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旅途

羅蘭·巴特的一生，倘若限制在寫作區域里的話，那肯定是傳奇的一生。這方面，他永遠是個推陳出新的大師，是個文本歷險主義者，他上演了一幕幕寫作戲劇。就此而言，他擁有不同凡響的號召力，也成為20世紀60年代后法國知識分子中的領銜人物之一，是法國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時期知識分子的一個主要鏡像。

然而，巴特身體的一生——如果強行地同他寫作的一生，同他思考的一生區分開來的話——似乎缺乏一些戲劇性，卻同樣值得觀賞。功成名就后，巴特常常遮掩他的過去，這倒不是因為他的故事充滿劣跡。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謙遜，在他看來，沉湎于過去的細節，并公之于世，是那些偉大人物的權利和責任，巴特顯然無意將自己置入這些偉大人物的行列中，他僅僅是個知識分子，或者說是個智士，他的過去也就是一個常人的過去。另一方面，據巴特自己宣稱，他的確想不起他的過去，尤其是成人后的過去，他說，他的記憶貯藏室僅限于兒時和少年時代，他能清晰地記得那時的具體生活細節。但自從他開始寫作后，他就無法辨認自己了，他沒有一個自我形象了，如果有一個自我形象的話，也僅限于一些照片——那里有真實的形象、年齡、時代，除此之外，他對自己一無所知。

然而，巴特到底寫過一部真真假假的自傳《羅蘭·巴特談羅蘭·巴特》，即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通過它來了解羅蘭·巴特的具體生活細節。此書一開篇，羅蘭·巴特就警告讀者，最好將該書主人公視作一位小說（虛構）主人公，而不要對他盲信。不僅如此，這部無與倫比的著作完全避開了自傳寫作的種種教條，它根本就不像一部自傳。巴特盡量回避了一些敘事性的歷史細節（尤其是成人生活細節），而將更多的筆墨傾注在主人公的習慣、趣味、內在世界和精神背景上。這不是一部個人歷史故事回憶錄，而是對自己豐富的精神世界的各個棱面進行耐心和饒有興致的咀嚼、把玩。這部著作另一個不可信的地方是，巴特盡量地揶揄、嘲諷乃至貶低他此前的著作，很難說清巴特這樣做的動機，但至少，我們不能將他的話視作肺腑之言，也就是說，《羅蘭·巴特談羅蘭·巴特》并不能讓我們窺視他的歷史。

巴特對自己的歷史細節躲躲閃閃的態度，或許同他的最終哲學旨趣相關。他似乎總是在尋找一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無疑是對“真實性”的一種根本動搖，后者正是同本質主義相關的東西，它早就背上了形而上學的惡名。巴特從沒有明確地向這種真實性及其背后的本質主義宣戰，他總是在躲避和防止它們的出場，巴特對自身歷史的搖擺態度恰恰暴露了他對它們的警覺。顯然，巴特反感確定性，正是這種哲學原則使巴特的態度曖昧和模糊起來。

但一些不屈不撓的訪談者和研究者最終還是挖出了巴特的一些歷史線索。羅蘭·巴特1915年11月12日生于瑟堡（Cherbourg）一個信奉新教的資產階級家庭，其父路易斯·巴特第二年在一次海戰中陣亡。巴特在巴永訥（Bayonne）度過了他的童年，在此，他和母親、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并跟他的“終生孤獨”的姑母（一個鋼琴教師）學鋼琴，他“生活在一種音樂空氣中”。生于新教家庭，父親早逝，同母親相依為命，與音樂做伴，這可能奠定了巴特日后敏慧而陰柔的一面，他甚少寫一些充滿暴力的句子。相反，他的優雅、溫和貫穿著他的所有文本（甚至在和皮卡爾的論戰中，他也顯得彬彬有禮、從容不迫），這種柔和風格，雖不能說成是陰性的，但無疑也不是充分陽性的。而且，巴特在群星燦爛的法國知識分子圈中，是對女性最具魅力的一位，克里斯蒂娃、蘇珊·桑塔格、安內特·拉伏爾（Annette Lavers）都是巴特的熱愛者。

1924年，巴特和母親移居巴黎，只是在假期回巴永訥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巴特的母親亨利特·畢格爾（Henriette Binger）因為貧困，也出于一些無法說清的原因，不顧其資產階級出身，學會了一門手藝，即書籍裝訂，掙得一些錢供巴特讀書和生活。這段經歷使巴特記憶猶新，他稱他的家庭是“一個完全潦倒的資產階級家庭”，盡管想維持以前的生活水平，但仍然不斷意識到他們在物質上的敗落。每學期開課前，巴特都感到一次小小的財政危機：沒有合適的衣服，沒錢買學習用具，沒錢買課本。對此，他回憶道，他“所參與的是資產階級的生存藝術，這門藝術永不變質地生存在每次錢的危機中心。他的家庭經歷，不是苦難，而是拮據，即是說，交往的恐懼、度假問題、鞋子問題、課本問題，甚至飯食問題。這種能忍受的匱乏（如拮據總是這種匱乏一樣）可解釋自由補償的哲學、快樂多元決定論的哲學、閑適（它是拮據恰如其分的反義詞）哲學，他的成因無疑是錢而非性”。巴特將這段早期的拮據解釋為他哲學的起源，正是這段日子埋下了他日后的享樂主義種子。

