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文學批評家利奧納爾·特里林在《弗洛伊德和文學》（“Freud and Literature”）中指出，歐洲從18世紀甚至17世紀就開始思考兒童、婦女、農民和野蠻人的問題。人們發現，這些人精神生活貧乏，受教育程度低，不能像成年男子那樣知禮節，明進退，守習俗，于是開始關注教育與個人成長的關系。教育小說也由此濫觴、發育以至興盛，迨及18世紀末19世紀初，這類小說已經發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階段。簡·奧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的作品就是這方天地里的明珠。她的小說里，女主角依憑美德實現故事的喜劇性翻轉是反復上演的橋段。南希·阿姆斯特朗認為，小說賦予中產階級女性以道德的權威，女主角憑借道德、美德、自我認識樹立的權威戰勝了憑地位、身份、血統而顯貴的貴族觀念。這個著名論斷放在奧斯丁幾乎所有作品上都合適，唯獨《愛瑪》是個例外。

奧斯丁的小說中，《愛瑪》（Emma，1815）是篇幅最長、藝術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也最不容易理解。特里林說它很難解讀，甚至拿它跟普魯斯特、卡夫卡、喬伊斯的作品相提并論。《愛瑪》的復雜性，部分源于同名女主人公的個性，奧斯丁說，這個女主人公，“除了我自己，沒有人會喜歡”。愛瑪有兩個特點，使她迥異于其他女主角：一、她是哈特菲爾德的當家女主人，身價三萬鎊，不是灰姑娘，而是海伯里毫無疑義的第一名媛；二、她頻頻犯錯，幾乎從頭錯到尾，常常讓自己處于各種蒙羞的情境。愛瑪想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必須受教育，或者進行自我教育。本文聚焦三重親密關系，解讀愛瑪的道德覺醒和成長歷程，并考察奧斯丁時代女性小說和女性教育的關系。

一、 親密關系中的權威與操控

愛瑪原生家庭的親密關系有天然的缺憾：愛瑪的母親在小說里從未出場。依據男主人公奈特利的寥寥數語，可以推知愛瑪母親精明、能干、有頭腦，在家庭的維系和孩子的成長過程中不可或缺，無可替代。失去母親，愛瑪“失去了唯一能對付她的人”，其教育由此少了一個權威角色。愛瑪同父親關系很好，是罕見的孝女，可是父親神經脆弱、體弱多病，做不了愛瑪的伴，“不論是說正經事兒，還是說笑話”，“不怎么接得上碴兒”。這些話是愛瑪的視角和口氣，說得很委婉，讀者不難聽出弦外之音，父親在智商和能力上，無法與女兒相配，對她起不到匡正作用。

愛瑪的姐姐名喚伊莎貝拉，七年前出嫁了，從此全身心地投入小家庭，全副心思都在孩子和丈夫身上。甜美、勤勞、充滿愛心，這在奧斯丁時代被認為是女性的理想狀態，是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女性形象。作家寫道：“若說這是她的命，也該算是正派女人有福氣的命吧。”“若說”“也該算是”，讀者從表示假設和讓步的語氣中不難感受到——常人眼中的理想太太，奧斯丁并不認同。在她筆下，這位姐姐被描寫成理解力不強，思維不敏捷，待人處世也不大有判別力，對家人的優點看得一清二楚，對他們的缺點卻視而不見。另外，她遇事不決，容易驚慌；身體比較嬌弱，一副憂心忡忡的模樣。照當時流行的操行書（conduct books），伊莎貝拉稱得上賢妻良母，可在小說里，這形象并不可愛，更不光輝。

總之，父親和姐姐無法約束愛瑪，盡管她是孝順女，也是好妹妹。愛瑪的親密關系中，還有一名重要人物，家庭教師泰勒小姐。愛瑪五歲，泰勒就進了哈特菲爾德府，教她念書，陪她玩耍，精心照顧她的起居。泰勒作為老師，按常理應該有一定的權威，然而，也許因為師生身份懸殊，或是做老師的性格過于溫和，泰勒對愛瑪“幾乎就沒做出過要管束的架勢”，兩人處成了姐妹，壓根兒不像師生。若按當時上流社會的標準，愛瑪的教育不能算成功。她從十二歲起，就打算多多念書，開列了各式書單，決心挨序從頭讀到尾，卻從未認真執行，老師大概是聽之任之，并不嚴格監督。愛瑪人很聰明，學什么都容易上手，又有極好的老師，原本應該成為琴棋書畫無所不能的才女，但在女性教育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才藝，彈琴、唱歌、繪畫，愛瑪樣樣都會一點，卻無一精通。

才藝在奧斯丁時代，被視為中上層女子重要的文化指標。照奧斯丁研究專家托德的說法，這是因為“文化的卓越展示的是社會地位的卓越，是中上層家庭的高等趣味”，人人趨之若鶩。說到才藝，我們自然會想到唱歌，跳舞，繪畫，樂器。另外，精通外語（以法文和意大利文為主），熟練掌握彰顯品位、以裝飾為目的的女紅，也是才藝的重要內容。托德還說，女子如果才藝不佳，至少可以做到“勤勉”（notable）——這是個中性詞，意思是當一名勤勉的小主婦。而飽讀詩書的女子，彼時被稱為藍襪族，典出18世紀貴族女子舉辦的文化沙龍。沙龍以藍襪冠名，乃因首位受邀參與其事的男士出身草根，常穿一雙藍襪子。從這含有貶義的稱呼中，我們不難讀出譏諷調侃之意：顯然，女子胸藏文墨，絕不是多么風光的事情，在世人眼里，只有多才多藝方為名媛淑女的標配。

