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份歷史悠久的文學雜志帶給忠實讀者的感受，或許都會越來越像一座佇立在滄桑風雨中的音樂廳：隨歲月流逝、季節輪換，依著固定的時令檔期和規范的體裁類別，輪番上演主題、格調和旋律都不免讓人覺得有些似曾相識的曲目。而差異紛呈的個性化光彩，往往只能綻放在不同的演奏者對這些大同小異的曲目調式所做的細微變通和自由發揮上。

多年來，《民族文學》刊發的散文類作品已經形成題材聚焦縣域社會人文生態、寫法偏重作者現場見聞實錄的鮮明特點。縣域社會人文生態的主場景集中在城鎮和鄉村。作者深入體驗或實地探查這類生活場景的方式，則不外游子歸鄉和尋訪他鄉兩途。前者緊貼作者本人的家世籍貫和成長履歷，情理所趨，多著力鋪陳從作者自我視點出發的撫今追昔之慨。后者兼具采風紀游和報告特寫性質，“我”在文中或者隱身為不直接亮相的導覽語音式的講述人，或者擔當近乎記者的角色，止于提供眼見為實的現場報道，盡量避免出鏡入戲、顯露個性色彩。

以上兩類作品訴諸讀者，其情境體驗，正仿佛聆聽抒發歸鄉情思的詠嘆調和贊美田園勝景的宣敘曲。一如往年，這兩種類型在2023年《民族文學》所刊散文作品中依然最為多見。縱覽全年十二期散文欄目和“本刊新人”“聚焦新時代”“‘亮麗內蒙古’翻譯作品”以及行走文山、阿壩、東蘭、鳳山、舟曲各地的文學實踐專題欄目中推出的散文，歸鄉詠嘆和下鄉宣敘的雙聲變奏穿插交迭，往復連綿，銜接起來頗似一部鄉土中國主題的歌劇。

但置于多期散文欄目頭題或二題的篇章——如第1期李達偉（白族）的《遷徙的鳥》和興安（蒙古族）的《在普者黑看見一匹馬》、第2期徐曉華（土家族）的《巷子里》、第3期朝顏（畬族）的《父親的大海和太陽》、第6期馬明月（回族）的《鄉親們》、第7期溫新階（土家族）的《三個偏正短語》、第9期黃立康（納西族）的《河口的云》、第10期蔡測海（土家族）的《火塘》、第11期連亭（壯族）的《沿鐵軌追尋太陽鳥》、第12期雍措（藏族）的《月光鋪就的陰影》，又很顯著地表現出從行文筆致、旨趣命意和整體結構各層面，都竭力沖破歸鄉懷舊和下鄉巡禮模式的窠臼，朝著更加輕靈悠遠或者更加繁復深切的方向挺進探索的架勢。

即便是作者自己的經歷、家鄉和本民族生活經驗，在這些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提煉和轉化成了文本語境中的“他者”，跟作者寫作時的狀態拉開了省思和審美的間隔距離，也產生了便于進行陌生化表現的視域錯位。較之因襲已久的抒懷詠嘆和報道宣敘式的寫作，這種探索性的散文寫作路數，吸收、借取了小說、戲劇甚至詩歌等虛構類體裁的不少技巧，可謂將一切現實鄉土場景及其中的風物與人事都升騰為他鄉意境和他者意象的夢幻曲式的寫作。

二

年初前三期《民族文學》登載的散文，論文本形制的新意，如前所述，以《在普者黑看見一匹馬》《遷徙的鳥》《巷子里》《父親的大海和太陽》這幾篇最為突出。《在普者黑看見一匹馬》中，作者逗留云南文山縣彝族山寨普者黑時同一匹棕紅色科爾沁蒙古馬偶遇的幾個瞬間，經細膩傳神的心理刻畫和情境渲染，并輔以前情鋪墊和事后說理的映襯，煥發出了類似契訶夫小說那樣精巧動人的諷喻韻味和思想感染力。像這么一篇不涉及非得經旁人佐證才能確保為真的社會性內容的散文，在創作機理和閱讀接受效應上，實際上與小說等虛構體裁已無質的區別。《遷徙的鳥》以飛鳥自喻，對作者行走和暫居高黎貢山間的身心體悟，展開多面合圍而又四外彌散飽含詩意的抒發。唯穿插于字里行間的大詞“我們”，把敘述、描寫和抒懷言志的話語調門和立足點，都帶動得有些過于高邈。