1934年，巴特中學畢業。考巴黎高師是當時有志青年的夢想，巴特也不例外。然而，他左肺出了問題，患上了肺結核，被送到比利牛斯山區治療。不久，病情有所好轉。第二年，巴特回到巴黎，在索邦大學攻讀法語和古典文學學位，并幫助建立一個古典戲劇團體，并且同這個團體一道去希臘旅行。1937年夏天，巴特去匈牙利講課。這期間，由于肺病，巴特得以免除兵役，在“二戰”的頭兩年里，他先在比亞濟茨后在巴黎公立中學教文學。然而，1941年10月，其肺病復發，他不得不放棄在公立學校教書的資格考試。兩年后，左肺在巴黎逐漸康復，而右肺又出了問題。這樣，他只得重新回到阿爾卑斯山的療養院里，最后待在內森（Leysin）。在此期間，他一度打算做個精神病醫生，為此，還進行了幾個月的醫學預備學習。直到“二戰”結束后的一兩年時間里，巴特才完全擺脫了肺病的糾纏。

這兩次肺病對巴特影響很大。在療養院里，他讀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并深深地喜愛上了米什萊和紀德，他讀了米什萊的全部著作。而且，正是在療養院里，巴特開始了他最初的寫作。他寫過兩篇文章，即《論紀德和他的日記》以及論加繆的《局外人》的短文，后者正是《寫作的零度》的雛形。在那時，“肺病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幾乎要說，它就是被舉薦的”。對巴特而言，肺病的生活方式，有點像托馬斯·曼《魔山》中的漢斯·卡斯托普的生活，患肺病的巴特常常嚴肅地考慮在療養院度過一生的可能性。在療養院里，巴特遵循嚴格的作息時間表，將生活弄得井井有條。他在療養院的幾年并沒有感到遠離世界的苦惱，他的內向氣質使他沉浸在書本中，療養院的集體生活經驗還增強了友誼，并使他和他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關于這段五六年的經歷，多年后，巴特在提起療養院的生活時，充滿感情地回顧說：“我有著奇怪的感覺，我比我實際上總是年輕五六歲。”療養院的時光使巴特感覺到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中。

巴特因肺病得以免除兵役，且避開了戰爭，受戰爭的影響不大。蘇珊·桑塔格聲稱，她沒有在巴特的著述里發現“戰爭”一詞，這在戰后法國知識分子中是不多見的，他們一般都對那段恥辱的歷史難以釋懷。以薩特為首的法國知識分子都有強烈的介入傾向，這在1968年學潮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相反，巴特正是在戰后才逐步發展他的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情趣。也許，戰爭并沒有給巴特留下什么陰影，一個在戰亂時代還沉浸在歷史著述（米什萊）和美文（紀德）中的人，不是一個天生的局外人嗎？正是在戰后，也是在薩特的影響下，巴特開始轉向現代文學，并閱讀了馬克思的部分著作。1947年，巴特在《戰斗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學短論，這些短論明顯地和薩特有關，它們既受薩特的影響，也針對薩特，這些短文后來就組成了《寫作的零度》。

巴特康復后一直沒有固定的工作。40年代末期，他先在圖書館做助手，后在布加勒斯特大學教書，最后又去埃及的亞歷山大大學教書。在亞歷山大他碰上了符號學家A.J.格雷馬斯，后者向他介紹了語言學知識，巴特此時開始熟悉索緒爾的著作。與此同時，巴特還繼續為國內的《戰斗報》等左翼報刊寫稿。不久，巴特回國，在教育部的外事機構任職。1953年，巴特的第一部著作《寫作的零度》問世，這部著作激起了相當大的反響，給巴特帶來了一些國內的名聲。這部著作明顯地對薩特表現出一種抵制情緒，它針對薩特的《什么是文學？》唱了一些反調，在戰后介入聲一浪高過一浪的潮流中，巴特卻露出了形式主義的尾巴。據說，在該書出版的前夜，巴特在巴黎街頭散步，他預感到這部著作將產生的效果。然而，第二年出版的《米什萊自述》則反響平平。若干年后，巴特功成名就之際不無抱怨地說，《米什萊自述》是他非常喜愛的一部書，但無人喝彩，而《寫作的零度》卻長時間地被引用、談論，盡管他早已對它失去興趣了。