然而，奧斯丁塑造的女主人公，并無才藝特別出眾的。在她看來，才藝，可為鄰里娛樂添些歡樂，或為女性招來愛慕的眼光，但也不過如此而已。追求才藝，并不限于上流社會，亦波及中產階級，并向下滲透，牧師、小商販甚至農民的女兒們，莫不熱衷于此。這幀熱鬧的畫面，出自與奧斯丁同時代的女作家漢娜·莫爾的教育名著《對現代女性教育制度的批評》。當時一部分中產家庭的女性，接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在婚姻市場上爭得如意郎君。莫爾對這重視才藝的風尚不以為然，稱之為“泛濫的癲狂”，指責它整體而言“削弱了中產階級對社會的貢獻”。另一名有識之士，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為女權一辯》里也反對過度重視才藝，主張社會“用理性與哲學的嚴格準則去淬煉女性的心智”，不要教導她們“無用的才藝”，“令女性孜孜不倦獲取個人才藝卻疏于培養理智，重視優雅的風度而忽視崇高的美德”。《為女權一辯》1792年刊行，《對現代女性教育制度的批評》1799年問世，正是奧斯丁早年練筆的時期。她筆下將才藝看得最重、作為衡量優秀女性標準的，恰是《傲慢與偏見》里那位一心想釣金龜婿、對達西百般討好、勢利俗氣得令人發指的賓利小姐。可見，才藝雖未必被奧斯丁視為“無用”或“癲狂”，卻一定不會被當成教育之根本。對才藝無一精通，只說明愛瑪沒有常性，對她并不構成實質危害。

真正的危害在哪里？小說開篇介紹愛瑪，用了一串形容詞，“俊俏聰明，家道殷實，性格又開朗”，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這姑娘前程錦繡，風光無限。可是只隔了兩段，敘述者便在其錦繡日子里悄悄埋下伏筆，點出她兩個毛病，“有權任意率性而為，并且對自己的估計往往略微偏高”，然后緊接著一連串預示不祥的名詞——“毛病、損害、禍害、不如意事”。愛瑪對此渾然不覺，“有權任意率性而為”還被她視為難得的特權哩。這位伶俐機敏、活潑開朗的大家閨秀，屬于海伯里的頭面人物，在一眾奧斯丁女主人公中擁有最多的自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她十二歲就做了家里的女主人，當家很早，而且是正兒八經當家，不像《諾桑覺寺》里的埃琳諾，只做個“名義上的主婦，壓根兒沒有實權”。小小年紀，手握管家大權，擁有絕大多數女性所沒有的自由，令她天然具有一份那個時代的女子通常不具有的自信。這是愛瑪迷人魅力所在，卻也是她易栽跟頭之源。

泰勒小姐堪稱完美閨蜜，可惜在小說開篇就嫁給了半英里外的韋斯頓先生，成為韋斯頓太太。隨著泰勒小姐的出嫁，愛瑪身邊少了一位可以規勸她、幫她校正方向的朋友，也奏響了這位當家女主人頻頻犯錯的序曲。這個關鍵節點上，長相甜美、性格溫柔的哈麗埃特走入愛瑪的生活。她是一個不知姓名的人的私生女，在某女校受了點教育。兩人地位不匹配，心智不對等，友情卻直線升溫，火速發展，迅速成為如膠似漆的閨蜜。這段親密關系，一開始就不被奈特利看好。他話說得雖然絕對了些，不免偏頗，卻也道破了兩人交往中隱含的麻煩：一方天真無知，盲目崇拜，促使另一方驕傲自負，洋洋自得。自負如果只關乎自己，也就罷了，關鍵愛瑪一貫相信自己正確，要將想法強施于人，甚至安排、操控別人的親密關系，這就無端惹來煩惱，埋下禍根。心智成熟、思維清楚的人不會受到太大影響，但是像哈麗埃特那樣，軟性子、沒主見甚至沒頭腦，情形就大不一樣。富農馬丁寫信向哈麗埃特求婚，女孩拿著信來找愛瑪商量。愛瑪讀了信，大為意外，因為她見過馬丁一面，當時覺得他“土頭土腦得滑稽可笑”，“全然缺乏紳士風度”，可這信寫得樸實、熱忱，“禮數周全，感情還很細膩”。眼光挑剔的愛瑪也不得不承認，自己對馬丁有偏見。按理，愛瑪這時該放下成見，謹慎行事才對，可她執意要把朋友從她認為粗俗無知的社交圈里拽出來，領她進入上流社會。況她撮合哈麗埃特和埃爾頓牧師的計劃正在進行中，豈容他人插手！在愛瑪的勸說下，哈麗埃特改變心意，回絕了馬丁。奧斯丁研究者泰納注意到，奈特利用“自娛自樂”“自我滿足”等詞形容愛瑪的做媒行為，稱之為“干涉”。