《巷子里》和《父親的大海和太陽》，都擺脫了尋常鄉土題材散文事無巨細一一羅列的流水賬或家史、村史、街巷史的套路，刪繁就簡，去粗取精，把筆觸干脆利落地對準了如同經典話劇《茶館》和《狗兒爺涅槃》里的茶館和門樓似的空間地標。一家位于恩施清江河邊小城老巷里的只擺得開六張桌子的小餐館，集聚著扛過疫情沖擊后百業漸趨繁忙、眾生復歸勞碌的時代縮影。一幢在贛南山村麥菜嶺的一片荒坡上矗立了四十多年、兩扇大門漆著一輪紅日浮出藍色大海圖案的二層土坯房，見證著低到塵埃而又高于海天的忍辱負重、堅韌自強的至尊至樸的父愛。洗練的白描、靈動的修辭，更讓這兩篇剪裁精當的作品平添了一層情境感十足的小說風味。

除上列篇什，其余各文，如陶玉明（布朗族）的《冰島之戀》、杜偉軍（達斡爾族）的《單飛》、霽虹（彝族）的《故鄉莫依德古》、卓美（彝族）的《歲月清輝》、吳穎麗（達斡爾族）的《額爾古納密碼》、左丹（滿族）的《四牌樓下老童謠》、巫溪（侗族）的《在東莞的六樓》、蘇日塔拉圖（蒙古族）的《懷念胡日達》，還有收在“‘亮麗內蒙古’翻譯作品”專欄里的才布西格（蒙古族）作、朵日娜（蒙古族）譯的《難忘的天籟音》，達·巴特爾（蒙古族）作、哈達奇·剛（蒙古族）譯的《金秋的傾訴》，恩克哈達（蒙古族）作、席·照日格圖（蒙古族）譯的《蔚藍的石頭世界》，薩仁其其格（蒙古族）作、岱欽（蒙古族）譯的《安詳的青色炊煙（外二篇）》，以及“文山行”小輯中陳銳軍（回族）的《從“南疆”到南疆》、何華的《在秋天的風口佇立》、宋志軍的《山水情 家國魂》、喬麗（傣族）的《存在與消失》等七篇采風札記，皆取材切實、寫法質樸，穩穩當當地持守了《民族文學》散文類作品的傳統面目。

其中，《冰島之戀》設題醒目，旨在記述云南省臨滄市雙江縣勐庫鎮盛產古樹茶的冰島村的獨特物候和滄桑巨變，全文三節，前兩節流于直陳材料，第三節糅進了作者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當地工作、生活的切身感觸，語句間始有溫潤鮮活的氣息流轉開來。《額爾古納密碼》和《四牌樓下老童謠》取材方位一在北一在南，文本質地卻同樣都靠近報告文學，著意將個人經歷和家庭遭逢的小敘事擺放進為社會發展的大背景做注腳的視域。《懷念胡日達》追述作者父親養過的一只白色蒙古獵犬，即小見大，映照著父輩人生、民族習俗和時代風尚的曲折流變。《難忘的天籟音》《金秋的傾訴》《蔚藍的石頭世界》這三篇基于蒙古文原作的漢譯散文，合奏般地展示了從草原上飄蕩來的長調般曠遠的抒情文采；而同樣譯自蒙古文卻重在敘述的《安詳的青色炊煙（外二篇）》，卻宛如從個人視角和日常生活層面落筆的微觀風俗志。作者自述駕戰機進行高空飛行訓練經歷的《單飛》，題材稀見，在《民族文學》的散文類作品中顯得獨具一格。

三

開春時節，《民族文學》的散文欄目里和風蕩漾，佳作聯翩。馬明月（回族）的《鄉親們》、阮殿文（回族）的《野石山上望故鄉》、劉惠春（蒙古族）的《我的蘇海圖》、哈德別克·哈漢（哈薩克族）的《記憶：因為埋藏而久遠》，格外好看而又耐讀。