事實上，直到《神話學》問世，巴特才逐漸在巴黎知識界引人矚目。這本書收集了巴特在50年代中期寫的大量社會神話隨筆——這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結果。《神話學》有明顯的揭露功能，它旨在剝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粉飾性外套。這種去蔽方式影響甚廣，它或許是巴特遺留給后世的幾件最重要遺產之一。而且，“神話”作為一個巴特意義上的用語，被廣泛流傳著。1960年，巴特在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謀得了一個職位，直到他去世。

有了固定的工作后，巴特開始潛心寫作了。整個60年代，都是巴特聲名鵲起的年代。伴隨著結構主義盛期的到來，巴特在巴黎知識界也如日中天，他成為結構主義在文學領域的領袖人物。1963年，巴特發表了他的第四部著作《論拉辛》，這部用新的方式重新研讀拉辛的著作引發了一場可載入史冊的論戰。索邦大學教授雷蒙·皮卡爾發文《新批評還是新騙術》，激烈攻擊巴特及其使用的精神分析方法。皮卡爾使用了一些“與死刑有關的詞匯”，他要“傷害”“刺穿”“進攻”“殺死”新批評，或將它推上斷頭臺；他指責巴特等所做的批評是極端危險的。巴特寫了《批評與真實》，對皮卡爾氣急敗壞的指責做了平靜的然而也是有力的回應。這場爭論很快演變為一場“古典作家和現代作家”“傳記歷史批評和新批評”的爭論，結果，這場爭論以巴特的雄辯理性獲勝而告終；同時，它也促進了新批評的發展，為法國批評界日后的冒險掃清了障礙，并將批評界的保守主義埋進了歷史的塵土中。

幾乎是與此同時，巴特還發表了另外兩部著作，《符號學原理》和《批評文集》。前者對符號學做了全面的理論總結，全書充斥著索緒爾的身影；后者則在鼓勵當時的先鋒派羅伯格里耶和布萊希特，為他們做了有力的辯護。同時《批評文集》中還涉及了極多的話題，如結構主義問題、文學批評問題、元語言問題、作者和作家問題以及文學現狀問題等，這本書匯集了巴特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對當代寫作的諸多思考。此時，巴特的結構主義范型已大致確定，早期的神話學分析已被語言學模式取代了。正因為倡導結構主義，且對它進行了杰出的運用和解釋，巴特被冠以結構主義巨頭之名，他和另外幾個人有力地將這個運動推到了巔峰，他們分享了結構主義在各個學科的領袖人物位置：列維-斯特勞斯負責人類學，拉康分管精神分析學，福柯則肩挑思想史和哲學，阿爾都塞接過了馬克思主義的擔子，無疑，文學的地盤就留給了巴特。正是這五個人擴展了結構主義的權勢，結束了人道主義或存在主義的統治。

事實上，巴特并沒有在結構主義的床上躺多久，他早早地爬起來了，并輕輕松松甩掉了結構主義的花環。1970年，他的兩部新作改變了他的形象，這就是著名的《符號帝國》和《S/Z》。《符號帝國》是他于1967年訪問日本的觀察結果，在寫作這本書時，他獲得了極大的快樂。這本書一點也不帶結構主義的色彩，巴特將日本分解成幾十個符號，對每個符號進行解讀，這種解讀方式容易令人回想起《神話學》的方式；重要的是，巴特并沒有按照結構主義原則將這些符號組織起來，從而觀察它們的內在語法線索，相反，他僅把它們并置起來，承認它們各自的差異存在。《符號帝國》顯然遺忘了結構主義的使命，《S/Z》離結構主義就更遠了，或者說，它就是在和結構主義作對。這部著作是對巴爾扎克的一部不太著名的小說《薩拉金》進行的閱讀實踐，巴特在此正是以反結構主義之道行事，他將一個嚴謹規范的現實主義文本拆散了，并弄得七零八落，而且絲毫也沒有統一它的打算。經過巴特的那只手——準確地說，是一只屠手——《薩拉金》已經面目全非了。

這或許是巴特進入所謂后結構主義時期的標志。后結構主義的一個重要標簽就是閃爍不定的能指，此后的巴特本人就像是這樣一個能指，人們很難把握他的行蹤，他就是后結構主義本身。1973年，他的另一部影響甚廣的著作《文本的快感》出版，這是他的又一次轉向，一次閱讀和批評的形式主義向閱讀倫理學的轉向。在此，他充分地提高了閱讀的地位，用閱讀倫理學取代了閱讀技術。享樂閱讀——巴特將它置于文本流通的中心位置——應被視為一種生活哲學，它和寫作一樣，是一種重要的存在方式。這部書只能是功成名就后的作品，只有在徹底解決了拮據、生存壓力，滿足了名利欲望之后，一個人才能奢談無金錢元素的享樂要求。