原該是平等互助的朋友關系，愛瑪卻在其中充當了絕對權威的角色。她雄心勃勃要改造哈麗埃特，培養其思想，潤飾其舉止，提升其地位，一言以蔽之，她要扮演恩主和教育者的角色。我們不免替愛瑪捏一把汗。果不其然，不久愛瑪就僭越她作為朋友的身份，插手她不該過分干預的情感領域。這件事情上，愛瑪有多重誤判。首先是對哈麗埃特，她憑一己之臆想，假設哈麗埃特是紳士女兒，身份比馬丁高一等，然后根據這假想的不平等反對馬丁追求哈麗埃特。其次是對馬丁的誤判。在奈特利看來，馬丁“為人通情達理，認真誠懇，脾性和順”，心靈上又有“真正的優雅高尚”。內外兼善，這是很高的評價。故事后來的發展也證明，馬丁確實是一位潛在的好伴侶。再次是對埃爾頓的誤判。這位牧師討好賣乖獻殷勤的目標其實是愛瑪自己，而身份不明、孤獨無依、沒有任何收入來源的私生女哈麗埃特，根本沒被他放在眼里。遭到愛瑪拒絕后，他暫時離開海伯里，去了一趟旅游城市巴斯，僅僅用時四周就“拿下”擁有一萬鎊資產的霍金斯小姐，“既撈到錢財，又獲得愛情”，風風光光，衣錦還鄉。這樣的人，何曾有一星半點真情實感！愛瑪自以為是，給朋友帶來羞辱，也令自己陷入尷尬。

愛瑪常以自我為中心，她對馬丁的蔑視態度，多少出于自大與驕矜，但她并不主張唯身份論。韋斯頓先生也是商人出身，韋斯頓太太當過家庭教師，社會地位就更低一等，愛瑪同他們相處，一點兒都不講究出身。當她得知美貌知性、優雅賢淑的簡因生計所迫，不得不接受家庭女教師的職位，暗暗將簡與高傲粗俗、頤指氣使的丘吉爾太太對比，用“尊貴得什么似的”（everybody），“低微到了什么也算不上”（nobody）形容兩人命運的反差，有錢就是everybody，沒錢就是nobody。愛瑪的反思，表明她有一定的自覺，意識到金錢社會的荒唐和不公平。奧斯丁研究者納爾丁指出，愛瑪的身份觀念并非勢利使然，而是相當個人化的一套標準，滿足的只是愛瑪自我的需要和恣意無邊的想象。這是切中肯綮的評論。

二、 親密關系中的想象與虛構

相比與親友的相處，婚戀是更重要的親密關系，也是奧斯丁所有小說的核心話題。愛瑪家道殷實，有大筆遺產可以繼承，她對待婚戀的態度，也有些與眾不同。她高調宣揚不婚，而且對做媒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海伯里風平浪靜，沒什么大事，但凡有點戲劇性的事件——簡被匿名送鋼琴，迪克森船上救美，弗蘭克幫助哈麗埃特脫離困境——一概被愛瑪想象成浪漫情事。這跟她接受教育的方式不無關系。

吉爾伯特與古芭在《閣樓上的瘋女人》里指出，“比起被約束在四堵墻之內來，女性因錯誤教育而受到的約束其實更加嚴重”。彼時英國女子接受教育，不外乎兩種方式，要么送到寄宿學校學習，要么延聘家庭教師在家里傳授知識。奧斯丁和姐姐卡桑德拉有過兩年并不愉快的寄宿學校經歷。她在《愛瑪》里將收費昂貴卻提供支離破碎知識的教育機構狠狠揶揄了一通，說女子在這樣的機構里，往往是交付巨額費用，卻“失去健康，學到虛榮”。家庭教育也很難提供全面、系統、正規的教育。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為女權一辯》中說，女性“沒有通過競爭發掘才華，沒有經歷認真細致的學習”，“一般來說接受的只是一種無序的教育”，像愛瑪這樣較為理性、天賦出眾者，也就容易“只憑本能所知的常識隨意行事”。愛瑪的隨意和漫不經心，最鮮明地體現在她那天馬行空的想象上。戴維·洛奇說她是“借鑒了一些低劣的文學范式”，“把臆想、虛構強加在人物身上”，以致混淆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

洛奇所說“低劣的文學范式”，是指18世紀中葉至末期崛起的浪漫、懸疑、驚悚故事，尤其是哥特小說。這一時期，小說已成為女作家大展身手的領域，小說的主要消費者也是女性。對許多女孩而言，閱讀小說特別是哥特小說，成為她們受教育的主要方式。這類小說以驚險情節、神秘氛圍、暴力或懸疑元素取勝，“從一誕生就受到了女性讀者的喜愛”，因為“當時作為閱讀主體的中產階級女性人生閱歷有限，哥特小說為她們提供了想象的空間”。1798至1799年間，奧斯丁寫《諾桑覺寺》，正是以這些18世紀90年代流行的小說為諷刺對象。她在這部小說中一面頌揚小說的智慧，稱小說家“把人性各個不同的方面，極妥帖地加以描繪，筆下閃耀著機智和幽默”，另一面又嘲諷哥特小說對女主人公造成認知障礙，使她分不清現實與虛構，甚至挪用哥特小說情節，罔顧事實，恣意想象。凱瑟琳在老式黑色大立柜里發現了一份洗衣賬單，由此臆測蒂爾尼太太被關了起來，每晚從無情無義的丈夫手里接過“一點殘羹粗飯”，甚至把蒂爾尼將軍幻想成冷血弒妻的劊子手。哥特小說跌宕起伏的情節、恐怖離奇的故事和奇譎荒誕的想象，成為凱瑟琳判別現實的依據。浪漫派詩人威廉·哈茲利特（William Hazlitt）對哥特小說家安·雷德克利夫頗有訾責，批評她“把讀者變成了雙倍的兒童，在她幻想的對象上蒙上朦朧神秘的面紗，迫使我們相信那些稀奇古怪、幾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一切與未知世界相連的迷人事物，都為她所有，任她隨心支配。她擁有傳奇的所有詩意，擁有想象中所有那些隱晦、夢幻、虛幻的元素”。

