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本書是因為我堅信，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傳統正面臨被忽視的危險。某種程度上，在學術界，甚至更廣泛的文學界也是如此。如果說今天很多學文學的學生不太熟悉I.A.理查茲（I. A. Richards）或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作品，那么他們的一些老師可能對這些批評家也很陌生。然而，本書討論的五位批評家都是現代最具獨創性和影響力的批評家，這也是我選擇他們的原因。

他們還代表了一種特殊的知識形態，這是20世紀英國最顯著的知識形態之一。除一人之外，其他人都在劍橋大學任教。T.S.艾略特（T.S. Eliot）是個例外，但艾略特與劍橋大學關系密切，尤其是通過他的朋友I.A.理查茲，作為一名非正式顧問，他對劍橋大學英語學科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人是這場被譽為批評的革命（critical revolution）的一部分，這場革命改變了文學的學術研究，并使其在英國和其他國家獲得了新的重要地位。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可能稱之為劍橋英語（Cambridge English）的東西從來都不是劍橋英語系（Cambridge English Faculty）的正統信條。相反，盡管它的好斗和福音派的使命感有時使它的存在與它的規模不成比例，但它始終是一個邊緣的、少數人的事務。盡管如此，理查茲、燕卜蓀、利維斯和威廉斯的職業生涯之所以得以實現，部分原因是早在1917年，劍橋大學對英語課程進行了徹底的改革，將盎格魯撒克遜語（Anglo-Saxon）和語文學（philology）邊緣化，轉而學習一系列以現代、批評和文學（而不是語言學）為導向的課程。

劍橋大學的這一系列新課程名為“英國文學：生活和思想”——最后兩個術語是一對荒謬的抽象概念，但這表明文學應該在其社會和知識背景下進行研究。這一系列課程還有一個世界性的維度：期末考試的“悲劇”部分包括了像索?？死账?、拉辛和莎士比亞這樣的劇作家，而“英國倫理學”部分包括了像柏拉圖、圣保羅和奧古斯丁這樣的榮譽英國人，以及許多其他非本土思想家。

劍橋大學有著深厚的科學底蘊和對創新的開放態度，它成為批評革命的源頭并非完全偶然。還有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就像整個英國社會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深刻地動搖了大學文化，這似乎預示著與過去的決裂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學生群體中有退伍軍人，而領取國家或大學獎學金的中產階級學生在這個傳統上由私立學校和上層階級主導的體制中也已嶄露頭角。本書描述的批評家中，只有威廉·燕卜蓀（William Empson）擁有優越的成長環境，他是約克郡（Yorkshire）鄉紳的兒子，曾就讀于溫徹斯特學院（Winchester College）。老一輩上流社會的人文學者高雅的業余精神受到了一種新的、嚴格分析文學作品的方法的挑戰，I.A.理查茲的“實用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方法就是其中的典型。這包括匿名選取散文或詩歌的段落，對它們進行細致的審讀，并對其質量做出判斷。價值不再僅僅是品味的問題；相反，它必須得到有力的論證。在英語期末考試中，有份試卷專門考查這種做法，其中包括所謂的“日期”，即為一組匿名文學段落指定一個大致的日期。今天的學生可能會驚訝地發現，在短時間內連續確定幾個日期曾經是劍橋英語專業學生的必修課。

傳統的文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與整個社會隔絕的，而像理查茲、F.R.利維斯（F. R. Leavis）和他的伴侶Q.D.利維斯（Q. D. Leavis）這樣的年輕批評家，他們的背景不那么受待見，他們對一般文化更有興趣，也更憂慮文學研究在其中的地位。利維斯是一個店主的兒子，他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在這場沖突之后的社會和政治動蕩時期，英語學科要么承受社會變革的壓力，要么被邊緣化。學科開放就涉及將其置于其他學科的背景下，而其中一些先驅者對這些學科已有所把握。理查茲從精神和道德科學轉向英語，F.R.利維斯從歷史系轉向英語，威廉·燕卜蓀從數學系轉向英語。利維斯對心理學和人類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幾十年后，雷蒙德·威廉斯從文學批評轉向文化研究，這是他幫助創立的一個學科。

進行改革的英語系早期恰逢文學現代主義的全盛時期，這種大膽和勇敢的實驗是其精神的一部分。例如，理查茲和利維斯的劍橋，也是馬爾科姆·勞瑞（Malcolm Lowry）的劍橋，他的小說《火山下》（Under the Volcano）是英國現代主義晚期的杰作。當時，世界一流的英語文學作品正在誕生，這與英語系以現代為中心的態度相吻合，而令人肅然起敬的艾略特則起到了連接現代主義和文學批評的紐帶作用。這兩種潮流還有許多其他的共同特征：兩者都意志堅強，少有人情味，拒絕虛情假意，概念上雄心勃勃，對語言敏感。他們也共享某種精英主義，我們稍后會在批評的例子中看到。現代主義是歷史危機的產物，劍橋正在進行的全新的批評工作也是如此。其核心是相信，對文學文本的細讀是一種深刻的道德活動，這切中了現代文明的核心。定義和評價語言的質量就是定義和評價整個生活方式的質量。正如I.A.理查茲所說：“我們對語言的敏感程度和辨析能力下降，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我們生活質量的下降。”我們可以將這句話當作劍橋英語系的系訓。專注于書上的文字可能聽起來像是試圖排除更大的關注，但更大的關注已經隱含在其中。

