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本海默”這個姓氏，現在世人的第一反應恐怕都會聯想到原子彈——畢竟，主持“曼哈頓計劃”造出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的，就是美國物理學家J.羅伯特·奧本海默。然而，對這位“原子彈之父”來說，這本身恐怕就是一個悲劇。

“我成為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

幾乎可以確信，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他不想這么被人記住。在原子彈實驗成功之后，他曾引用過印度史詩《薄伽梵歌》里的一句話：“現在，我成為了死神，世界的毀滅者。”這話很快變得家喻戶曉，也激起過很多人的反感，因為有些人覺得他這么說未免自我感覺太好，還真把自己當成了神；有的人認為他明明一手催生出了威力空前的武器，卻又發出這樣傷感的反思，顯得很虛偽；還有人甚至從他這種反對核武器的苗頭里，嗅出了“叛國”的氣息。

奧本海默從未想要毀滅世界。他當初之所以要積極促成原子彈的誕生，恰恰是想要拯救世界——1939年，一批從歐洲流亡到美國的科學家們警告，納粹德國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一旦被希特勒這個瘋子搶先投入戰爭，后果將不堪設想。不僅如此，當時的普遍判斷是德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領先美國大約2年時間。對奧本海默及其團隊來說，這一任務極其緊迫、絕不能輸，并且那不止是為了“在敵人殺死我們之前先殺死敵人”，更重要的是，他期待這件超級武器能終結所有戰爭。

不幸的是，正如西諺所言，“當你有一個理想的時候，小心它實現的那一天”——因為它或許會非常可怕，遠遠超乎你的預料。核武器的威力遠超奧本海默事先的計算，在廣島、長崎所造成的傷亡也是預料的好幾倍。更棘手的不是原子彈本身的鏈式反應，而是它在政治、外交、社會等層面所引發的復雜反應，那才是更可怕且不可控的。作為一個物理學家，他能應付前者，卻應付不了后者。

“我覺得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他不止一次說“我覺得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那與其說是因為他對日本人懷有特別的愧疚，倒不如說是因為他對一個恐怖未來的內心罪責感：如果不加控制，核武器引發的軍備競賽能讓全世界隨時陷入毀滅的境地。對此，他不能無動于衷，因為就像他直到晚年仍不時沉痛反思的，“對自己造成的痛苦漠不關心……是一種可怕而持久的殘忍”。也因此，他愿意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才會對愛因斯坦說，當初推導、演算原子彈的核反應時，“我想我們已經毀滅了世界”——那個“世界”，不是指地球或人類，而是一種人們原先所生活在其中的文明。簡而言之，原子彈雖然乍看“終結了戰爭”，但帶來的不是和平，而是一個全然不同卻更危險的新世界。

《奧本海默傳》的英文原名直譯是“美國普羅米修斯”，這個隱喻其實更能傳達出他一生的成功與悲劇：在古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盜取了天火，但他自己卻因此遭天神宙斯的絕罰，被鐵鏈綁縛在山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飽受痛苦折磨。奧本海默的人生也是如此，要說有什么區別，那可能是：人類好歹感謝普羅米修斯帶來了火種，但或許很少人會覺得原子彈也能造福人類；而奧本海默所受的折磨既來自外界對其忠誠的懷疑、懲罰和壓力，也來自他自己內心的懺悔與反思。

這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卻是很多人無法理解的。對于杜魯門總統來說，“雙手沾滿鮮血”這種修辭不僅有點不著邊際地多愁善感，甚至也越權了——科學家只不過負責制造武器，是不是使用武器、如何使用，那都是政治家和軍人們的事，要說“雙手沾滿鮮血”，那也輪不到奧本海默。當然，這也是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一幕：偏偏是那些關心人類的良心，才會憂心忡忡地承擔起本不該由他們承擔的無限責任，并為之深受折磨；而那些真正作惡的人，倒是沒有任何不安，還會辯解自己不過是奉命行事。

“原子彈之父”毀了他的個人生活

對奧本海默來說，原子彈不僅毀滅了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毀滅了他的個人生活。雖然“原子彈之父”的稱號一度讓他聲名鵲起，獲得了極大的公眾影響力，但也自此讓他看起來愈發像是那種好萊塢電影里現代科學家的負面典型：那些怪異的天才坐在實驗室里，搗鼓出某種威力巨大的怪物，可能不經意間就毀滅了世界。作為這一絕密計劃的深度參與者，他的人身自由自然也受到限制。太多政治人物想要的核武器研制者可不是一個難以捉摸、天馬行空的人物。就像本書中嘲諷的，奧本海默堅持想以某種方式把放出魔瓶的核妖怪塞回去，但在冷戰的潮流下，與他作對的政治勢力想的卻是“決心把奧本海默裝進瓶子，扔到海里去”。

更重要的是，原子彈本來只是他人生中的一個項目，但后來卻變成了無法擺脫的陰影。不管他做過其他什么事、有過什么樣的人生，絕大多數世人對他的印象只有“原子彈之父”。然而，正如這部傳記所呈現的，像奧本海默這樣的天才是無法用一個簡單的標簽來下定論的，他甚至并不只是一個物理學家，對人文思想的各種領域都能深入進去，且有不俗的見解。有些人不免遺憾他未能專注在物理學上，以至于以他的才華，卻錯過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但公平地說，也正是他這種跨學科的廣博視野，使他成為原子彈研制計劃的最佳組織者，當然也在戰后賦予了他在這一問題上的思想深度。

我們都生活在奧本海默開創的世界里

雖然他的個性經常被看作神秘、復雜、矛盾，但如果深入去了解他的人生就會發現，那都不是偶然的。他出身的家庭就秉持一種世俗人文主義，那是19世紀猶太社會內部興起的啟蒙運動的產物，使人們得以逐漸遠離猶太社區狹隘的價值觀。要不是這樣，他從小所接受的價值觀可能保守得多，也不會那么勇于探索新的知識前沿。實際上，他之所以接觸到那么多具有左翼思想的朋友們，恐怕原因也在這里：霍布斯鮑姆在其自傳中曾引用亨利·芬斯的話說，在一戰后的那個激情年代，他在劍橋“所遇到的全部共產黨員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才智過人”。

那些卓越的頭腦之所以都會被這些思潮所吸引，正是因為試圖相信人類憑借理性足以開創一個新世界。相比起來，現有的世界并不如人意，維持現狀當然也無法激動人心。在這些方面，可以看到一個多面的奧本海默：他集理性與激情于一身，既擁抱超越的理想，又與之保持謹慎的距離，不愿全情投入；他想要開創新世界，卻可能無意中毀滅了舊世界。

不論如何，他無須愧疚，畢竟他是人，不是無所不能的神。盡管他懺悔自己成了毀滅者，但公平地說，這個世界不是單憑物理學家就能毀滅的，何況，雖然原子彈沒能終結所有戰爭，帶來他想要的和平，但確實也帶來了某種“冷和平”——在“確保相互摧毀”的“恐怖均衡”原則下，大國之間會努力避免發生戰爭。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由奧本海默開創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