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過去，我的耳邊依然那么清晰地響著那座古塔的風鈴聲。

入 學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人民文學》編輯部組織了一個小型筆會，約了天津的馮驥才、河北的賈大山、河南的張有德和我到京。所約的幾個都有作品可能斬獲中國作協舉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個獎前一年舉辦了首屆，那年是第二屆，將在來年春天頒獎。《人民文學》希望我們每人寫個短篇，在頒獎的那個月刊發。

將近一個月過去，其他三位作家如期交稿。我交了白卷，羞慚無地。

初中畢業我下農場種了八年棉花，之后借調到縣城寫了五年公文，之后有了國營工人編制，安排進了縣文化館，之后結婚成家。半間小屋徒有四壁，兩個青年把各自的衣被搬到一塊兒，建立起二人世界。工資都是最低一級，我十分眼饞館里的同事不時有稿費收入。在報上看到上海的一個大學生寫的小說，覺得寫小說大約不是什么難事，蠢蠢欲動。

我讀過的書屈指可數：小學、初中課本，幾本中外詩選，一本魯迅雜文選。怕人笑話，偷偷摸摸寫作。兩年里稿子寫了退，退了寫，總算撞了大運：在好幾個退稿的基礎上拼湊出來的《小鎮上的將軍》，幾經退稿最后被《十月》采用。

這樣簡單的人生經歷，這樣蒼白的文學準備，再寫新作，哪里是可以想有就有的！

就在這次筆會上我聽說：中國作協決定恢復停辦已久的文學講習所，培養文學新人，我在推薦名單中。

真是一個好消息！

中國作協文講所之前辦過四期，現在恢復，順序為第五期。借用了朝陽區左家莊一處空校舍。從大門進去，穿過院子，是一幢土字型結構的平房。從“土”字底部進入中間通道，頂頭是課堂兼食堂；“土”字的兩橫是學員寢室和教工辦公室。每間寢室住三人或四人。

圍墻外面是大片空地，只有幾家灰蒙蒙的農戶。院子蠻大，后院是一片核桃林。晚上，除了幾個特別活躍的人出去社交，其他人三五成群，在院子里轉悠。之后，多數回到各自寢室寫作，少數擠在一個小房間看電視。十四吋彩電，聲音和畫質都不怎樣。

從全國各地來的三十多位文學新人，在這里展開了各自一段喜怒哀樂、酸甜苦辣的人生。

同 桌

正式開課那天，我早早走進教室，沒想到還有比我早到的人。

事先沒有規定座位，先來后到，各人自選。她坐在講臺下面的第二排。這恰是我預想的位置：離講臺不太遠也不太近。

老式的課桌，一桌兩屜。我在她旁邊的空位坐下，知道了她的名字：王安憶。

接下來的將近四個月，我的座位沒有變化，心情卻跌宕起伏。我從一開始的有眼無珠，好為人師，到后來的誠惶誠恐，五體投地，出盡了洋相，也深受了教訓。

王安憶課堂筆記全神貫注，密密麻麻的筆記像是恨不得連講課人的噴嚏也記下來。我覺得頗傻氣，就指點說老師的這段話可以記，那段話不必記。她認真聽完，依舊是全神貫注聽講，依舊是恨不得連講課人的噴嚏也記下來。

我這樣的指手畫腳，不是自不量力，是十足的愚蠢。等我明白過來，錯已鑄成。

以王安憶的教養，她當然不會在意我的淺薄。為了記住這個教訓，我在后來寫的王安憶印象《永遠的雨》里詳細記錄了我的愚蠢。我有過一絲猶豫：這么難堪的事我要不寫出來，不會有人知道。但我還是寫了，并且公開發表了。一則算是對王安憶表示歉意，二則是警告自己不要再犯這一類的低級錯誤。多年之后，王安憶名滿天下，中國作協創研室主任、著名評論家胡平先生在魯迅文學院（文講所是其前身）講課，援引拙文告誡學員：認真聽課并且認真筆記才能成為王安憶那樣的大作家，像陳世旭這樣不認真聽課不認真筆記，所以寫作沒有進步。

