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浪漫派代表人物E.T.A.霍夫曼（1776-1822）是一位“多面手”：他不僅是著名小說家、劇作家，也是畫家、男高音歌唱家和樂隊指揮。照托馬斯·曼的看法，霍夫曼堪稱十九世紀唯一具有歐洲（世界）聲望的德國作家，其作品對后世文學藝術影響深遠：舒曼的鋼琴套曲《克萊斯勒偶記》直接改編自他的同名小說，瓦格納的歌劇《紐倫堡名歌手》取材于他的中篇小說集《謝拉皮翁兄弟》，奧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的輕歌劇《霍夫曼的故事》素材源自他的《沙人》等四部小說，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歌劇《卡地亞克》（Cardillac）取材于他的歷史傳奇《斯居戴里小姐》。當然，流行最廣的是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劇《胡桃夾子》，改編自他膾炙人口的童話《胡桃夾子和鼠王》。至于霍夫曼的文學崇拜者，則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徒生、巴爾扎克、狄更斯以及大洋彼岸的歐文、霍桑和愛倫·坡等一眾名人。

霍夫曼生年不滿半百，但他的文學成就相當驚人。除了上述作品，他的代表作還有《侏儒查赫斯》《魔鬼的迷魂湯》《雄貓穆爾的生活觀》《布蘭比拉公主》等，不僅數量眾多，而且質量上乘——其構思之精巧，想象之奇崛，即便與現代（乃至后現代）作家相比亦不遑多讓。以《布蘭比拉公主》為例，波德萊爾認為它是霍夫曼最完美的作品；而海涅則宣稱，誰讀了本書而不失理智，“誰就沒有理智可以失去”。德國文史大家里卡達·胡赫（Richard Huch）在《浪漫派盛衰記》（Ausbreitung und Verfall der Romantik，1902）中盛贊霍夫曼：“通過深入觀察心靈的陰暗面，創作了許多源自心靈的奇妙事物?！碑敶骷摇⒅Z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爾曼·黑塞（Hermann Hesse）則將“鬼才”霍夫曼的“志怪小說”與中國古代作家進行比較——或據此將這位德國文學史上“僅次于歌德”的二號人物稱為“德國的蒲松齡”。

一

像卡夫卡一樣，在大部分時間里，霍夫曼的公開身份是普魯士（帝國派駐波蘭）司法機關的公務員。他時常抱怨自己“被拴在司法的車輪上”——他在日記中聲稱，自己的生活分為音樂和法律兩個部分：前者是出于熱愛，后者是為了營生。他也曾在信中對朋友說：“工作日，我打官司，最多再玩會音樂；周日，我白天畫畫，晚上寫作，寫東西實在好玩，我能一直寫到凌晨。”毫無疑問，年輕時候，音樂是他最大的愛好：“如果我可以自己做主的話，我將成為一名作曲家，我本來抱著在這個專業里大干一場的希望?！笔聦嵣希麑Π秃?、尤其是貝多芬（二人當時名聲未著）音樂現代性的理解——他視貝多芬為“最具浪漫主義色彩”的作曲家——遠遠超乎他所處的時代?；舴蚵救藙撟鞯母鑴〖肮芟覙非殬湟粠?，同時他在報刊文章中所使用的頗具現代意味的音樂詞匯日后也成為“范式”，使得他成為浪漫主義樂評的先驅。1813年，霍夫曼在一篇評論中寫道：“聲音無所不在，但言說精神世界更高級語言的旋律只存在于人的心中?！睆倪@個意義上看，音樂才是“所有藝術中最浪漫的……這是唯一真正浪漫的藝術，因為只有無限才是它的模型”。這一觀點對后世文藝家如叔本華、瓦格納及尼采皆產生了重要影響。

正如德國著名作家薩弗蘭斯基（Rdiger Safranski）在《榮耀與丑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一書中所言，若是有一個人，在生活和創作中最接近于浪漫游戲者的理想，那此人必定是霍夫曼：“他做事——寫作、公務、作曲——非常認真，但幾乎總是帶有順便的輕快?！睋f名作《沙人》，就是他在赴柏林高等法院參加一個無聊的會議期間構思而成。勃蘭兌斯也聲稱，霍夫曼如他筆下短篇小說《金罐》里的那個檔案管理員林德霍斯特——白天是戶籍官，夜晚是一條火蛇——每當動筆之際，他心里一定涌現假模假式的官場生活和自由的夜生活之間奇妙的對照：“在白天，作為奉公守法的刑事法官，他嚴格摒棄一切有關情緒和審美的考慮，而在夜晚，他則成為廣闊無垠的想象之國的國王”，過著無拘無束、與現實風馬牛不相及的生活?；舴蚵砟暧幸徊啃≌f《雙面人》（Die Doppelg?nger，1821），正是這一種心態的真實寫照。