1974年，巴特訪問了中國，這次訪問令他多少有些失望。因為是一個訪問團，他們被安排得井井有條，而無法選擇性地觀看一些東西。他在中國逗留了三周，回國后，完全不像從日本歸來那樣，他幾乎沒為此次中國之行發表什么東西，盡管當時中國充滿了符號，但對他毫無誘惑。第二年，由一家出版社推出的“永恒作家論叢”叢書，收錄了《羅蘭·巴特談羅蘭·巴特》一書。這或許是他最重要的一部書。巴特在此展示了自己的日常經驗并對之進行了一些抽象的而又饒有興味的理論清理。他以一種低姿態——一半是謙虛，一半是隱含的驕傲——看待自己的著述生涯，貶低自己往往是優越感的外露，而這種形式又易于被他人接受，這再次顯露出他的睿智。這部書另一個值得永遠記住的東西是它的寫作形式：對一個人的描述和記錄——無論是對自我，還是他人——可以通過散亂的斷片完成。《羅蘭·巴特談羅蘭·巴特》是個不朽的范文，它堪與另一個傳奇文本《瞧，這個人》相提并論，盡管這兩位主人公在談論自己的聲音上呈現出相反的語調。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巴特此時都有充足的理由進入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巴特此時也面臨著反對意見，他和傳統的學院式研究大相徑庭。按他自己的說法，他只是寫過一些隨筆；而且，他總是出人意料地變化，使人難以摸清他的思想體系，這也為他的思考和論斷到底有無真實的價值和憑據埋下了疑問；另外，巴特似乎總是在處理一些小的主題，而不是學院內部留存下來的恒久而宏大的命題。總之，巴特身上的世俗氣息壓倒了學院氣息。但是，關鍵時刻，福柯起了作用。事實上，在此之前，他們的友誼中斷了十多年，彼此沒有來往。主要因為兩人在一起時，經常發生沖突。那時，他們尚未獲取盛名，他們既相互欣賞，又相互競爭，結果不歡而散。當巴特想進入法蘭西學院時，福柯已是那里的教授了。顯然，就年齡、所獲成就以及心理成熟度而言，兩人重續友誼是當然的，也是必要的，況且，兩人沒有根本性的沖突——巴特還曾為福柯的《瘋癲與文明》寫過熱情洋溢的評論文章，并極其準確地道出了福柯這部著作的非凡價值。

福柯回擊了那些對巴特的指責。他說：“我要補充一點，如人們所說，公眾對他的興趣可以被看作一種時尚，但是，我們可以使怎樣的歷史學家相信，一種時尚，一種激情，一種迷戀乃至夸張的說法不是反映特定時間內某種文化中的豐富內涵的存在？而這些聲音，這些我們在大學以外聽到的和正在聽的聲音，你們難道不認為它們是我們當今歷史的一部分，你們難道不認為它們將會成為我們歷史的一部分?”福柯對巴特的辯護最終使巴特入選。

這無疑是巴特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講演中，巴特動情地提到了福柯：“請允許我冒昧地提到米歇爾·福柯，本來出于我們的友誼，應當對此保持緘默的，我的始終如一的感情、思想和感激都與他聯系在一起，因為正是他向教授委員會提出設立這個講座和主持這個講座的人選的。”從此，兩人盡釋前嫌，重新開始了友誼，而且更為純凈。的確，巴特在此時已關注到福柯眼下的主題：權力。在這次講座中，巴特也多次提到了權力，他將權力嫁接到他的慣常主題中：語言結構。語言結構乃是權力的寄生物，權力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借助語言、語言結構來現身的。

巴特在法蘭西學院開設的講座大受歡迎，法蘭西學院門庭若市，連外國游客和退休老人都涌向巴特的課堂。同年，巴特的另一部著作《戀人絮語》問世，這部著作也是一個研討班的結果。起初是打算以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為對象，來研究情話的種種模式和規律；后來巴特改變了初衷，他直接將戀人情境展示出來而拋棄了那種轉述性的分析話語。寫作者隱退了，只有一些愛情戲劇上演著。這部著作獲得了出人意料的關注，它被公眾廣泛談論著，巴特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令他始料不及。巴特最初的設想是這本書能有500個讀者就不錯了。對《戀人絮語》所激起的反應，《花花公子》評論說：“不錯，愛的主題已經過時了，然而，由于《戀人絮語》這樣的書，愛的春天又將返回。”寫作這本書，巴特宣稱是為被人所愛，他的目的在某種意義上達到了，他獲得了一般法蘭西學院教授所無法獲得的民間聲譽和注意：“從《神話學》到《戀人絮語》，羅蘭·巴特對社會不同方面所做的分析，被談論著、模仿著，有時也被嘲弄著，但從沒有被忽視過。”

1978年，巴特的母親去世，這令巴特無比悲痛。從小，巴特就和母親相依為命，因此，母親的死對他打擊很大。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明室》（1979）中，巴特就意圖從母親的一幅照片中“引發出全部攝影術”，而且在此書中，他也表達了對母親的紀念：“我失去的不是一個人（母親），而是一個存在者；不是一個存在者，而是一個品性（一顆靈魂）：不是不可或缺者，而是不可替代者。沒有母親我可以活下去（我們大家早晚都會碰到這種事）；但生命中留存下來的東西將是絕對的、完全不能加以限定的（沒有品性）。”據說，母親死后，巴特一直郁郁寡歡，以至在他1980年車禍后，有朋友認為巴特的去世和他的這種悲戚的喪母心態有關。

