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俄羅斯文學權威學者劉文飛解讀評論世界文學經典名著的全新學術隨筆集《讀與被讀》，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本書論及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喬伊斯、川端康成、納博科夫等十一位世界文學大家及其代表作。作者基于對經典文本的精研細讀和對作家生平的查究梳理，每篇文章提煉一個焦點并圍繞它展開剖析講評，或鉆研人物形象，或探討文學屬性，或談論思想、生存等嚴肅話題，或從建筑、顏色等細節解構經典，十一個主題生動、新異、豐富、深刻，縱橫開合，蔚為大觀，是世界文學愛好者的思想盛宴。

作者解讀名著，建構體悟，這本書自身就是天才的作家、理想的讀者在“讀”與“被讀”之間角力的果實。

十多年前，我以富布賴特學者身份在耶魯大學訪學，一次偶然在耶魯學生主辦的報紙《耶魯每日新聞》（Yale Daily News）上看到一個醒目的短句：“Read or be read!”翻譯成中文就是：“讀與被讀！”這句話的對象大約是新入學的學生，或像我這樣首次看到這份報紙的讀者，它既是廣告詞，也是約稿信：請你閱讀我們的報紙！或者請你給我們投稿，讓你的文章被大家閱讀！

這句話讓我心頭一震：讀與被讀，這其實就是我們讀書人每天要做的事情，這原本就是我們存在方式的全部！

讀與被讀是相關聯的，是相輔相成的。讀是被讀的前提，被讀往往是讀的結果。世上或許有絕對的、純粹的讀者，即他始終在不懈地閱讀，讀到老，讀到死，卻從未寫下一個字；但世上恐怕沒有絕對的、純粹的作者，即他一直在拼命地寫作，寫到老，寫到死，卻從來不讀任何一本書。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歷程大致是從一個熱愛文學、具有自由精神、追隨空想社會主義的青年，到一個具有東正教信仰的虔誠信徒，再到一位宣揚俄羅斯民族獨特性和使命感的文化先知和精神領袖。他一生中的每個思想轉折都在他的小說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跡，而他的每一部小說也都是他某一個思想觀念的形象闡釋。他用文學筆法闡釋思想，讓思想滲透進文學作品；他借助小說的形式來更好地表達思想，又用思想的力量來保證其小說的深度和力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里，文學與思想相得益彰，小說家與思想家相互成就。用小說表達思想，用思想引領小說寫作，這原本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思想家作家或曰作家思想家的存在方式。

——劉文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說》

讀書的人自然就是“讀書人”，但漢語里的“讀書人”顯然不僅指閱讀者，也指寫作者，甚至泛指一切與文字有關的人。“讀書人”之稱謂在中國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都是帶有褒義的，無論是指正在埋頭讀書的人即學生時帶有的溫情，還是指已經讀書成功的人即文人時帶有的敬意。西方也有“書人”之稱謂，如英文中的bookman和俄文中的книжник。《圣經·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節提及的“文士”，俄文版中用的就是“книжник”，直譯就是“書人”，而英文版中用的卻是“scribe”，直譯就是“抄書吏”。但關于讀書人的一個形象比喻在中、英、俄文中都是一致的，即“書蟲”（bookworm/книгоед）。一個讀書人埋頭于書的海洋，終日咬文嚼字，吞噬書頁，讀得久了，也難免變得迂腐、木訥，于是又有了“書呆子”之謂。這一意象表明，讀與被讀都是與書分不開的。

然而，作為讀與被讀之主要媒介的書本自身卻一直在發生巨大變化，從甲骨、泥板、樹皮和羊皮，到莎草紙、線裝書和印刷書，再到手機和電子書閱讀器，“書”的形式千變萬化，讀書的方式也隨之改變，但讀書這一行為本身卻一如既往。閱讀媒介、閱讀方式的變化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一個人的閱讀和寫作，這還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但讀與被讀作為人類的情感和思想表達行為恐怕永遠不會消失，因為這是人類文明存續的唯一前提和一切后果。

讀是一種汲取，被讀是一種表達。但有的時候，讀也是一種表達，因為你讀什么書，如何讀，這已經構成一種生活方式；有的時候，被讀也是一種汲取，因為對有心的作者而言，你被什么樣的人所閱讀，你被如何閱讀，這絕對是一些需要接受的信息，也是一個個不斷的收獲。

《荷馬史詩》中那些流露出惻隱之心、表達了道德判斷、宣示著人類情感的段落，才最終使我們意識到一個具體的詩人之存在，一個具有個人感情的作者之存在，也就是說，意識到了作為史詩作者的荷馬之存在，無論他的名字是否真的叫荷馬。