霍夫曼人生的轉折點出現在1806年——當年拿破侖率領法軍攻占華沙，身處華沙的所有普魯士官員必須作出抉擇：要么宣誓效忠拿破侖，要么一周內滾出華沙?；舴蚵x擇離開，此舉雖然頗能彰顯氣節，但也意味著他在未來一段時間必將承受巨大的經濟負擔。他原本以為可以靠才華吃飯，結果卻發現：“我整個人身心俱疲，到頭來身子垮了，卻一個子兒也沒撈著！我也不想跟你訴苦。五天就吃了幾片面包，我以前可從沒這么慘過。只有你會幫我……不然天知道我要變成什么鬼樣！”（致老友特奧多爾·戈特利布·希佩爾書信）

失意的霍夫曼只能寄情于酒精和尼古丁。他的上級、普魯士警察總監舒克曼（Friedrich von Schuckmann）發現他時常爛醉如泥，于是斥責他為“一名酒徒”——他工作的目的“主要是為滿足他的酒館生活方式”。這一評語大抵中肯，然而卻激起霍夫曼的滿腔憤慨。他開始業余創作漫畫諷刺上司以泄憤，結果遭到內部紀律處分——直到他去世時才得以中止（但并未撤銷）。當然，目無尊長、誹謗上司只是表面文章，霍夫曼遭受懲處真正的原因是他在“雅恩審判案”中“不聽招呼”，自作主張，明顯觸犯體制內之“大忌”。

1819年，普魯士政府瘋狂鎮壓各地蜂起的學生運動?；舴蚵鳛椤拔：壹瘓F審訊委員會”一員，負責審判學生運動的“幕后推手”——德國“體操之父”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霍夫曼剛直不阿，在向政府提交的書面報告中建議無罪釋放雅恩，因為對他的起訴毫無根據。不僅如此，霍夫曼還受理了雅恩對內務部長坎普茨（von Kamptz）的“反訴”——控告后者濫用職權，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由于普魯士國王出面干預，霍夫曼被迫辭職，但仍因牽連此案而遭受政治迫害。后來，霍夫曼在名作《跳蚤師傅》（1822）中巧妙利用司法審訊記錄，對普魯士反動當局殘暴專制的警察統治進行猛烈抨擊——作品中的樞密顧問正是對現實中坎普茨的影射。

由于嗜煙成癮，霍夫曼晚年不幸患上食道癌，癌細胞擴散到他的脊柱四周，致使他日漸癱瘓?；舴蚵尼t生朋友決定在他身上進行實驗（病人也欣然同意），采用所謂“燒灼法”在霍夫曼身體脊柱兩側各燒出一串小洞，試圖重振其精神。此法令他飽受折磨，而效果適得其反，不久他便在痛苦中死去。這一令作家致命的醫學發明唯一“可取之處”，或許在于它為《侏儒查赫斯》（1819）提供了創作靈感。

二

比《侏儒查赫斯》晚一年問世的奇幻小說《雄貓穆爾的生活觀》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現實生活：故事主人公穆爾是霍夫曼收養的寵物貓——穆爾無意中發現一部記載樂隊指揮克萊斯勒生平的手稿，于是一絲不茍在背面寫起了自傳，而印刷工人收到的就是這樣一部“雙面稿”。不用說，故事中的樂隊指揮，顯然是霍夫曼本人的“化身”。早于巴赫金一個多世紀，本書的復調結構引人注目：雄貓的得意洋洋與音樂家的頹唐喪氣恰成鮮明對照。雄貓穆爾的生活感悟與樂隊指揮的生平傳記，看似毫不相關，事實上卻是作者的苦心經營——現代小說家時常采用的雙線或多線敘述結構，霍夫曼早已嫻熟于胸。

樂隊指揮是霍夫曼以虛構角色的形式創造出的另一個自我（克萊斯勒在他的若干故事中反復出現，有時甚至對作家創作意圖及情節安排指指點點，頗具“元小說”之意味）：一個天賦過人但遭人誤解的音樂家。面對老于世故、渾身散發市儈氣息的雄貓穆爾，他簡直像天真而怯懦的少年。穆爾憑借音樂家自傳，搖身一變成為當紅作家，屬于社會“成功人士”，而音樂家本人卻因曲高和寡、不肯媚俗而被時代棄之如敝屣。