這種說法有個問題。語言能力和道德敏感性在多大程度上是緊密相連的? 如果兩者真的像理查茲所說的那樣交織在一起，這是否意味著缺乏語言靈活性的男性和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現得習焉不察、麻木不仁呢? 只有雄辯的人才具有勇氣和同情心嗎? 顯然不是。那些能夠對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或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發表精彩評論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一定比普通人更敏銳、更有洞察力。事實上，情況有時恰恰相反——飽學之士們在深埋于人文學科的同時，也放棄了那些在日常事務中十分有效的感受與考慮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死屋手記》（The House of the Dead）的敘述者說：“教育有時與野蠻、犬儒主義共存，使人感到厭惡。”相反，那些詞匯量不及莎士比亞的人在道德上可能比能言善辯的人更令人欽佩。

劍橋大學哲學家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寫道，想象一種語言就是想象一種生活方式。英語研究涉及語言的特性，因此與廣播、廣告、政治宣傳、官僚術語和公共話語的性質等問題有直接的關系。如此，也為它所認為的全然不同的錯誤提供了另一種選擇。人們可以走形式主義的道路，將文學當作一個自足的客體，關注它的語言策略和手段；或者，人們可以從更廣闊的視角來看待一部作品，將其視為對人類狀況的探索或對文明的評論。通過用文學作品的語言來測量特定文明的道德溫度，就有可能超越這兩種有限的方法。批評家需要對所謂“書頁上的文字”保持警惕，放棄早期美學上的廢話，而要對語氣、節奏、音調、氛圍、韻律、語法、句法、質地等進行嚴格細致的分析。對其他學科來說，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探究媒介的東西，對批評來說，本身就是探究的對象。然而，在審視這些詞語的過程中，批評家也在探索這些詞語根植于其中的道德和歷史語境。只有仔細考察書頁上的文字，才能將它們理解為文明的病態或活力的癥狀，而這種文明正是它們的源頭。

總的來說，劍橋英語代表了對商業化、功利主義文明中生活和語言貧瘠的一種反應，這種文明日益受到電影、廣播、大眾報刊、廣告和通俗小說的影響。同樣，現代主義也感到自己面臨著語言資源的急劇枯竭。文學批評是診斷這些社會弊病的一種方式，但它也可以提出某種解決方案。它的任務是研究一種完全不同的話語形式的運作原理，這種話語形式將語言從一個粗俗的技術社會所利用的純粹工具性目的中解放出來。這種話語被稱為文學，它指向一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語言、人、價值觀和關系本身都將被視為目的。

因此，文學批評家承擔著與牧師、先知或政治家同樣嚴肅的責任。他或她不僅是學者，而且是現代精神健康的監督者。批評具有重要的道德和社會功能，正因為如此，它的文本分析需要十分謹慎。就此而言，劍橋英語專業的兩個特定主題——實用批評和對文學的社會及知識背景的關注——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這絕不是對社會責任的逃避，揭示一個隱喻或關注語氣的轉變實際上是對社會責任的演練。這究竟是一種荒謬的自我膨脹，還是對那些被科學技術束縛的人的文學研究的有力辯護，仍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人們可能會注意到，這并不是威廉·燕卜蓀特別感興趣的一個問題，他不愿意將書頁上的文字視為一種急需修復的生活方式的征兆。然而，作為最強調細讀的人，他是這個部落中真正的成員。

理查茲尤其認為有必要使一個似乎缺乏所有知識規范的學科專業化。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甚至試圖將英語研究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印象派的閑談將被逐出研討會教室。然而，新批評的力量在于將技術專長與深刻的道德人文主義相結合，后者在利維斯的作品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因此，劍橋英語系可以利用其強硬的新興專業主義來對抗老派守舊風格的溫文爾雅的業余主義，同時從對普通文化的人文關懷的立場來譴責陳腐的文學研究。在面對文學作品時，它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但又準備對整個文化的道德品質發表意見，它承諾會收獲這兩個世界的精華。大多數文學批評家和大多數學者一樣，都來自中產階級；但本書討論的五個人物中，只有一個，I.A.理查茲，符合這一描述。他父親來自威爾士的高爾半島（Gower peninsula），他在英格蘭北部的工業地區長大，但就連他一開始也是英國都市文化的局外人。艾略特來自美國密蘇里州，用美國人的話說，他更像是上流社會人士而不是中產階級。威廉·燕卜蓀出身于英國貴族。利維斯是一個地方商店老板的兒子，屬于中下階層，而雷蒙德·威廉斯在威爾士長大，父親是一名鐵路工人。這些人不是社會上典型的知識分子，這肯定與他們（除了艾略特，其他人都是如此）渴望創新和蔑視正統有關。其中三人（艾略特、理查茲和燕卜蓀）還對東方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他們對西方文明持批判態度的標志之一。