《鄉親們》以流暢明快的敘述，引著我們一路走進作者記憶里的葉爾羌河邊綠洲上的小村莊，去見識那里性格各異的老少幾代維吾爾族鄉親，領略他們素樸如土的生活況味和斑斕多姿的人格面相。愛養花、也愛彈琴誦詩唱歌的喀斯木，自視甚高、詩不離口卻因愛揭人之短而落落寡合的賽麥提，承受著老年喪子之慟終日勤謹勞作的克然木，大半輩子四處浪跡、到老才回鄉安守家園的尼牙孜，總帶著一句口頭禪“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抓起工作果然也是粗中有細的村支書伊敏，家大業大、子孫滿堂的全村“最美家庭”的戶主吾麥爾、白吉爾老兩口，年邁體弱的前輩村干部艾薩和他早早闖蕩城市做餐飲生意的兒子吐爾洪，以至吐爾洪快人快語的爽朗做派，讓作者忽然想到的從庫車落戶到南寧開烤肉店的另一位維吾爾族鄉親諾爾……呈現在文中的這些精神血脈深植西部文化厚土的凡常百姓，之所以能讓讀者乍一看就感覺好像身邊熟人似的親近感和真切感，固然得益于實打實的生活素材支撐，但更關鍵的是作者采用貫通全篇的旁觀限知視點和堅持從旁介紹的表達方式，遠遠繞過各種編排敷演他人遭際、追求戲劇性和完整性的非虛構敘事套路，最大限度地維護了這些素材的原汁原味。

與此相仿但角度有別，《野石山上望故鄉》所展示的是把散文中的故鄉照著離現實生活中人際認知和人地關系意識生成的常情常態更接近的方向，寫得更深切和更見新意的一種可能。而它的特別之處就在于盡管以故鄉為題，作者卻決不稱雄托大，傲然自居為對故鄉的一切都門兒清的在地達人。相反，從開篇提及的兩句鄉鄰問詢“你是哪里的”“上野石還是下野石”，就牽連出一條作者對故鄉的山川土石、草木風物和勞作起居不斷增強實感和加深認識的心路歷程。其中，既貫穿著作者少時的成長記憶，也包含著鄉情和鄉愁總會歷久而彌新的人間共感。一篇《野石山上望故鄉》，是作者用自己的成長記憶給他的故鄉所做的生動注解和形象化定義。同時，它又像是一份證詞，可以表明我們許多人心底其實都暗藏了一本時刻都在翻動和變化的書寫故鄉的沙之書。

行文利落且不失風趣的《我的蘇海圖》，雖然多了些斷言立論的概括，少了些探微燭幽的釋疑，調門稍顯高亢。但它圍繞當地俗稱“三礦”、位處烏蘭布和沙漠南緣的礦區蘇海圖，搭建起了如同為人立傳式的全景描述框架，字句措辭處處流露著儼然視蘇海圖為一生命體的細膩情態。全文讀來綿密婉轉、溫潤感人。

《記憶：因為埋藏而久遠》在文本風貌上屬于規整的鄉土題材散文傳統樣式，其勝處在質而不在文。順著作者攜妻帶子回訪少兒時期生活了十四年的阿勒泰北屯林場的一趟行程軌跡和見聞思緒，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新疆建設兵團農十師師部駐地北屯的生產、生活場景，特別是來自京津滬等內地大城市的支邊青年和知識青年充實到林場子弟學校任教，為兵團二代傳授文化知識、放飛文學夢想，以及不同民族的林場職工家庭在甘苦與共的歲月里結下勝似親人的誠摯情誼，這一幕幕難忘的歷史畫面聯翩而至、重現光華。如果與近年問世的一批兵團題材的小說做一番對讀，《記憶：因為埋藏而久遠》選材立意的獨到之處，想必可以顯見得更分明。

潘琦（仫佬族）的《穿越歷史的紅水河》、姚靜（彝族）的《心上的大佛殿》、李俊玲（布朗族）的《面相》、張雪云（苗族）的《一脈江流下洞庭》、賈波（土家族）的《三層樓》、瑞朵·海瑞拉（維吾爾族）的《復刻忍冬》、王藝偉（侗族）的《在山水間歡慶》，以及“阿壩行”小輯中的散文，也都是第5、第6、第7期上各有一些局部表現可圈可點的用心之作，惜乎全篇構造上還多少略輸了幾分神氣灌注的新意。《復刻忍冬》從醫者的視角寫住院接受治療的眾多患者，題材別致，殊為難得，遺憾的是整體文風和細節描寫都偏向了小說，虛構語態的心境描摹鋪排過多，反而不及直來直去地正面調度真實生活素材那么有沖擊力。

四

入夏后的幾期《民族文學》上，似與豐收季將臨的自然節律相應，散文類作品一時稠密起來。有了上半年已刊作品的近距離比照，下半年刊發的作品在文本形態上無疑需要表現得更亮眼一些。