本書是霍夫曼對膚淺和鄙俗的時代以及“庸眾”絕妙的諷刺——在他看來，歌德無疑是德國市民階層（“庸眾”）最典型的代表，而本書也是針對歌德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威廉·邁斯特的學徒生活》所做的滑稽模仿。歌德的主人公在接受教育后以文化人自居，目空一切，成為有教養的市儈——文化藝術不過是他們躋身上流社會的敲門磚。例如歌德本人便憑借詩藝在魏瑪公國擔任樞密顧問，后晉封貴族——在霍夫曼眼里，其媚態可掬，近乎小丑，唯志得意滿的雄貓穆爾之神態差可比擬?；舴蚵鼘Ω璧律類和唇^，一方面不齒其為人，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文藝觀相左。歌德曾將霍夫曼小說貶斥為“一位遭受病痛折磨之人的病態作品”，甚至宣稱這類作品無需勞煩評論家動筆，只消將作者直接送入瘋人院即可。

霍夫曼的反擊只有短短一則訃告——1821年，雄貓穆爾病故。次日，霍夫曼在朋友圈廣而告之：“那些認識這位已故青年的人，那些曾目睹它走過美德和正義之路的人，將以沉默來評判我的悲痛，并以沉默來對此表示尊重?！边@一訃告亦莊亦諧，既是對現實生活中寵物的哀悼，也是對假想中的論敵辛辣的嘲諷——在現實和想象的“中間地帶”找尋文學創作的空間和靈感，這是霍夫曼的一大發明。海涅在《論浪漫派》一書中曾將霍夫曼和另一位浪漫派代表人物諾瓦利斯（1772-1801）進行比較：“霍夫曼是個魔法師，他可以把人變成野獸，甚至變成普魯士王家宮廷顧問；他能把死人召出墳墓……霍夫曼作為詩人要比諾瓦利斯重要得多。因為諾瓦利斯連同他筆下的那些虛幻的人物，一直漂浮在藍色的太空之中，而霍夫曼跟他描寫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臉，卻始終牢牢地依附著人間的現實。”

需要指出的是，歌德不過是霍夫曼泄憤的替罪羊——后者真正的靶心乃是扼殺進步思想的普魯士反動政府，以及在愛國主義名下甘愿被奴役的德國小市民：他們思想刻板，行動僵化（“活像一臺機器”）；他們千人一面，毫無個性可言?；舴蚵谛≌f集《謝拉皮翁兄弟》中刻畫了一系列灰色的、扁平的小市民形象，將他們那種褊狹、怯懦的心理和庸俗、諂媚的生活態度暴露無遺。當然，相對于庸庸碌碌的小市民，霍夫曼一直認為王公大臣、樞密顧問之類大人物更難辭其咎——他們才是造就沉悶和肅殺氛圍的罪魁禍首。這類人物的典型便是“侏儒查赫斯”。

三

《侏儒查赫斯》曾經被歸入“童話小說”（或“藝術童話”）一類，其創作背景是法國大革命及王政復辟時期德國社會的全貌：一方面是變本加厲的高壓統治，一方面是落后衰朽的社會現實?；舴蚵柚谝粋€傳奇故事向讀者展現了他自己想象（或幻想）中的怪誕世界——小說人物既有貴族、平民，更不乏仙女、法師，小說氛圍詭譎，魔法、巫術比比皆是，然而正如作家在本書“序言”中所說：“整倉庫荒唐鬼怪的東西也無法組成故事的靈魂，故事的靈魂是借生活中的某些富有哲理意義的現象組成。”

小說主人公查赫斯是個容貌可怖、性情古怪的侏儒，憑借仙女賜予的三根魔發，他開始以齊恩諾貝爾（Zinnober，德語意為“廢物”）的身份招搖過市，將大學生巴爾塔扎爾的天才詩作（及其戀人的芳心）、提琴大師斯比奧卡的演奏技巧以及候補文官普爾歇爾的樞密顧問助理一職等悉數據為己有。此人不學無術，卻能平步青云，并得到國君的賞識，最后竟當上樞密顧問、外交大臣乃至宰相（與歌德在魏瑪公國的政治履歷高度吻合），過上頤指氣使、萬眾景仰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長，由于作惡多端，仙女收回金光閃閃的三根魔發，侏儒原形畢露，被國君罷免官職，同時遭到眾人唾棄，最終抑郁而亡，淹死在自家浴缸之中——而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恰是此前國君為表彰他有“大功于國”而頒賜的金質“綠斑虎”勛章（Order of the Green-Spotted Tiger）。