同凱瑟琳一樣，耽于幻想或者說想象力豐沛，是愛瑪的一個主要特征。奧斯丁甚至專門生造了一個詞來指稱愛瑪：“imaginist”，意思是“愛幻想的人”。奧斯丁研究者穆克吉注意到一個細節，奧斯丁所有小說中，故事集中發生在一個小區域的，只有《愛瑪》，所有女主人公中最深居簡出的，也是愛瑪——她從未見過海，甚至從未去過離海伯里只有六英里的博克斯山。社交圈狹窄，意味著她注定碰上同樣的人，重復同樣的話題，而她偏偏又是那么一個活潑的女孩兒，機智伶俐，精力旺盛，只有依憑充沛的想象力，才能讓生活變得有趣，也才讓小說變得有趣。

想象，既有倫理學的意義，又有認識論的意義。休謨在《人性論》中指出：判斷與想象，“是互相協助的。不但信念給予想象活力，而且活潑而有力的想象，在一切能力中也是最足以取得信念和權威的”。正因為想象力豐富，愛瑪有高于常人的見識和理解力：憑一封信，就判定馬丁是個“頭腦很清楚的人……果斷、有力，感情上也不粗糙”；憑第一面，就看出埃爾頓太太俗不可耐，粗鄙浮華；弗蘭克遲遲不來海伯里，教父親和繼母嘗盡失望的滋味，只有她和奈特利不信他的托詞，認為“年輕男人連這么點事兒都無法自己做主，幾乎讓人無法相信”；姐夫的脾氣不好，姐姐與他朝夕相處，毫無知覺，可是他的“任何一點點毛病，都逃不過她的慧眼”；她可以把父親照顧得舒服自在，同時又不理會他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充沛的想象，使愛瑪更好地理解他人，辨明真相。可是，想象若運用不當，又會使人誤入歧途。想象要合理，必須使它處于理智的監控之下，不然，就會像休謨指出的那樣：想象越生動，越容易“墮落為瘋狂或愚癡，而其作用也與瘋狂或愚癡很相像”。

愛瑪常有“不愿讓幻想服從理智支配”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她的幻想往往同婚戀或情事相關，涉及對他人的理解，也關乎對自我的認識。弗蘭克還沒來海伯里，愛瑪就開始想象自己與他的關系：“盡管愛瑪決意永不結婚，但是只要弗蘭克·丘吉爾這名字、這個人被提及時，她總是很感興趣”，一邊說自己抱定獨身，一邊又喜滋滋地設想自己與弗蘭克在朋友心目中是一對兒。小說第2卷第13章，弗蘭克被舅舅召回恩斯庫姆，愛瑪浮想聯翩，“構思出一個又一個版本，假設他們的這一段情如何發展又如何收場，虛擬了許多妙語雋永的對話，還設想了好些文辭典雅的書信，可是假想中的他的求婚，卻無一不是以她的拒絕告終的”。愛瑪被弗蘭克吸引，除了門當戶對，年齡相仿，還因為兩人有不少共同點：都比較任性，都容易心血來潮，都風度優雅，又都機智有趣。

弗蘭克是韋斯頓先生同前任太太生的兒子，母親過世后，跟有財有勢的舅舅、舅母一起生活。他來海伯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見簡·費爾法克斯。這兩人早已私下訂婚，但因簡身無分文，又因弗蘭克舅母門第觀念重、不近人情，不便公開戀情。為了遮掩與簡的戀人關系，這位美姿容、善談吐的翩翩少年，竟然拿愛瑪當幌子，向她大獻殷勤。這不但是自私任性，也是弄虛作假。對這位帥小伙，我們最好的判斷，也必須建立在他對簡的深情上。如果說奈特利不待見他，對他的各種批評——“輕浮的小傻瓜”“老練的政客”“油嘴滑舌的花花公子”“到處布施花言巧語的俗物”——多少含有幾分妒忌，算不得十分客觀的評價，那么愛瑪父親那句低聲的嘀咕，“那個年輕人，是很不體貼人的”，就值得仔細品味——伍德豪斯先生幾乎從不批評人，這是書中唯一一次。他抱怨的原因，是弗蘭克總開著門不關，老人家覺得他不體諒別人感受。在奧斯丁筆下，一個平常的善良之舉，可以意味深長，同樣，一個在常人眼里不起眼的過失，也可以非同小可。愛瑪因此留意到：“別看他對女性那樣殷勤，其實骨子里卻有點一意孤行的味道。”她看出來弗蘭克根本不理會她父親的意見，對于老人的身心需求，也不像奈特利那樣給予應有的照顧。殷勤，英文是gallantry，在小說里頻頻用于最懂得取悅女性的弗蘭克和埃爾頓身上。字謎游戲那章，弗蘭克隨意拿愛瑪臆斷的簡和迪克森之間根本不存在的曖昧關系開玩笑，絲毫意識不到這可能是對自己戀人品行的污損，也根本想不到他同愛瑪的嬉戲玩鬧會加劇戀人的痛苦。奈特利在真相尚不明朗的情形下，對弗蘭克下了精準判斷：“這個好獻殷勤的年輕人似乎愛而不知有情，想要討人喜歡而不顧及別人的意愿。”小說另一處，他還對愛瑪說：你那位年輕人的“溫順”（amiable），只是法文意義上而非英文意義上的amiable。他很可親，禮儀無懈可擊，也很和顏悅色（agreeable）。可是對別人的感情，不可能有一點點英國式的細膩體會。Amiable的本來意思是“真正良善與仁愛”，18世紀以后，才漸有“藹然可親”之義。“良善”與“可親”，一為內在道德，一為外在風度。在以洛克為代表的英國教育傳統中，令人怡悅的風度屬于教養的一部分，必須以堅實的道德品質為其根本。在《教育漫話》里，洛克指出，紳士必須培養四種品質：德行、智慧、教養和學問。他將德行放在首位，視之為最必需的品性，并認為德行是教育中難以做到而又極有價值的那部分目標，明確指出“一切德行和優秀的偉大原則在于，一個人能夠克己復禮，不去滿足理性所不允許的欲望”。奧斯丁分辨良善與可親，其實有更深層次的文化與道德意義上的考量，她的小說在某種意義上接續了洛克的教育傳統。

