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與天涯》是典型的社會派懸疑小說，通過對人物細節與社會問題的真實描摹，探索時代環境如何誘發人性之惡、陳腐迂謬的觀念如何對人造成心理扭曲。父母與孩子的關系成為案件的主要聚焦點，尤其是父母以愛與奉獻為旗卻種下惡果，不僅使愛成為孩子避不開逃不掉的枷鎖，而且放任號稱“管束”、“教育”孩子的場所成為罪惡蔓生的源頭。而這些悲劇最終也由孩子親自終結，形成閉環。

桑文鶴《白馬與天涯》

在市場經營小本生意的豬肉販杜瑞通苦苦追尋著二十年前發小徐歌被殺害的真相，卻毫無進展；其發小的前女友歷經婚姻風霜，疲憊不堪；以前曾在警局共事、現已是刑警隊組長的同事則終日奔走于市內的其他命案。每個人都游走于庸碌的日常當中，卻都始終無法忘懷二十年前的懸案，在二十年后的現在因緣際會地發現，平日不經意的人際往來、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不起眼又瑣碎的零星小事，竟在一個節點上有了交集，指向一段早已被掩蓋的過去。

徐歌被殺害的地點是一間豬肉鋪，臨死之前他緊握著一個奇異的圖案標志，他出事的時候恰好又碰上杜瑞通離開本地、去南方參加媽媽的葬禮，諸如此類細節一點一滴通過杜瑞通的回憶與現實生活穿插浮現，他礙于人情幫忙打聽的線索無意成了尋找徐歌案真相的一點苗頭，又仿佛牽扯出了更錯綜復雜的罪案關系網。

小說的懸疑主要落在環境而非推理上。作者在這本書中不側重推理手法的細密編織，而是藉由杜瑞通的視角緩緩展開一張網，案情的關鍵線索散落在各處，而不同人物思想情感的缺陷、心理狀態的幽微變化嵌在這些刻意留出的情節網眼中間，對社會的觀察和反映，首先流露于這些人性側寫。其次是對社會時代背景和人物行為邏輯銜接處的著力刻畫，人性幽微的背后映照出社會巨輪的滾滾向前，人物看似在無意中做出選擇，實際上涵蓋了當下社會環境形塑的必然結果，成為冥冥之中的一種注定。這等草蛇灰線，作者有意寫，敏感的讀者也有意讀。小說的巧妙之處就在于，在書中形色來往的諸多人物之中，更為重要的幾個角色每人都代表一條關鍵的線索，卻沒有誰是背后的“大反派”。沒有誰是一開始就是大奸大惡、反社會人格的殺人犯，卻造成了最始料未及的后果。該怪罪誰呢？結果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諾骨牌般一個接一個倒下，生活的惡意如此輕而易舉地成為人們心中罪與惡的種子，令人明知故事的大體走向，仍不自覺地被卷入案件內。

有些遺憾的地方是，這部小說雖然篇幅不算太長，出場人物卻稍顯雜多繚亂，作為主視點的主角與配角群像間的平衡有時被打破，失去重心；一些繁復鋪墊的細節，也使部分章節的敘事節奏一度有些緩慢。但小說的寫作絕不能算“水”，因為讓讀者“置身其內”的契機恰恰也在細節處，這是見觀察力的。作者在懸疑主線之余寫為生活奔波的市井小民的百般樣態：惦念著逝去的大女兒、卻不曾理解小女兒的父母，想尋求更好的發展而進城、卻因私自接活而發生意外的農民，因繼母而與父親生出隔閡的男孩，對父母心灰意冷經歷悲慘遭遇的女兒，想利用打工攢下的錢去過更好的生活、卻因錢財被人偷走的意外最終步入人生歧途的青年人……不約而同的是，甲之蜜糖成為乙之砒霜，父母的愛最終卻導致孩子成為受害者，而他們似乎無法明白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加害的“源頭”。而這所號稱能將“叛逆的孩子”調教成“乖孩子”的白馬書齋，是父母塑造和控制孩子的稱心如意的抓手，也是孩子純真靈魂的墓地。

作為小說的關鍵詞，“白馬”取自曹植詩篇中的“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似乎意氣飛揚、冀望廣大，實際上卻代表著深黯的“黑”與丑陋的惡，以相反的張力，串接起父母與孩子之間的巨大斷痕。“我的白馬兒你慢些跑啊/這一次沒有我帶你回家”，白馬讓人聯想到這句歌詞，馬兒應當悠然自得地漫步和奔跑，在小說中卻受困。奔跑的天性轉換為逃跑的渴望，但小說并未把視點放在逃跑，而是將其前移，試圖寫出困囿白馬的場所和其復雜的成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白馬與天涯》不僅是一篇“較為好看”的小說，也是一篇“值得一看”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