——選自《荷馬的悲憫》

一個人讀不讀書，一個人喜歡不喜歡閱讀，是可以從他的言談舉止中看出來的。有經驗的讀書人，甚至能判斷出他的某位同行是讀詩的人還是讀小說的讀者，是現實主義的讀者還是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讀者，是偏愛古籍還是偏愛外國文學作品的讀者。似乎，一個人所讀到的東西就像他每日三餐吸收的營養，會以各種復雜的生物學、生理學、營養學、消化學的方式作用于他的肌體，最終通過某些微妙的路徑體現出來。俄國有一個說法：“文字是文化的衣裳。”如果說文字也是一位寫作者的衣裳，那么被讀就是他的外衣，讀就是他的內衣。

讀與被讀都是一種對話方式，一種交流手段，同時又是一種高度個性化的行為，是一種獨處。政治學習時大家圍坐在一起讀報紙，這不是閱讀，至少不是有效的閱讀；兒童會聚在一起看小人書，但這種方式很少持續到他成年之后；鋼琴演奏時會出現兩人四手聯奏，但兩位讀者腦袋貼著腦袋始終同步地把一本大部頭書從頭讀到尾，卻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即便這兩位讀者是夫妻或情人；現在的學術論文有多人合作，有的論文甚至會署上長長一串十幾個姓名，但文學史上的經典名著卻鮮有多人合寫的，除了《詩經》這樣的合集。

讀要自己去讀，一個人獨自地讀，寫也要自己去寫，一個人獨自地寫，讀與被讀于是成了世界上最孤獨的事情，就像寺廟中的修行，教堂密室里的祈禱。與此同時，讀與被讀又是一種最渴望交流的舉動，都充滿對各種可能的奇遇之期待，都是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遠握。世界上不存在對作者一無所求的讀者，恐怕也很少有對讀者無動于衷的作者。蘇聯時期曾有“抽屜文學”之說，一些作家深知自己的作品內容有“異端”傾向，一時難以發表，但他們依然繼續寫作，為抽屜而寫作，激勵、支撐他們寫下去的動力又恰恰是這樣一種信念，即他們的作品有朝一日終將面世。后來，在20世紀下半期蘇聯社會的寬松時期，如解凍時期、改革時期，這些作品果然紛紛浮出水面，有些還成了20世紀俄語文學中的杰作，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格羅斯曼的《生活與命運》、阿赫馬托娃的《安魂曲》、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等。俄國詩人曼德爾施塔姆曾將寫作行為等同于向茫茫大海投擲漂流瓶，因為，“理想的讀者只存在于后代”。讀者和作者之間的非對稱關系，非共時性關系，構成了讀與被讀之間一種強大的張力。

多年前，一本翻譯過來的理論書很走紅，書名叫《語言的牢籠》，作者是美國的后現代主義理論家詹姆遜。詹姆遜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后在哈佛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耶魯大學、杜克大學任教。1985年，他應邀來北京大學做系列講座，在北大校園內外引起轟動，相當于在中國“科普”了后現代主義理論。十幾年后他再度來華，在華東師范大學講學，所受到的關注已無法與當年相比，似乎，他傳播到中國的后現代解構意識已在中國得到了心領神會的接受。不過，詹姆遜畢竟是一位在中國很有影響的西方文論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曾推出由王逢振先生主編的洋洋十四卷的《詹姆遜文集》。詹姆遜是一位很會寫書的理論家，至少很會為他的理論著作取名，他幾本著作的書名都很別致，如《時間的種子》《政治無意識》《黑格爾的變奏》《侵略的寓言》等，但他給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似乎還是1972年出版的《語言的牢籠》一書。這其實是一本研究結構主義和俄國形式主義的相當枯燥的理論著作，但書名本身，即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卻構成一個絕佳的隱喻，這讓我們意識到：語言是牢籠，你所掌握的語言原本是你與世界交往的工具，可是在你掌握了一門語言之后，這門語言卻反過來構成一種限制和束縛，把你死死地關在里面。讀與被讀都是語言行為，因此都與語言的牢籠不無干系，如果說，閱讀是在主動地為自己營造一座舒適的牢籠，那么寫作就是一種試圖打破這座自我牢籠的不懈嘗試。所謂“閱讀圈”，是讀者的畫地為牢，但也是讀者為自己構建的一片自由思想的天地；所謂“影響力”，是作者的自我放大，但也是作者為自己構建的一座自我重復的透明宮殿。讀與被讀，都既是自我空間的營造，也是對這一空間的突破，與這一空間的抗爭。讀與被讀，因此也就成了世界上最為自由的行為，至少是最富有自由精神的行為。