愛瑪在假想的與弗蘭克的親密關系中，一再偏離軌道。當然，思維敏銳、眼光挑剔的她也不斷發現弗蘭克性格上的弱點，經過反復推敲，她辨明自己并沒有真正動情。但這并不能阻止她對浪漫情事的沉迷，并據此臆測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這一點上，愛瑪的揣測和臆想同《諾桑覺寺》里凱瑟琳的夸張想象沒有實質區別，但比凱瑟琳更麻煩的是，愛瑪能左右海伯里部分人物的命運，惹出不少事端來。簡被匿名送鋼琴，愛瑪猜送禮者是迪克森，推想兩人暗生情愫，還把這毫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說與弗蘭克聽，完全不考慮自己有可能在造謠生事，也沒料到這無中生有之事被弗蘭克借來遮掩他與簡的戀人關系，并對簡造成傷害。弗蘭克假裝同愛瑪談情說愛，令簡深感痛苦，也令愛瑪差點產生誤會，他自己卻洋洋得意。博克斯山郊游，兩人繼續調笑嬉鬧，一個熱情奔放，另一個明知是奉承，卻來者不拒，兩人的行為，“在英文里只有一個詞可以充分表達，這就是調情”。愛瑪不知弗蘭克的殷勤是因為頭天與簡鬧了別扭，故意要刺激對方，她只看到沉悶，只覺著不和諧，對于這背后各人所懷的心事、痛苦、不安，渾然不覺。簡傷透了心，決意同性格軟弱、行事輕率的情人一刀兩斷，去埃爾頓太太介紹的人家當家庭教師。若不是在這節骨眼上丘吉爾夫人意外去世，給了弗蘭克追回心上人的機會，否則必然會釀成惡果。愛瑪后來反思，意識到自己是“一味任性”，是在“她那套女孩兒家的胡鬧中越陷越深”，成了給簡“帶來禍害的眾多根源中”“最大的根源”。她逐漸認識到，人與人之間是相互關聯的，一切不當言行都有其惡果，有可能傷及他人。

三、 批評與自省：親密關系中的教育與自我教育

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指出，愛瑪聰明、機智、美麗、富有，缺點也很明顯——“她既看不到自己身上過度的驕傲，也無法約束自己不去干涉別人的生活”，如果愛瑪有不少缺點，不時犯錯，讀者怎么對她保持同情，并且在善意嘲笑的同時，仍然一如既往地希望她好，希望她改變，希望她最終幸福呢？布斯回答，奧斯丁這位敘事修辭大師，用了極高明的一招，“借助愛瑪的眼睛來表現大部分故事”，“運用造成同情的內心觀察”，拉近了我們同她的距離。這樣的筆法，使我們得以窺見愛瑪的內心世界，看到她的自省。愛瑪頻頻犯錯，卻能在錯誤中成長，最關鍵的原因，在于她有自省意識。

小說第3卷第2章，埃爾頓牧師挾私報復，不顧禮貌，當眾拒絕與哈麗埃特跳舞。奈特利仗義相助，將哈麗埃特從尷尬與羞辱中解救出來，才讓一旁替朋友干著急的愛瑪舒了一口氣。之后，奈特利與愛瑪之間，有這么一場對話：

奈特利：“我就不說你了。自己好好想想。”

愛瑪：“你覺得有人這樣恭維我，我就認了？——我自負著呢，哪能有錯？”

奈特利：“倒不是指望你的自負，而是你能自省。——一個讓你出錯，另一個篤定就給你指出來了。”