溫新階（土家族）的《三個偏正短語》延續了作者前一年發表的散文力作《村人三題》的選材取向，將湖北宜昌鄉土人文志和地方人物列傳的格局做了進一步的擴展。但或許是由于聚焦點從人轉向了物，《村人三題》里忙前跑后的講述者“我”，到《三個偏正短語》這里卻收斂了形跡，不再活躍。整個文本由此看來已跟筆記體小說毫無二致。散文所特有的作者自我意識濾鏡和主觀介入視角，也被大幅度撤除。

分別從“本刊新人”和“‘亮麗內蒙古’翻譯作品”專欄面世的韋東柳（壯族）的《那鄉那人（外一篇）》和特·布和畢力格（蒙古族）作、查干路思（蒙古族）譯的《鄉村三部曲》，依照較嚴格的尺度看，都屬平中見奇、局部閃光之作。前者的外一篇《大地的心跳》，文辭沉靜舒緩，歷數母親一生系于鄉土和家庭的愛恨糾葛和塵緣往事，觸動讀者心弦的力量強過報道體的主篇。后者的“三部曲”分列為三節，第一節追述家鄉迎來改革開放的曙光之前的歲月里父老鄉親相濡以沫、甘苦與共的種種細節，畫面逼真，氛圍全出，比后續兩節高歌猛進的粗線條概述，更能感奮人心。

而王奕君（滿族）的《另一片陽光（外一篇）》，則屬另一類型：循諸文脈情理，本該在主篇中寫清楚實際上卻沒能來得及寫的內容，被推移到了外一篇《人間煙火》的最后一節《我的家》里。從讀者的角度，若要充分體味作者所表達的對于父愛的深摯感受，那就非得把《另一片陽光》和它的外一篇的結尾部分連成一體，并且一氣兒讀完。

列入第8期“本刊新人”專欄的鄧小寧（黎族）的《四時咸水歌》，勝在選材特殊、文思纖巧。半生漂泊水上、終于登陸住進自建小洋樓的漁民黎亞花，養成了晚飯后到小賣部旁的鳳凰樹下給大家唱四時咸水歌的習慣。隨著對她唱歌情形和所唱歌曲的描述和細究，流傳千百年的疍家情歌風俗，也徐徐揭開古老神秘面紗，露出了鮮亮可人的本色。

以別開生面的選材顯出新意的作品，還有澤讓闥（藏族）的《蟲生》、吐爾地白克·買買提白克（塔吉克族）作、蘇德新譯的《歸來的野山羊》，以及雷沃·阿拉騰陶布其（蒙古族）作、烏云其木格（蒙古族）譯的《驄馬之耐力》。《蟲生》通過記錄作者兄弟三人的一次親身體驗，細致揭示了流行在青藏高原腹地的采挖、收購和銷售蟲草的生意經和個中幽暗。《歸來的野山羊》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作者和弟弟、表哥為重溫牧民生活而特地騎馬遠游的一趟找尋野山羊之旅，對普遍實行減牧護草政策后，昔日牧區帕米爾西南部一帶草原生機蓬勃、野趣盎然的自然風貌，給予了情景交融的畫卷式呈現。《驄馬之耐力》講的是姥爺生前養過的一匹其貌不揚、步態不穩，但關鍵時刻總能表現出非凡腳力的青白雜色馬的故事。作為故事主角的顛步子驄馬，以它常年出力流汗的默默奉獻，贏得了主人一家的尊重、愛惜和感念。主人為此專門寫下的故事，也讓這份心情有了傳遞給更多讀者的機會。

彭愫英（白族）的《登頂碧羅雪山》、覃姜華（壯族）的《油茶飄香》等“聚焦新時代”專欄作品，和馬駿（回族）的《口碑》、宋雨薇（滿族）的《東拉河的幸福密碼》、哈斯烏拉（蒙古族）的《送別恩師扎拉嘎胡》、黃立康（納西族）的《河口的云》，還有東蘭行、鳳山行兩個小輯中的散文，形制大體平實，個別句段或有支離空泛之失，但同樣都能以密接地氣的扎實取材，吸引有心讀者的注意。

五

蔡測海（土家族）的《火塘》、連亭（壯族）的《沿鐵軌追尋太陽鳥》和雍措（藏族）的《月光鋪就的陰影》這三篇刻意經營之作，把《民族文學》全年散文欄目的頭題、二題所凸顯的創作手法新變趨勢，又用力推進了一程。《火塘》通篇氣勢開張、詩情洋溢，隨敘事視點的起落收放和描繪筆觸的抑揚頓挫，尋根憶舊的思緒如高天流云般飄飛、似澗水般蜿蜒。一樣古老的火種，性格不同的兩位祖輩老人，在作者心靈深處永駐為演繹本民族傳統習俗和精神特質的生動征象。