很多大作家都曾言及閱讀的溫馨和溫暖。托爾斯泰說：“讀一本好書，就像與智者的一次交談。讀者可以從書中獲得關于現實的知識和概括，以及理解生活的能力。”笛卡爾說：“閱讀一本好書就像是與過去年代最智慧的人物交談。”然而，讀與被讀也是一場場殘酷的競賽。這是讀者與作者的競爭，閱讀一本書，就是在與它的作者進行智慧的較量。讀者讀了一半就扔下了書，表明這場競爭有了輸贏，或是讀者主動認輸，即讀不懂，無力繼續與作者對話，或是讀者看穿了作者的老底，不屑于再與他為伍；讀者在讀了之后一遍遍重讀，則表明讀者和作者的較量是一場馬拉松，讀者試圖在某一次長跑中接近作者，甚至超越作者。閱讀，也是讀者與讀者的競爭，大家閱讀同一本書，卻總有不同的收獲，這就是閱讀競爭分出的勝負，更何況，對不同的閱讀對象的選擇，以什么樣的方式閱讀，不同讀者之間的高下也會立馬顯現出來，因為閱讀作為一個從“編碼”（encode） 到“解碼”（decode） 的過程，就是一場智力游戲，是猜謎，是博弈，是智者與智者的對話。而作者和作者之間的競爭更是你死我活的，既生瑜何生亮，一個天才的出現就意味著其他眾多潛在天才的夭折。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什克洛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名叫《漢堡排名》，他借用一個傳說，說漢堡的拳擊手們每年都要舉行一次內部比賽，在放下窗簾的密室里通過比武排好座次，在接下來的一年內大家都會遵循這個結果，他認為，作家們之間的競爭也是這種行業競爭之結果，是內行之間的比試。為了被讀，被更多地閱讀，作者們是需要使出渾身解數的。

拉丁文中有這樣一句諺語：“要提防那只讀一本書的人。”只讀一本書的人可怕，可能因為他讀得少，沒有知識，因而粗魯蠻橫；也可能因為他讀得專心，讀得執著，因而令人生畏。

閱讀應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猶太人家為了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會在孩子稍微懂事的時候在經書上滴幾滴蜂蜜，然后讓孩子去舔一舔。這種儀式的含義不言而喻：書是甜的。當然，書也可能不甜，也可能是苦澀的，可能是五味俱全的，更有像鴉片一樣誘人的書，像酒一樣醉人的書，像藥一樣苦口的書，世上有多少種滋味，就有多少種味道的書；有多少種味道的書，也就有多少種讀書的人，也就有多少種寫書的人。

然而，讀與被讀又畢竟是一種向善的事業。布羅茨基在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指出：“我認為，與一個沒讀過狄更斯的人相比，一個讀過狄更斯的人更難因為任何一種思想學說而向自己的同類開槍。我談的正是對狄更斯、司湯達、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樓拜、巴爾扎克、麥爾維爾等人的閱讀，也就是對文學的閱讀。”閱讀可以使人成為有感情的人，成為善良的人，讀與被讀，都是人類最廣義的善舉。

讀與被讀都是一個自我塑造過程。對一本書的閱讀可能會決定一個人的一生，讀者愛上的每一本書，往往就是他人生路上的一座路標。讀什么樣的書，就會成為什么樣的人；與之相似，寫什么樣的書，就會暴露出作者是什么樣的人。文如其人，書如其人，你寫出了一本書，你也就完整地把自己展示給了所有人。讀與被讀在這一點上是相似的，即兩者都是在尋求自我，形成自我。

閱讀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俄國作家羅扎諾夫在他的《落葉集》中寫道：“書應該是昂貴的。”相比物質食糧，我們的精神食糧無疑是便宜的，一個人一生買書的錢肯定少于他用于維持物質生活的開銷。索爾仁尼琴曾在一篇散文中寫道：很多人都會在清晨花上半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健身，卻很少有人每天花幾分鐘的時間健腦，也就是閱讀和思考。讀與被讀都是時間的產物，也是時間的消耗，生命的消耗。人的生命有長有短，人們用于讀與被讀的時間則差異更大，讀與被讀在人的生命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往往就決定著一個人生命的品質，至少決定著他精神生活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