在侏儒飛黃騰達過程中，無數人淪為他的墊腳石和犧牲品。巴爾塔扎爾以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通緝、提琴大師被迫遠走他鄉、歌唱家被偷梁換柱后含恨而死、候補文官只能以自殺來保全名聲，如此等等，但他們誰也不敢公然反抗，因為侏儒代表了生殺予奪的最高權力。正如四處流亡的巴爾塔扎爾獨坐樹林中的一段內心獨白：他憎恨一切加諸自身的不公對待——才華被埋沒，作品被篡奪，戀人被搶奪——他發誓要報仇雪恨，鏟除禍國殃民的查赫斯，可他卻無能為力：黑暗魔法的力量太過強大，并非他一己之力可以抵抗。因此在他眼前，他只見到“無邊的黑惡在蔓延”。

侏儒以一份詞藻華美的宮廷“外交備忘錄”獲得超擢。依照國家慣例和授勛委員會建議，國君決定向他頒發最高等級的“綠斑虎”星型勛章——該勛章根據紐扣數量分成若干等級，對國家貢獻越大，紐扣數量越多——其頂配為“二十枚光燦燦的金紐扣”，然而，由于查赫斯“體形奇特”，如何成功佩戴勛章綬帶及紐扣便成為舉國上下共同關注的一個話題。

最終，御用戲衣裁縫親自出馬，在侏儒前心后背分別植入支架，剛好可以懸掛勛章綬帶和金紐扣。國君龍顏大悅，群臣拍案叫絕，戲衣裁縫亦獲重賞（獲頒兩枚金紐扣的“綠斑虎”勛章，并被任命為“王家大化妝師”）。唯有侏儒叫苦不迭：勛章只是外表光鮮，他本人卻不堪負累。正如后來御醫在侏儒驗尸報告中所言：“他的死不是出于物理原因，而是出于一種無法估量的深刻的心理原因?！辟遄钪苯拥乃酪颍斎皇切厍熬R帶上沉甸甸的勛章，以及后背上同樣沉甸甸的金紐扣；尤其是后者，對脊柱神經系統十分不利——二者產生的壓迫感，干擾了心理器官的各項功能。眾所周知，侏儒必須穿戴整齊出席各類公務活動、參加樞密會議并發表演講——作為國家榮譽的象征，盡管勛章壓迫導致他呼吸困難，他也無力解脫，最終只能選擇慷慨“為國捐軀”——肉體痛苦與精神亢奮之情交織，直至他的“神經系統和大腦系統完全失去協調能力，最終導致意識完全停止，人格徹底喪失”。因此，御醫的結論是，在踏入浴缸的剎那，侏儒事實上已經死亡。

誠如海涅日后在《德國，一個冬天的神話》一詩中對德國病的針砭（“德國生了病，生了重病/骯臟、黑暗、絕望/成為一個看不見未來的國家/”），在《侏儒查赫斯》中，霍夫曼滿懷極端憎惡的心情，以遠較其他作品更為入木三分的諷刺，鞭撻普魯士小公國各社會階層——“瘋人院一般的小朝廷，愚鈍諂媚的小官僚，可憐巴巴的小市民”，死氣沉沉，令人窒息。通過這樣一幅社會全景圖，霍夫曼揭示出以下真相：侏儒查赫斯固然可惡，而環繞他四周諂媚的朝臣、順從的僚屬以及沉默的庸眾也同樣可惡——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不僅是侏儒的共謀，更是幫兇。

在故事結尾，查赫斯的府邸遭到民眾圍攻，他被迫以真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霍夫曼寫道：“看，你看，這只大狒狒，穿著一身華麗的衣服！這是一個畸形的家伙，一個侏儒查赫斯！”不難想象，小說家心目中的人物原型，一定是個身形矮小、妄自尊大的小丑，當他披上華服、戴上冠冕之時，便自認為是歐洲（乃至世界）人民的救世主——歌德與之會面后曾吹捧此人是歐洲的救星（尊之為“半神”），霍夫曼卻為此人在滑鐵盧的慘敗而拍手稱快：世間從此又少了一個獨裁者。

霍夫曼曾為他的小說《金罐》添加副標題：“一則現代童話”——事實上，照霍夫曼小說譯者、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資深教授杰克·齊普斯（Jack Zipes）的看法，包括《侏儒查赫斯》在內的幾乎所有小說，皆可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