與《火塘》類似，《沿鐵軌追尋太陽鳥》和《月光鋪就的陰影》也大幅度地汲取了抒情詩的意象化手法和現代派小說的內心敘事架構。顯而易見，如此求新求變的散文寫法，相對于包括兩位作者以往作品在內的《民族文學》散文欄目中多年來常見的那種懷鄉思舊疊加個人成長和父母家人故事的散文，是一種重建文體理念和探索藝術技巧的試驗。

不過，凡是試驗，皆屬冒險。《沿鐵軌追尋太陽鳥》這一標題，已經先聲奪人、顯豁敞亮地標示了作者力圖熔鑄出一個獨特意象的寫作執念。但正文敘事脈絡的松散游移，卻使得整個作品的架構重心偏離了標題所示的意象，以至近一萬字的篇幅也未能給讀者帶來足夠深切的觸動。《月光鋪就的陰影》敘事造境酣暢淋漓，尤其前半部分，把“我”十二歲時的那趟既莫名其妙又勢不可擋的離家出走和之后臊眉耷眼、灰頭土臉自行回家的尷尬窘態，寫得形神兼備、惟妙惟肖。相比之下，作品后半部分，從“我”十二歲時這次蓄意逃離家人的往事回溯，向昆德拉小說式的哲思悖論境地——“我想用我的逃離，讓他們的生活有所改變”“而事實證明，我的逃離確實讓他們的生活變得生機勃勃起來”，發散出一連串自我戲劇化的自辯自白。為此，各種復雜語態和微敘事技巧被調配得花團錦簇。但最終造成的效果，反倒是文本內在張力的消失和后半部分的文辭冗贅。

橫跨體裁邊界，引入小說、詩歌或戲劇創作的具體手段和思維要素，向來是散文創作實現推陳出新的有效途徑。在所涉人事能夠保證實有其人和實有其事的基礎上，散文完全可以并且也很有必要動用一切文學技巧，包括對于不影響世情倫理、不牽扯他人利害和社會關系的作者自我的心理活動和言行舉止的虛構。正是因為事實上早已存在這樣的寫作機理，創作實踐領域的散文才總是好像受慣性支配似的自動展現著一種從一人兀自哼唱的小曲小調的單薄樣態，朝著多聲部、多調式齊備的交響樂章式的厚重狀態加速演變的趨勢。但這樣的演變之所以必要，歸根結底，驅動在社會需求一端。有興趣關注散文的讀者大多看重散文話語及物切實、感性貼心的長處。即使只是為了順應這樣的需求，散文這一體裁求新求變的目標也應該指向內容承載量和藝術感染力的提升，而不是反過來，被重重疊加的寫作技巧和觀念企圖綁架著，迷失了進擊的方向和明確的擔當。

其他在臨近年底的三期《民族文學》上刊登的散文類作品，如張昆華（彝族）的《金沙江波浪》、邢莉（蒙古族）的《刻在草原碑石上的天書》、馬寶山（蒙古族）的《一個人的文學征程》、吳磊（苗族）的《尋訪紅陽寨》、伊蒙紅木（佤族）的《陽光遍灑阿瓦山》、譚成舉（土家族）的《祥龍舞動的山寨》、高堅（蒙古族）的《山中即記》、阿娜爾·孜努爾別克（哈薩克族）的《冬不拉夢》、伍睿（仡佬族）的《情回中桶壩》、莫永忠（瑤族）的《胞衣之地》、艾克拜爾·吾拉木（維吾爾族）的《美食串起的回憶》、包成秀（普米族）的《紙鶴不能獨飛》、巴燕·塔斯肯（哈薩克族）的《克蘭河畔》、瑤鷹（瑤族）的《出山記》，還有“舟曲行”小輯中的篇章，雖未著意求新，卻也都屬于在多民族特色鄉土題材散文創作的傳統譜系中各有所本的平實之作。

其中，《金沙江波浪》筆力蒼勁，文風雅正，在悠長的個人記憶閃回中，展開史料扒梳和實地見聞迭現的陳述，盡顯耄耋之年的前輩作家面對江河歲月壯懷不已的一片赤忱。《山中即記》追憶兒時鄉間生活，清爽通脫，簡練節制，徹底摒除了同類題材散文中常見的動輒自我感動的瑣碎煽情語句，堪稱體現傳統散文竹簡風姿的一例新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