自負與自省，正是愛瑪性格的雙重特征。自負令她頻頻出錯，自省則幫她認識到錯誤，回到正道上來。奧斯丁的小說中，每一次反省和認錯，都是女主人公成長的關鍵節點。伊麗莎白、瑪麗安、凱瑟琳莫不如此，特里林指出：“奧斯丁是第一個表現現代人格及其賴以存在的文化背景的作家。從前的作家從來沒有像她那樣寫人的道德生活，從來沒有像她那樣把人的道德生活寫得那樣復雜，那樣艱難，那樣累人。”嚴格地自省、不斷地剖析內心，在奧斯丁其他女主人公那里也有，但只有在愛瑪這里，達到最高的頻次和最強烈的程度。

自省的好處，是促使反思者努力看清每個事物真實的樣貌。埃爾頓向愛瑪示愛后，兩人鬧得很不愉快。愛瑪先歸咎于埃爾頓，此人才智和心智不如她，資產和地位也遠不及她，竟然敢打她的主意，也不掂掂自己的分量！可是等冷靜下來，她開始反省，的確是自己過于殷勤，過于關心，難怪人家要想入非非。小說后來有暗示，不止埃爾頓會錯了意，鄉鄰之間也有了閑言碎語。而她起勁地撮合埃爾頓和哈麗埃特，既是愚蠢的，也是錯誤的。認識埃爾頓，也有一個過程。愛瑪起先被他的殷勤和恭維沖昏了頭腦，后來才領教到他的傲慢、勢利、自負。面對哈麗埃特質樸而謙卑的憂傷，愛瑪痛下決心，提醒自己“務必謙虛謹慎，下半輩子每時每刻都要死死控制住自己，絕不再胡思亂想”。意識到大錯鑄成，愛瑪感到“臉紅”“后悔”“羞愧”“羞辱”。她一再迫使自己回到嚴肅的思考，思索錯誤帶來的惡果，尤其是給朋友造成的傷害。愛瑪每次反思后，會設法補救，她稱之為“嚴酷的贖罪”。自省既是質詢和重塑自我的過程，也是重建與他者關系的努力。

若沒有自省，愛瑪就幾乎是《曼斯菲爾德莊園》中的瑪麗·克勞福德。兩個姑娘很像，一樣聰明伶俐，一樣機智風趣，一樣氣度優雅，一樣生氣勃勃。瑪麗在小說里光彩熠熠，風頭簡直要勝過一號女主，拘謹害羞、保守內斂的范妮，也一度吸引了埃德蒙傾慕的眼光。可是，正是這么一個有靈氣的女孩兒，一面斥責同類為物欲所昏蔽，一面又向種種世俗欲望投降。聽到她氣定神閑地說，“一筆可觀的收入是幸福的最佳配方”，聽到她隨口表達對牧師的不屑，絲毫不顧及埃德蒙的感受，聽到她在得知亨利與瑪麗亞私奔的消息，完全沒有任何道德判斷，只怪兩人愚蠢，“責罵的是讓人發現了，而不是他們做的壞事”，埃德蒙意識到，瑪麗的過錯是“原則上的過錯，是不知道體諒人，是思想上的腐蝕墮落”。

這里的“原則”，英文是principle，在奧斯丁的教育語匯里，是重要的關鍵詞。奈特利對愛瑪說：“你天生自有悟性，泰勒小姐又教你懂得了做人的原則。”《傲慢與偏見》里，伊麗莎白的閨蜜夏洛蒂·盧卡斯決定嫁給愚鈍、可笑、自大的柯林斯牧師，令伊麗莎白極為失望，她勸姐姐不要替夏洛蒂辯護，不要為了“某一個人改變原則和正直的含義”；達西向伊麗莎白再度求婚，反躬自省，說了一句度量寬宏的話：“雖然我原則上不主張自私，可事實上卻自私了一輩子”，父母教他“良好的做人原則，卻聽任我以傲慢的方式去遵循”。《曼斯菲爾德莊園》里的托馬斯爵士在女兒爆出私奔丑聞后，反思自己教育的失敗，意識到是自己沒有將“原則，積極的原則”灌輸給女兒們。而促使愛瑪不斷審視內心、同自我與他者對話、守住處世之原則的，正是在她個人成長中扮演最重要角色、在她所有親密關系中占據最重要地位的男主人公——喬治·奈特利。

三十七歲的奈特利是一位理想紳士的形象，是亞當·斯密筆下“不是以自己的財富而是以自己的品質和行為來支撐自己社會地位的人”，也是約翰·亨利·紐曼在《大學的理念》中提倡的受過“博雅教育”、幾乎代表了英國文化精髓的真正意義上的紳士，其主要職責就是“替人排憂解難，使周圍的人免于這些困難，不受其羈絆”，“讓每個人感到舒服、自在”。根據大衛·斯普林的研究，奧斯丁寫作的年代，正是英國農業革命興起的時期，地主們紛紛“改進耕種，提高租金，與此同時以圈地運動的形式大規模改造英國土地”。圈占公地并據為己有，已經成為“自私地主們舍棄照管責任的標志”。這里所說的照管責任（duty of care），是英國貴族和鄉紳傳統中的特有概念，也被稱為托管意識（stewardship），指貴族或鄉紳受上帝之托經營和打理塵世俗務，其重點不在對財產的占有，而在保有和留傳產業，保護和照顧領地內成員。正如埃德蒙·伯克指出，“凡是享有一定權力的人，都應該強烈而深刻地意識到，他們是受委托行事，他們在所受委托事務上的行為，是向創造、奠定這個社會的偉大主人負責”。奈特利就是重視照管責任的典型代表：他精心打理田莊，親力親為；自己很少使用馬車，卻經常為他人出行提供方便；凡事顧及鄉鄰感受，一條小路的改道，也會反復拿捏，以免影響他人；而且，他不像那些將土地資源巧妙換成現鈔的地主，手里現錢不多。發源于宗教意義上的托管意識，使奈特利重視經營一方的責任，能夠兼顧土地改良與慈善行為，秉承家長制傳統，同時奉行個體的獨立價值。在奧斯丁塑造的一眾地主中，這是個全然不同于其他地主的形象——不論是自戀愚蠢的埃利奧特，輕浮的亨利·克勞福德，威嚴的托馬斯爵士，還是貪婪到冷血的約翰·達什伍德。他因此也成為作者本人最喜愛的男主人公之一。