這也與劍橋英語和當時文學之間的聯系有關，除了一個人以外，所有這些人物都是創造性作家。艾略特和燕卜蓀是重要的詩人，理查茲是個較為平庸的詩人，而雷蒙德·威廉斯出版了幾部小說，并寫過電視劇。對他來說，寫小說至少和文學評論一樣重要，在他職業生涯的后期更是如此。事實上，他曾經說自己“是個作家，同時又是教授”。只有利維斯堅持從事批評，盡管他也考慮過寫一部小說。有人可能會補充說，所有這些人，除了相當理性的燕卜蓀，都有強烈的寫作沖動——涉及呼吸、內臟、神經系統等——這可能是批評家本身就是作家的標志。

他們也是公共知識分子，而不是與世隔絕的學者，盡管這對燕卜蓀來說不太適用。與此同時，雖然燕卜蓀不像其他人那樣是個公眾人物，但他很難被描述為與世隔絕。他們與學術界的關系都很曖昧。艾略特雖然在學術界廣受贊譽，但他自己卻從未參與其中。相反，他曾是一名壓力很大的自由職業記者，也做過教師和銀行家，后來進入了當時相對輕松的出版業。理查茲是個心有不甘的人，他很快就開始涉足更有野心的領域；燕卜蓀喜歡用他活潑的散文和反傳統的判斷來激怒傳統的學者；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利維斯特別將學術界視為敵人；雷蒙德·威廉斯最初的教學生涯是在成人教育領域度過的，當他回到自己曾就讀的劍橋大學擔任講師時，他感到與劍橋之間存在著深深的疏離感。在這五人中，只有利維斯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一所英國大學教書。在這些作者的文體中，言說與寫作之間的關系值得略加評述。燕卜蓀的寫作風格與眾不同，對話式的，甚至是饒舌的，而艾略特的寫作風格則像是在一座特別能引起共鳴的大教堂里布道。理查茲輕快而平淡的散文與說話的方式截然不同；但這種聲音的節奏，強調的模式和不規則的停頓和開始，在F.R.利維斯曲折的句法中發出回響，這位作家經常在句子中插入疑問、子句、括號、重復、補充和限定語來打斷自己。和燕卜蓀一樣，利維斯似乎有意避免學術散文的繁文縟節。雷蒙德·威廉斯的抽象、沉重的寫作風格似乎與活生生的聲音相去甚遠，但認識他的人可以證明，他說話的方式和寫作的方式幾乎一樣。利維斯寫作時就像在說話，而威廉斯說話時就像在寫作。

正如讀者即將發現的那樣，本書并不是在向英雄們致敬。事實上，有時對這些人物的批評如此嚴厲，以至于讀者很可能會懷疑這些人是否配得上被賦予的地位。找到答案的唯一方式就是閱讀他們的作品。請允許我以個人的經歷結束這篇導言：我自己從未見過艾略特，但我認識幾個見過他的人，其中一些人講述他是如何長篇大論而令人不快，他講的不是關于但丁或波德萊爾，而是關于倫敦公共汽車的各種路線，他似乎學識淵博。在劍橋的一次露天招待會上，我以學生的身份敬畏地注視著理查茲的修長身材；在一次英語系會議上，利維斯譴責在教學大綱中引入一篇關于小說的論文的想法，理由是閱讀《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需要一個學期。在此之前，我聽過他的一些講座，盡管他當時臨近退休，聲音很微弱，有時會變成一種聽不清的嗡嗡聲，但他帶有鼻音的劍橋口音仍然隱約可聞。然而，時不時地，奇怪的詞語會從他的喃喃聲中浮現出來，就像用手在指指戳戳：“BBC”、“《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C.P.斯諾”（C. P. Snow）、“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等等。面對這些精心設計的提示，坐在演講廳前排，訓練有素的利維斯的信徒們會以巴甫洛夫式的可預見性發出一陣嘲笑和輕蔑，而我們其他人只是盯著自己的鞋子，等著喧嘩聲停下來。燕卜蓀早就離開了劍橋，但幾年后，我聽到他用極其別扭的上流社會的腔調演講，一次也沒有從講臺上摔下來，這是他特別容易發生的不幸。雷蒙德·威廉斯是我的老師、朋友和政治上的同道。在本書中，我回顧了過去六十年里幫助我成長的一個批評的環境，以及我希望能有所貢獻的之后的歷史。

本文摘自《文學批評的革命者：五位改變我們閱讀方式的批評家》，[英]特里·伊格爾頓著，唐建清譯，新行思｜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