1980年2月25日，巴特和幾位政治家在穿過法蘭西學院門口的學院路時，被一輛洗衣店的小卡車撞倒，巴特被送進醫院。不久，病情有所好轉，且能接待來訪者，但在3月26日，巴特卻逝世了。這使他的死變得撲朔迷離，人們無法弄清他的死因，因為車禍似乎并沒有致巴特于死地。還是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為巴特致悼詞，福柯的悼詞大概是獻給巴特的最后神曲，是一個天才獻給另一個天才的絕唱，它堪稱巴特流世的碑文，面對著法蘭西學院的全體教授，福柯莊重而充滿感情地說：幾年前，我曾建議你們能接受他并成為你們中的一位，他20多年不懈的努力獲得了社會公認，他具有獨創性的重要研究成果，這使我無須借助我與他的友誼。我不會忘記他。他的事業還在。他的事業獨樹豐碑。它還會說話，其他的人可以讓它說話，或談論它。因此，請允許我在今天下午披露這唯一的友誼。這種友誼與它所痛恨的死亡至少在寡言少語這點上是相似的。你們選舉了他，就了解他了。你們都知道，你們選擇的是少見的智慧和創造的平衡。你們選擇的——你們也知道——是一位對領悟事物本來的面目具有奇特能力的人，他以前所未有的新角度更新事物。你們知道，你們選擇的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一個不同凡響的教授，他的教學對于聽眾不是一堂課，而是一種經驗［……］。命運讓物的愚蠢暴行——這是他唯一可以憎恨的現實——結束了所有這一切，而且就發生在這所我曾請求你們讓他進來的殿堂的門口。如果我不曾知道他在這里很幸福，如果我不是感到應該從他那里給你們帶來越過憂傷的友誼的微笑，那我是承受不了這苦痛的。

寫作旅途

巴特的寫作生涯基本上是從戰后開始的。1945年，全法國獲得了解放，而巴特這時已經30歲了，他還沒什么像樣的東西問世，戰后巴黎知識分子的熱鬧場面無疑對他構成了刺激。首先是薩特創辦了《現代》雜志，第二年，喬治·巴塔耶創辦了《批判》，這兩大雜志成為戰后法國新思想的兩大傳播機器。《批判》吸引了一批另類知識分子，如布朗肖、福柯等。它更具有尼采色彩，因為巴塔耶本人就倡導一種危險生活方式，尋求一種邊緣體驗，在性和上帝的門檻邊徘徊。此外，共產黨人阿拉貢創辦的《法蘭西文學》、卡那帕創辦的《新批評》、莫里埃創辦的《精神》在當時也頗具影響。

最初，馬克思主義幾乎占據了主導地位。法國共產黨在戰爭期間組織“人民抵抗戰線”，在人民中信譽甚高，成為法國的第一大政黨。同時，共產黨還吸引了大批知識分子，阿爾都塞、福柯、利奧塔等人都曾加入共產黨，連當時的巴黎高師校長讓·伊波利特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宣傳工作。馬克思主義的成功源自它的“總體性”。關于總體性概念的辯論幾乎是那個時代的縮影。馬克思主義的源頭無疑是德國哲學、英國經濟學和法國政治理論，但這不同的理論被一種歷史觀統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種總體性哲學，這正是薩特在40年代初期所要求的那種“綜合性人類學”，但薩特那時并沒有將社會結構視作他的體系中對自由的一種限制因素，他沒有提供一種綜合性哲學。而且，他也沒有像馬克思那樣分析物質世界，相反，他最初將物質和意識截然分開。而馬克思主義則試圖同時解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規律。

但按薩特的意見，他和馬克思主義并不沖突，“無論出于什么樣的原因，似乎都不排除信奉某種其他哲學，人們可以既是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存在主義者、現象學者、黑格爾派、現實主義者、經驗主義者”。他們“不可能存在什么矛盾”，“馬克思主義是從外部理解歷史客觀維度的方法，存在主義則是理解主觀個人經驗的方法，因此，‘尋找方法’并不采取反對相反事物進行調和的形式，而是一種統一的在場理論，兩種截然不同的本質論現象在里面可以分享一套共有的方程式，用一種單一的語言或術語體系表達出來”。因此，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可能的。薩特1960年發表的《辯證理性批判》就打算將馬克思主義和他在《存在與虛無》中的觀點結合起來。

