遍的戰爭摧毀：“世界不是毀于大火，不是毀于強盜之手，而是毀于人與人之間的憎惡和仇恨，毀于所有這一切渺小的紛爭……”沃依尼茨基死后，赫魯舒夫終于痛心地領悟到，所有人都屈從于“黑暗森林”法則，因此“沒有真正的英雄，沒有天才，沒有能把我們從黑暗的森林里引領出來的人”。為了走出“黑暗森林”，契訶夫的戲劇在呼喚真正的英雄。

新型長篇小說式戲劇的一次“排練”

契訶夫的《林妖》從審查到上演可謂一波三折。首先是作家戲劇界的朋友們拒絕排演，認為這部劇更像是小說而非戲劇，進而紛紛勸退作家在戲劇寫作上的一切嘗試。好不容易有一家私人劇院接受了劇本，但演出十分倉促，演員的選角也不合適，這給了專業的劇評家們表達不滿的絕佳機會，他們說在《林妖》里看不到戲劇性的沖突，破壞了舞臺的假定性程式，是對莫里哀和格利鮑耶陀夫奠定的經典喜劇規則的冒犯。他們同樣也覺得這部劇具有濃厚的文學韻味，更適合被寫成一部小說。眾所周知，契訶夫終生未寫過長篇小說，但他的確以《林妖》為起點，開創了一種以往舞臺上從未有過的長篇小說式的戲劇，在這樣的新型戲劇里，生活的真諦并不表現在激烈的沖突和巔峰的體驗中，劇作家盡力在日常的交談、吃喝、散步、讀報、打牌這些細節中，在無聲的停頓或者意味深長的弦外之音中，展現人內在的、長久的、習慣性的苦悶心理和時代的隱秘潮流。劇情主線不再圍繞單一的，異于常人的主角行動推進，而是由一大群不同人物的復雜關系構成，劇終也不意味著切斷了生活的總體進程。在某種程度上，《林妖》就是對新的長篇小說類型的戲劇的一次“排練”，而這一新創制的體裁將在之后的《萬尼亞舅舅》和其他大戲中得到完美的實現。

當時的戲劇界敏銳地察覺到（雖然是從指責的角度）契訶夫的離經叛道，但他們批評焦點卻從反面總結了劇本的創新之處：場景的拼接過于草率，諸多角色在舞臺上不停地吃吃喝喝，同時喋喋不休地說些陳詞濫調。從今天的角度看，《林妖》的結構固然有些粗陋，但問題并非出在契訶夫忽視了戲劇的固定程式和規則，而恰恰在于他尚未擺脫那些評論家最為推崇的程式化的劇情公式：在談話中產生誤解，升級為你死我活的沖突，關鍵時刻突然找到了一份真相大白的文件，于是人們幡然醒悟相互和解，男女主人公們各自成雙配對地戀愛，同時還要加上貫穿始終的道德說教等等——這些都與經典的喜劇體裁規律完全吻合。可是，就在寫作《林妖》的時期，契訶夫已經產生了鍛造新的戲劇藝術形式的計劃，在與朋友的談話中他說，生活中的人并不是每分鐘都在決斗、自殺、求愛、說教，因此他希望創作這樣一部新型戲劇，其中的主人公們只做些平常的舉動：上門拜訪，留下吃飯，打牌聊天，告別離開……“不是因為作者需要如此，而是因為現實生活本來如此。”

正是丟棄了所有那些轟動的舞臺效果和戲劇套路，同時保留下“吃吃喝喝”“迎來送往”“聊天氣”“玩文特”和因為瑣碎小事導致的“相互爭吵”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而又乏味枯燥的日常生活細節，并且賦予它們更加深刻的存在意義，使它們負載了更加廣闊的歷史視野和全人類命運，契訶夫將《林妖》改寫成不朽之作《萬尼亞舅舅》。在后一部劇作中，那些閑散的談話、無聊的爭吵、每天都發生的瑣事、無精打采或者玩世不恭的人物，一方面暴露出自私和軟弱的平庸之惡，另一方面也閃耀出令人驚異的堅韌不拔和自我犧牲的美德，照亮了在“黑暗森林”中前行的道路。但在《林妖》中，走出“黑暗森林”的嘗試還需要借助傳統喜劇的大團圓式收尾方式。

試圖走出“黑暗森林”的結尾

契訶夫創制的新戲劇類型有一個最關鍵的環節——結尾。1892年他在一封信中斷言：“誰為劇本發明了新的結局，誰就開辟了新紀元。這些可惡的結局卻始終沒有出世！主人公要么結了婚，要么開槍自殺，別的出路是沒有的……”他寫這番話時一定自嘲地想到了《林妖》，因為在1889年完成的這部劇里，他為一個主人公沃依尼茨基選擇的結局正是開槍自殺，而讓另一個主人公赫魯舒夫最終喜結良緣。結尾處出現了成對的情侶，出走的葉蓮娜則與謝列勃里雅可夫教授重歸于好，所有皆大歡喜的氛圍既與一個親人的死亡明顯不協調，也襯托出這些幸福的人的輕浮心態和庸俗習氣。也許這種過分順利的結尾和輕松取得的和解，使契訶夫后來甚至說他“憎恨這個劇本，極力要忘掉它”。但在寫作這部劇的1880年代末，契訶夫正處在思想危機之中，而批評界則攻擊他對道德問題漠不關心，此時他迫切希望用直白的道德說教扭轉人們的印象，便把《林妖》里主人公們身陷“黑暗森林”的原因全部歸結為他們性格中的缺陷，也就是說他們都是犯了錯誤的普通人，糾正起來便十分容易：只要捐棄偏執，坦誠相見，就可以攜手走出“黑暗森林”，掃除妨礙人們生活的普遍戰爭。