奈特利的為人處世，與弗蘭克的殷勤形成鮮明對照：“他不是個善于向女人獻殷勤的人，但是很能體貼人”，經常“做一些確實是好心、有用、考慮周全或是仁慈厚道的事情”——這是愛瑪的評價。愛瑪辨析殷勤（gallantry）與體貼（humane）的差異，同奈特利分別amiable古今之義一樣，也是在風度儀態與內在品質之間做出區分。可見愛瑪其實敏于道德判斷，也可見兩人在基本原則上心意相通。我們注意到，這里的“殷勤”帶有鮮明的男性特質，指男子在社交場合對于女子“小心周到的”態度；“體貼”則更具有女性特質，指給予他人恰如其分的同情與關切。“殷勤”可能停留于表面的客氣與謙讓，而“體貼”必定心系他人感受和處境并生發理解與關懷之情感。作為紳士的奈特利具備女性特質的美德，而作為淑女的愛瑪卻在體貼他人這方面有明顯短板，需要不時自省、接受他人的批評方能看到自己的不足，這是饒有意味的現象。

兩人在才智上旗鼓相當，不時有唇槍舌劍的拌嘴爭吵，共同演繹了小說中最精彩的體現兩性關系中平等關愛、彼此坦誠相待的那部分對話。愛瑪還有一點同奈特利很像：頭腦清楚，思維敏捷，處理事情干脆果斷，有極強的行動力。作為家里的女主人，她需要管理仆人，支付賬單，款待客人，打理產業。她和奈特利之間頗有默契，經常在大家七嘴八舌、沒有主張的時候，寥寥數語就能解決問題，擺平爭論，在維護小共同體上，常常表現出同心協力、合作無間的一面。可是，他們也常常有不諧音調，為各種事情爭得不可開交，最突出的表現是如何對待簡·費爾法克斯和貝茨小姐。愛瑪不愿將她們包含在“我們”中。她們雖然不是異己，卻讓愛瑪感覺不舒服。她不喜歡簡，奈特利替她分析，多半是嫉妒使然，“因為她在對方身上看到了一個真正完美的年輕女子的形象，而她希望在別人眼中自己是這樣的”。而貝茨小姐冒犯她，奧斯丁研究者布朗指出，因為“她不受控制”，對愛瑪來說，“重要的是海伯里需要她，她不需要海伯里”。

愛瑪高估了自己的重要，低估了海伯里對于她的意義，也低估了貝茨小姐的價值。她不止一次對貝茨小姐表示不屑、不滿、不喜歡、不耐煩，在博克斯山甚至不顧最基本的禮貌，將老小姐當作開玩笑諷刺的對象。弗蘭克看場面冷淡，借愛瑪之名，要求大家說上一個絕妙的段子，如果中等精彩的，就來上兩個，實在淡而無味的，那就說三個。貝茨小姐嚷道，這敢情好，只要我一張口，管保淡而無味的三個段子就有了。愛瑪連忙插嘴：“哎呀，大姑！很抱歉，對你就有個段數的限制——不能超過三段。”貝茨小姐很快反應過來，這是嫌她話癆。愛瑪竟然當面取笑貝茨小姐，并且是當著大伙兒的面！

愛瑪和弗蘭克的對話透著聰明勁兒，表現了兩人風趣的一面。奧斯丁本人也以機智風趣聞名。她在書信里對友人說：“假如說我不得不一本正經，一點都不能放松一下，對我自己或者其他人進行一番嘲笑的話，我敢肯定，我還沒有來得及寫完第一章，就該被吊死。”可是，光有風趣遠遠不夠。伍爾夫說過，奧斯丁的機智令人嘆服，是因為這種機智伴隨有“準確無誤的心靈、萬無一失的鑒賞力、嚴峻的道德概念”。她筆下那些機靈的人物就沒那么幸運了。機智使她們光彩熠熠，卻也使她們沉迷于優越感，無視他人感受，于是一錯再錯。諾曼·佩奇看到，語言常常被奧斯丁用作一種品德的標志，如果一個人對不得體的語言毫不在意，說明他不具備可靠的判斷力和原則性。洛克在《教育漫話》里概括了“與社會德行中首屈一指、最為稱道的品質極不相容”的幾種品質，其中就有愛瑪在這里表現的輕蔑和非難。對他人“缺乏適當的尊敬”，“挑刺找茬”，是“和文明禮貌直接對立的”行為。

面對奈特利的批評，愛瑪雖然感到歉疚，仍然想一笑了之：“可不，我當時哪兒憋得住啊？話沖口就說出來了！換了誰都憋不住的。那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奈特利不依不饒，繼續敲打，直擊要害：