但不久，（法國的）馬克思主義由于冷戰而衰竭了。冷戰主義者對本國的進步分子進行迫害，同時對社會主義國家也進行封鎖……按阿爾都塞的說法，整個馬克思主義陷入了一種“法蘭西貧困”。倒是另一種人，包括巴特在內的非馬克思主義者，試圖用另外一些理論如精神分析學、現代歷史學、發生心理學等來調和馬克思主義。結果，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邊緣產生了一些創造性的理論：結構主義至少在強調秩序這點上同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或者說，它們都是一種秩序哲學。列維-斯特勞斯就宣稱馬克思主義是他的三個基本思想來源之一。整個50年代，馬克思主義在法國陷入了低谷。它失去了其主導地位，這樣，薩特哲學就凸顯出來，存在主義處于全盛期，人道主義壓過了一切。

但另一股暗流在悄悄集結著，這以列維-斯特勞斯的回國為標志。列維-斯特勞斯1947年底回到巴黎。此前，他在美國碰上了語言學家羅曼·雅各布森，后者給了他決定性影響。這兩個人的相識，是現代結構主義的起源性事件。受雅各布森的啟發，列維-斯特勞斯將語言學應用于他的人類學研究，他將不同的神話視為一些基本主題的各種變化，在眾多的神話下面，存在著普遍的永恒結構，任何個別神話都可以還原為這些結構。神話是一種語言，它由一些基本單元構成，這些基本單元被稱作神話素，單獨的神話素沒有任何意義，就像語言中的音素一樣，這些神話素或音素只有以一種特定的語法結構形式組織在一起，才有意義。而神話的真正意義，就是這種語法關系，就是這種組織結構。

列維-斯特勞斯的理論顯然排除了主體，他把一切都交給了故事后面的那個無所不在的結構。這個結構沒有起源，沒有主體，沒有人性。顯然，這和薩特的存在主義背道而馳，后者正是在鼓勵人、人性、主體性和人的無限創造性，人的意識被認為是每一種文學和哲學的出發點。薩特所支持的積極人道主義，對于每一種活動，都鼓勵“介入”，人的本質、人的歷史性、人的自由都由這種“介入”體現和建立起來。列維-斯特勞斯，以及他的最早同伴雅克·拉康，則把人扔進了一個強大的結構之網，人不再是為所欲為的，他不過是整個社會結構中的無足輕重的一分子，他怎么也逃不脫一個系統的控制。所謂的主體，不過是種臣服，人喪失了力量，他缺乏充分的自主性。列維-斯特勞斯和薩特間的對立沖突，福柯在1966年曾經生動地表述過，他說：“大約在15年前，人們突然地、沒有明顯理由地意識到自己已經遠離、非常遠離上一代了，即薩特和梅洛龐蒂的一代——那曾經一直作為我們思想規范和生活楷模的《現代》期刊的一代。薩特一代，在我們看來，是極為鼓舞人心和氣魄宏偉的一代，他們熱情地投入生活、政治和存在中去。而我們卻為自己發現了另一種東西，另一種熱情，即對概念和對我愿稱之為系統的那種東西的熱情。”

此時，巴特也發現了這種熱情。不過，他已經摸索很久了。巴特的寫作欲望是被紀德所激發的，青年巴特最早是個紀德熱愛者。紀德和巴特有些相似的地方：他倆都是獨生子，都早年喪父（紀德11歲時喪父），母親都信奉新教，都彈鋼琴，都敏感異常，都談論欲望，都追求享樂主義。巴特曾遠遠地見過紀德一次，但他們沒有說話、相識，在整個青少年時期，巴特都被紀德所深深吸引，因此，巴特的第一篇文章嘗試著論述紀德及其日記。然而，真正在觀念上影響巴特的，最早還是薩特。薩特在四五十年代的話語力量無人匹敵，幾乎所有的人都在閱讀和談論他。列維-斯特勞斯曾經對此有一個調侃性的回憶，他說，那時，單是看到薩特就是一件榮譽的事。但是，薩特和紀德提出的是兩種相反的道德和美學原則。巴特一方面想做紀德的鏡像，他說，一個人開始寫作的時候，總是會把自己等同于、看作另一個已成功的作家，紀德對巴特來說，就是這樣一個作家。而另一方面，薩特也吸引了巴特，薩特的熱情、果斷、純真、戰斗氣質和令人激動的聲名讓他幾乎成為當時所有年輕人的偶像。

巴特就是被薩特引向現代文學之路的。他讀過薩特的很多著作，《波德萊爾》在他看來是薩特最偉大的著作。但薩特對巴特的影響更多是反面的，巴特常常從反對薩特的意見出發，或者說，他常常站在薩特的反面，如果說，這種對立不是一種蓄謀已久的敵意的話，它更可能是一種“影響的焦慮”，巴特針對著薩特，并非因為薩特的著作漏洞百出，相反，倒可能是薩特的著作太強大了。說到底，兩人并不是在較量真理（兩人沒有事實性的在場沖突），而是氣質上的深刻差異導致世界觀的根本不同。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寫作的零度》是薩特的影響結果。無疑，正是因為薩特提出何謂文學，巴特才提出何謂寫作的，而且，巴特明顯地接受了薩特的部分觀點，例如文學等同于散文等。