講稿后來登載在中國作協的《作家通訊》上。胡平先生在一次會上見到我，問我是否介意，我對他表示感謝。盡管我對認真聽課并且認真筆記就能成為王安憶那樣的大作家、或王安憶之所以成為大作家是因為認真聽課并且認真筆記，多少存著疑慮，但我覺得，胡平先生把我作為一個負面教材，首先是對我的教育，一是可以讓我避免再做類似的蠢事，二是可以最大限度減少這種蠢事對別人造成的困擾。善莫大焉。

事實上我向王安憶賣弄小聰明的當時，內心是極為落寞的。因為老也沒有像樣的新作，很郁悶，常常獨坐在院子角落的一塊石頭上發呆。我以為沒有人注意到我，多年后在一本雜志上看到吉林作家王士美回憶文講所的文章，其中寫到我的發呆：

“他常常巖石般地獨坐在黑暗中，像將軍一樣沉著，堅定，冷峻……”

我只有苦笑。王士美高大強壯，但說話輕言細語，有一種母性的溫和。我們幾乎沒有過交談，他對我的認識友好但表面。

王安憶則在當時就看出了我在寫作上的窘迫。她后來在關于我的印象記里寫了當時的心情：

“……打開刊物，先看目錄，凡是講習所同學的作品，都要細細地看一遍。難得有陳世旭的，即便有，也叫人忍不住地失望……怕是陳世旭的大勢，已如大江東去，再不復返了。”

有一天她在報上看到一篇關于我的很空泛的好話，問我：你高興嗎？我無言以對。

文講所結業后，各自回老家，她不止一次給我來信，說：你最好出去走走，換一個異質的文化環境——比方青藏——試試，之類。

三年后，《人民文學》發表了我的《驚濤》。王安憶似乎看到了某種希望，在印象記里高興地寫道：

“……看到了他的《驚濤》……我又想起那天的早晨，他游得那么遠，讓防鯊網絆住了腳又掙脫生還，心想，那興許真是個預兆呢！”

“那天的早晨”是在北戴河，文講所組織學員去海濱休了幾天假，我每天早上下海游泳。

我心里明鏡似的：以我的才情，王安憶對我只能是期望過高。《驚濤》正面反響寥寥，批評很尖銳。

文學世界與自然世界一樣，品類之盛，千差萬別。有人是大鵬，一飛沖天；有人是小雀，跳不出草蓬。夢想固然是奮斗的動力，沒有夢想也不會有夢醒的失落。自知之明，定位切實，從不好高騖遠，擅于自我解脫，是我這輩子最自豪的長處。在鄉下只想進城，進城了只想鐵飯碗，有了鐵飯碗只想成家，成了家只想日子別太難。始終是過日子第一，爬格子第二。爬格子是為了過日子，而不是傷害過日子。

這種次序我一直保持到現在：妻子體弱，我每天黎明即起，家務優先，拖地、買菜、做飯、洗涮，間隙上電腦。鍋碗瓢盆消永日，鼠標鍵盤送流年，樂此不疲。寫作完全是一種對身心的愉悅。作品得到褒獎，是意外之喜。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沒有癩蛤蟆想吃天鵝肉的野心，也就不會有猴子撈月亮的癡心、狐貍吃不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窩心。頗為自得。

寫作的壓力主要來自外界，自己并無大志。回到別離十八年的省城老家，去時尚是少年，來時拖家帶口，我已覺到了人生的巔峰。

這樣的滿足當然很平庸。但我失在平庸，得也在平庸。做不了出色的作家，可以努力學做懂生活的生活家。健健康康、自自在在地活著，也是幸福。世界如此廣大，除非別無選擇，不在一棵樹上吊死，是最起碼的明智。

寫作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我給王安憶的信撇開了寫作的話題，大談兒子已經會講長句子“我是爸爸的好崽崽”了云云，有故作的得意，也有真實的成分：作品是兒子，兒子不也是作品嗎！妻子剖腹產，炎癥臥床，沒有奶水。半年里，我一面熬粥煎藥照料她，一面給兒子喂煉乳，洗尿布，白天黑夜懷抱著他。兒子是我最大的驕傲！

就不說一個男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屬于自己，還負有兒子、丈夫、父親的責任了，人各有志，最重要是認識自己。我肯定不是那種為了功成名就可以犧牲一切的人，因為知道沒有相應的才華，犧牲了也沒用。對許多不惜為文學獻身、寫出了“可以墊棺材的磚頭”的作家，我很是敬仰，但禁不住對他們的英年早逝惋惜。