“要是她是個富家女的話，你對她開些無傷大雅的玩笑，哪怕就是荒唐了點，是笑是惱我也就隨它去了……她是個窮人，出娘胎的時候倒還有溫飽日子過，可是后來就敗落了，以后真是要老了，家里的光景只怕難免還要進一步敗落下去。對她的處境你應該同情才是。可是你呀！瞧你干的！她在你還是小娃娃的時候就認得你了，她在人家還爭相巴結她的年月就看你長大了——可是你現在倒好，玩得心里一得意，腦袋一發昏，就取笑起她來，弄得她多丟面子啊……”

這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批評指正，幾乎就是完全不留情面的痛責，并且在邏輯上環環相扣，感情上層層遞進：愛瑪，你這回太不地道了，你輕蔑和非難的是弱者，是一直善待你的弱者，而且是境遇每況愈下的弱者！

家道中落對于女性的影響，奧斯丁當有深切體會。她自己的母親，像貝茨太太一樣，也是牧師遺孀。奧斯丁先生一過世，家里就徹底斷了收入，虧有幾個兒子支援，母女三人才不至過于窘促。而貝茨太太身邊只一個女兒，維持體面極為艱難。小說刻畫她們租住人家的房子，樓下房主安的是18世紀初開始流行于英國、通風透氣、閉合方便的起落窗，她們卻無力承擔改裝費用，只能用老式橫窗。還有一個細節，描寫老太太坐在暖和的角落里“編織東西”，奧斯丁用的詞是“knitting”，而不是needlework。Knitting，常指編織有實際用途的衣服配飾，暗示貝茨太太做的很可能是貼補家用的計酬工作。《勸導》里的史密斯太太，手里也時常做著knitting，其生活更為窘迫，接近窮愁潦倒。

奈特利末尾那句話更是意味深長：“你那樣對待她，這里邊就會有好些人來學你這一套。”言下之意，愛瑪你本來該起表率作用的，現在倒好，你的輕蔑、非難，讓別人有樣學樣，令弱者落入更慘的境地。這就不僅是私德有虧，不僅是個人心靈蒙上了塵垢，而且損害了社區肌體的健康，不利于共同體的維系和守護。奈特利的重錘敲醒了愛瑪，她“這輩子從來也沒有落到過這樣的境地，心里竟會是這樣焦躁、這樣羞愧、這樣難受。她受到的打擊實在是太重了”。她“衷心感到痛悔”，希望用關心來補償，決定“登門悔罪”，并決心以此為始，以平等的地位同簡和貝茨母女“保持經常的友好交往”。奈特利在此扮演了亞當·斯密所謂“公正旁觀者”的角色，促使愛瑪糾正“自愛之心的天然曲解”，并促使她反思和自省，成為一個真正善良的人。真正的善良，從消極方面說，是不傷害他人，從積極方面說，是幫助他人、體諒他人、寬容他人，或者說具備奈特利那樣“體貼”他人的仁愛美德。愛瑪本性善良——正因為看到她對家人、家庭教師、朋友的真誠關懷，黃梅老師援引韋斯頓太太的話指出，愛瑪對親友的“至誠善意”，是她“最好、最能補贖過失的品質”——但她之前的善良還不夠完美，常有替別人考慮不周的時候，于是屢屢自以為是，出言不遜，給自己給別人或惹來麻煩，或造成傷害。

郊游引發了多重危機。除了對貝茨小姐的侮辱，愛瑪后來發現弗蘭克與簡早有婚約，自己與弗蘭克調情罵俏，不僅在戀人之間鬧了一場誤會，讓簡在感情上經受了巨大壓力，還差點斷送了自己的幸福——奈特利誤以為弗蘭克是她情之所鐘，于是去弟弟家里尋求清靜，等到弗蘭克公布與簡訂婚的消息，才重燃希望，返回海伯里。而愛瑪聽到哈麗埃特宣布自己愛上奈特利并以為有望得到積極回應的那一剎那，也終于探明自己的內心：“奈特利先生跟誰結婚都不行，要結婚就非娶她愛瑪不可！”她為自己之前不知人，不知己，一味妄自尊大感到羞愧，決心從此“更多一點理性，更多一點自知之明”。

愛瑪重新思考婚姻，思索理想的親密關系將帶來何種裨益：“兩人共同的好處似乎蓋過了種種缺陷。……肩負的責任這樣重，操心的事情這樣多，將來愁苦也難免會一天多似一天，能有這樣一位伴侶該有多好啊！”“責任”“操心”“愁苦”，這些字眼意味著愛瑪終于超越先前的認識，破除將真實世界當成羅曼司的幻想，從“任意率性而為”中抽身，逐漸認清世界、他人、自我，完成了自我教育，成長為讀者所期待的女主人公。與此同時，她獲得了個體心靈成長中除善良以外的另一個重要元素：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是自由；唯有知己知人知世，對自己、他人、社會負責，方能獲得真正自由，成為理性、獨立、自主的個體。唯有如此，兩人的婚配，才是奧斯丁筆下的理想親密關系，也才是布斯在《小說修辭學》里所形容的那樣：“這是一個才智的結合；有理智，有頭腦，有判斷。這是一個美德的結合，有善意，有慷慨，有無私。這是一個感情的結合，有趣味，溫柔，愛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