戰后的馬克思主義也一度吸引過羅蘭·巴特。可以肯定，青年巴特始終是搖擺不定的，法國的新思潮彌漫在他的周圍。通過一個朋友的引薦，巴特讀了馬克思，并一度轉向馬克思主義，但他最終沒成為一個斗士。巴特后來對此回顧說，他讀過馬克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一部分著作，尤其是馬克思的著作，他在晚年還經常翻閱。不過，重讀馬克思就和重讀薩特、普魯斯特、傅立葉一樣，巴特從中找出一種純粹的樂趣。馬克思的著作常常有出其不意、難以預料的地方，正是這些逆轉、這些詞句的拐彎吸引了巴特，巴特從中獲得了一種非政治化的樂趣。他將馬克思的著作納入他的形式主義框架中。但早期，尤其是戰后幾年，巴特不可能忽視馬克思著作中的變革力量和批判維度。《神話學》帶有明顯的馬克思主義影子，這也是巴特寫作生涯中的唯一介入時光。《神話學》旨在揭示當權階級的虛偽本性以及日常生活中人們無意流露出來的自欺欺人。不錯，《神話學》沒表現出戰斗的激情，但顯示了嚴峻的理性。另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布萊希特也吸引了巴特，那是在1954年，應法國國家劇院的邀請，柏林劇團來巴黎上演《大膽媽媽》，巴特觀看了戲劇，非常激動，尤其是節目單上20行左右的布萊希特論戲劇和藝術的語句，令巴特難以忘懷。從此，巴特大量閱讀布萊希特的著作，他在布萊希特那里發現了“一種快樂和理智的警覺的倫理”，他熱愛布萊希特的戲劇，但更喜歡布萊希特的理論著作，尤其是《政治和社會論集》。布萊希特的這種隨筆集，“采用了一千種形式，不僅僅是論文，還有些微的對話、計劃、布告、注釋、時間表：一切都使事物變得生動起來”。巴特對布萊希特的印象太深了，在70年代寫作《羅蘭·巴特談羅蘭·巴特》時，他擔心沒太多的話說，倘若真的如此，“就把布萊希特的段落插進去”。

薩特、馬克思、布萊希特的幽靈從戰后開始在巴特的身上徘徊了近10年。在這個“偉大的系統”保護下，巴特的《寫作的零度》《神話學》以及一組戲劇論文完成了。下一個“偉大的系統”就是索緒爾了。這位瑞士語言學家恐怕無從預想，他的那本《普通語言學教程》幾乎制造了一個批評世紀，尤其是對現代結構主義者來說，索緒爾堪稱舶來的教父。他先是被雅各布森等人發現和利用，然而真正創造性地使用其理論的，還是法國的結構主義者，他們充分發揮了索緒爾的系統性觀念，建立了一種系統性哲學——結構主義，從而抵制了存在主義的泛濫。同時，巴特將索緒爾理論熟練地運用在另一些毫不相關的對象上，依據語言學模式來分析和談論它們，這樣，任何被談論的對象都躺在語言的手術臺上，它們以一種新的面孔——語言面孔——暴露出來。顯然，羅蘭·巴特是這一領域最杰出的外科醫生，他比另幾名結構主義巨頭更忠實于索緒爾的理論，也更樂于應用這些模式，他在語言學理論和具體對象的聯結中表現得游刃有余、優哉游哉。正是這種才華橫溢的磨合能力，使他躋身于巴黎的名流之間，他那些被稱為結構主義時代的著作——《服飾系統》和《符號學原理》——毫無疑問，將和結構主義一詞共存。

法國流行的新理論從頭至尾吸引著巴特，巴特也在從頭至尾創造著新理論。他既受新理論的影響，又影響著新理論，或者說，他就是新理論的中堅。但最終，巴特又從不固守著一種理論。巴特的風格在最大限度上弱化著理論形式，他從不為理論構筑一個標準的空間場所，相反，他總是在既定的理論框套里穿進穿出。這種姿態、這種變化欲望或許表達了對理論的蔑視感，對理論本性的強烈質疑。任何理論都有足夠的封閉性，它意味著一套自足的、完整的話語秩序，或者，理論至少有內在的系統性沖動，它有一種收斂自己、完善自己、說服自己的遠景目標和邏輯程序，它試圖表現一種話語力量從而表現出某種征服性。理論必然會嵌入歷史之鏈，在一個更為宏大的背景中，它許諾它的缺陷必然性以及必要的開放性，這樣，理論總是承認它的缺點且容納另一些局部理論之流的涌入，最終理論在歷史上以完善自己為己任而不是自暴自棄。就此而言，巴特的所作所為似乎不是一個理論家的事業，似乎在談笑間，他就把他剛才的一套說辭扔進歷史的塵土中，盡管這些說辭具備足夠的理論資本，而且表現出全新的足以令人自豪的智性力量。這種變向、這種永遠的迷途、這種摸索顯然不應被充滿惰性的理論捕捉住，它恰恰是反對理論本身、掙脫理論之網的創造性活力。