最后一幕場景被意味深長地安排在森林里，沃依尼茨基的自殺使所有人都受到道德震動，他們紛紛懺悔和彼此寬恕，于是“所有的人反對所有的人”的普遍戰爭法則蕩然無存（在第一版里，甚至謝列勃里雅可夫教授也幡然悔悟），“黑暗森林”轉而變為創造愛情奇跡的勝地：“林妖在這里出沒，美人魚在森林上坐著……”發生森林火災時，醫生義無反顧地奔向救災現場，并且發表宣言說：“我會長起雄鷹的翅膀，不管是火災還是野鬼都嚇不倒我！就讓森林燒掉好了，我會栽種出新的森林！”于是“林妖”扮演起帶領大家走出“黑暗森林”的英雄角色。

濃厚的道德諷喻氛圍籠罩著總體的解扣，葉蓮娜回到丈夫身邊，費德爾·伊凡諾維奇改過自新向尤麗婭求婚，赫魯舒夫醫生與索尼婭消除誤解表白愛情，而愛情恰恰是“黑暗森林”里給醫生提供指引的明燈，須知在第二幕中他就說過：“當一個人深夜里走在森林里，如果在那個時候看到了遠處的燈火，那么他就不會感覺到疲乏，也不會顧及黑暗……”于是，在成雙結對的“歡笑，接吻，嬉鬧”中，全劇以德雅金的感嘆“這太好了！這太好了！”宣告落幕。

從“黑暗森林”到“鉆石天空”

但是，無論這些活下來的人物將過上什么樣的幸福生活，都難以掩蓋沃依尼茨基死亡所帶來的悲劇陰影，他與謝列勃里雅可夫教授的斗爭被保留到《萬尼亞舅舅》中，他們的沖突也超出了個人之間的意氣之爭，觸摸到人的自我意識在面對虛無時更加根本的精神危機。需要說明的是，在新寫出來的劇本里，這樣的深層危機基本不會通過高度戲劇化的舞臺行動被揭示，萬尼亞舅舅（沃依尼茨基）在絕望中沒有像他的前身那樣自殺，而是笨拙地舉槍指向謝列勃里雅可夫教授，但連放三槍都沒有打中，因為他的敵人不再是教授個人，而是教授所代表的19世紀末的社會氛圍。1881年實施農奴解放的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激進的革命者刺殺后，繼任沙皇更加堅信獨裁權力的神圣性和必要性，啟用保守派官僚中斷改革進程，既打壓一切自由思想，又加強對地方事務的管控。另一方面，1874年一部分俄國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到民間去”運動，最終因為農民長期的蒙昧和對抽象理念的排斥而失敗。此時萬尼亞舅舅如同陷入壓抑人的心靈的、無處不在的“無物之陣”，拔劍四顧卻心下茫然。難怪契訶夫在親自觀看演出后對女演員說：“全部意義和全部戲劇都在人的內心，而不是在外部表現……你要知道，開槍不是戲劇，而是偶然事件。”

《萬尼亞舅舅》里偶然的、徒勞無功的射擊取消了《林妖》主人公開槍自殺的震撼性和嚴肅性，而沒有槍聲的死寂才是生活的常態，告別時沃依尼茨基對謝列勃里雅可夫說：“你以前從產業中得到多少收入，以后還會照舊定期寄給你。一切都會和先前一樣。”表面上看每個人的生活恢復到開始時的狀態，似乎劇情完成了一個圓圈返回原點，但平靜的水面下暗流涌動，被壓抑的心靈依然在痛苦地尋找著出路，正如萬尼亞舅舅在第二幕所說：“我既然放過了生活，什么都沒有啦，我就只好生活在幻夢里了。”

誠然，《萬尼亞舅舅》的主人公們不會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里那樣，在經歷靈魂轉折之后直接討論和試圖解決永恒和上帝是否存在的道德—哲學問題，他們只是談論對普通人而言至關重要的東西：勞動、美、愛情、死亡。“林妖”赫魯舒夫醫生被改寫為阿斯特羅夫醫生，在新劇里他因為“工作得太多”已經見老，不像以前那樣漂亮了。他依然愛美，譴責“閑散的生活”，拯救森林，給農民治病，但失去了愛的能力，無法愛上比《林妖》中更值得愛的索尼婭。阿斯特羅夫走不出“黑暗森林”，他的生活完全沒有希望，他也像自己的前身赫魯舒夫一樣，說到深夜行走在黑暗森林，但已經不能像《林妖》里那樣看到遠處的亮光，只能哀嘆“我自己再也沒有什么可希望的了”。

然而，同樣失去愛情的索尼婭卻在劇終托起“黑暗森林”無法熄滅的希望，闡明了契訶夫對生活的責任和價值的看法。她鼓勵萬尼亞舅舅說，人在世上所遭受的苦難和流下的眼淚不會毫無意義，為他人的工作將會換來良心的安慰，那時就會看見“灑滿了鉆石的天堂……我這樣相信，我這樣相信……”

最后這句反復訴說的“我這樣相信……”與《三姊妹》劇終奧爾加不斷重復的“我們真恨不得能夠懂得呀，我們真恨不得能夠懂得呀……”有異曲同工之妙，兩位女主人公都對人們當下的痛苦有深刻的同情和悲憫，但并不能像在《林妖》結尾里那樣勾畫出美好生活的藍圖。她們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愛的回應，因此只是在希望，在猜測，在預感，在試圖理解生活的意義。然而，憑借悲天憫人的心靈和自我犧牲的勞動，索尼婭畢竟在“黑暗森林”上方看到那“灑滿了鉆石的天堂”，這為光明的期待提供了詩化的擔保和信念。而契訶夫也終于找到了除自殺和結婚外真正“開辟了新紀元”的戲劇結尾方式。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