在和《泰凱爾》雜志的接近中，巴特為他的這種反復無常找到了堅實的依據。泰凱爾是一群理論瘋子的組織，在這里，所有離奇的想法都不會遭到質疑，它尤其推崇一種不確定性理論，特別是德里達和克里斯蒂娃摧毀任何頑固系統的理論。《泰凱爾》雜志創刊于1960年，其創辦者是作家菲利普·索萊爾斯，他和讓·雷卡多是這一范圍廣泛的活動的參與者，克里斯蒂娃、德里達、普列內等都是泰凱爾小組的成員。總的看來，他們堅持一種形式主義理論，將文學視作語言的試驗場所，語言表現出它的多種組合能力，同時，它總是在差異的軌道上運行，它既不自我認同，也不指涉外物，文學就是這些來去無蹤的語言軌跡。寫作不是表達現成的知識，而是探索在語言中什么是可能的，并且擴大著語言的獨立性。文學文本不再限于一個意義和一個主題了，它需要無限的解釋，它包含過多的歧義，因此，作者那種一廂情愿的主題在漫無目的的語言中迷失了。他本人也不再是文本的控制者了，只有文本自身在說話，在運作，在無邊無際地游蕩。

看看羅蘭·巴特這一時期的著作就會清楚，他和泰凱爾小組在主張上是多么一致。他和索萊爾斯、克里斯蒂娃夫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兩人幾乎是他后半生最密切的朋友。在去世前兩年，他將他論述索萊爾斯的論文匯編成冊，以《作家索萊爾斯》為名出版，從而記錄他們之間的友誼。對克里斯蒂娃，這位迷人的保加利亞姑娘，巴特充滿了愛慕之情；而克里斯蒂娃則既是他的崇拜者和理解者，同時也給了他有益的啟示。在一篇熱情洋溢的評論克里斯蒂娃的文章中，巴特寫道：“克里斯蒂娃善于改變事物的地點。她總是打破剛形成的預想，即我們原以為能從中得到安慰，并為之感到驕傲的觀點……她推翻權威——獨白科學之權威。”這既是在談論克里斯蒂娃，又是在談論自己，他們無疑是巴黎知識界最著名的兩個理論流浪兒。正是泰凱爾小組和羅蘭·巴特的相互影響，造就了六七十年代法國批評界的探索潮流，他們將結構主義時代推進到后結構主義時代，巴特的《S/Z》《符號帝國》《薩德傅立葉羅猶拉》正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實際上，整個20世紀，很少有人沒在尼采那里呼吸過，尤其是在法國，戰爭一結束，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的巨大身影就挺立在專注于思想的人們面前。馬克思被一些共產黨人如加洛蒂（Roger Garaudy）、戈爾德曼（Lucien Goldmann）、阿爾都塞等人瘋狂地閱讀和使用。阿爾都塞在后期馬克思主義那里，尤其在《資本論》里，發現了結構主義的因素，他用結構主義的觀點解說馬克思主義成為轟動性的事件，這種反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吸引了無數的年輕學生，他們人手兩冊阿爾都塞的大作——《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阿爾都塞一躍成為巴黎的學術明星。弗洛伊德則被拉康創造性地使用著，拉康用語言學模式——濃厚的結構主義色彩的語言學模式——改寫了俄狄浦斯的發生史，同時也解說了弗洛伊德的無意識理論。這位傲慢而古怪的精神分析學家經常做出一些無法用精神分析來識讀的離奇事情，他三番兩次同國際精神分析學會鬧翻而自立門戶。拉康對弗洛伊德的創造性閱讀，可能是整個結構主義時期最富有價值的成果，它展示了理論想象力的極致。然而，對法國知識分子來說，尼采是他們最重要的資源，他培養了法國的癲狂而邪惡的一代：巴塔耶、克羅索夫斯基、布朗肖、福柯、德勒茲，這個名單的最后也許就是羅蘭·巴特。不過，巴特克服掉了尼采的狂熱氣質，他是個優雅的尼采，他以內在的沉著和智性降服了尼采的那種壓不住的沖動，但他在本質上是個尼采主義者；尤其是在他的后半生，他不恭地提到“政父的屁股”。他一直像尼采一樣采用警句寫作，采用斷片寫作；他一直在談論欲望、意志；他也創造自己的倫理哲學，闡述自己的道德譜系；他也厭惡上帝、真理、邏各斯和本質；他也有他的權力觀和快樂觀——我們只要看看他的《文本的快感》《羅蘭·巴特談羅蘭·巴特》《戀人絮語》，我們馬上就會相信，他的主題多像尼采的主題啊！尤其是當他憤憤不平地指責他原先的三個導師“馬克思、弗洛伊德和索緒爾是三個憲兵”的時候，我們當然會相信，尼采才是他真正的終生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