有篇評論文章激情記敘：一位盛年作家為了完成一部巨作心無旁騖，對自己幾近殘酷，嘔心瀝血，廢寢忘食，巨作完稿，已形銷骨立，“手瘦得像黑色的雞爪”，推窗擲筆，厲聲悲號：“我這是為什么呀！”

作家生命意識的突然蘇醒，震撼心靈。雖然應該說追求杰出是人的一種本能，生命的價值并不取決于生命的長度，為理想透支生命有可能獲得一種更高的生命價值，作家的自我折磨造就了文學的光榮和社會的裨益，文學成就是作家留在世上的另一種生命，等等，但眼睜睜看見活生生的血肉之軀為了文學的成功干枯以致消殞，而旁觀者盛贊這樣的“獻身”，我還是有說不出的難受。更別說那些過早“獻身”了卻沒有得到自己渴望的成功的人——本期文講所，這樣的同學，就不止一位。豈一聲嘆息可以了得！

基于這種世俗的生命觀，兒子高中分科想聽我建議的時候，我的答復是你先睡覺，明早醒來你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最后選擇。兒子選擇了理科。多年后工作結婚，從事喜歡的專業，安于本分，不做“著名專家”之類的黃粱夢，活得輕松快樂，足以讓我慶幸。

假 日

文講所開學不久，逢“五一”假日，不回老家的幾個人相約出游。不記得是誰提議去“八大處”。我那時對北京兩眼一抹黑，去哪兒都新鮮、欣欣然。

同行有黑龍江的張抗抗，上海的葉辛、王安憶，新疆的艾克拜爾。

張抗抗比我年輕好幾歲，我還在做稿費夢之前她就出版了北大荒插隊生活的長篇小說。對我來說，她曾經像天邊的星星。她很直率，第一次交談就跟我說：我們東北有作家覺得《小鎮上的將軍》是趕上了氣候。我的頭“嗡”一響：小說中的人和事多是鎮街上流傳的，我不過搜羅串到了一起。以我當時的懵懂和生澀，哪來趕氣候的心眼啊。但話到嘴邊還是吞回去了：若不是真誠相待，誰會當面說這種可能讓對方不高興的話呢。后來我也知道了，東北作家的說法并非沒有道理。

葉辛正當紅，電視上天天在播根據他的長篇小說改編的《蹉跎歲月》。小說和電視劇我雖然都沒有看過，但滿大街流淌的主題曲我卻耳熟能詳。與葉辛同寢室的蔣子龍寫他的印象記說到：有一次他們在郊區一家農民的屋檐下避雨，主人聽說有葉辛，熱情萬分地把他們請進屋里。

艾克拜爾是哈薩克族人，我那時分不清哈薩克、哥薩克，感覺像外國人，在我心里，外國作家都了不起。

王安憶的作品我還沒有看過，但知道她是大作家茹志鵑的女兒，與有榮焉。

我從行李中翻出疊得平平整整的結婚“禮服”——一件深藍色的中山裝。我結婚沒辦婚禮，兩家長輩和兄弟姐妹坐一桌吃了頓飯了事。吃飯那天，我和妻子都穿上了新衣：我穿的是這件中山裝，妻子穿的是一件顏色鮮艷的小棉襖。

兩件都是化纖面料，很挺括。幫我們買這兩件衣服的是縣文化館同事的妻子，她是插隊在縣里的上海知青。我結婚前，她正好回上海探親，我就按小鎮的時髦拜托了她。

這兩件“時裝”很便宜，但花光了我當時所有的積蓄。我們很珍惜，穿過了，洗凈，小小心心地壓進箱底，不到我們覺得重要的日子不穿。

出游那天，幾個人一早從市區坐車到西郊的蘋果園，轉乘去“八大處”的公交。那天陽光很好，等車的時候，我的化纖中山裝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我自覺頗有儀式感。艾克拜爾也很欣賞，說：挺好看的。葉辛見的世面多，好意提醒：這種料子的衣服上海人是不要穿的。

我愕了一下，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土氣，亦即上海人講的“阿鄉”：在小鎮上是時裝，在大城市可能是垃圾。想起念書時學到的成語“井底之蛙”，臉上不由一陣發熱。

但那只是一瞬間的感覺。我穿“禮服”是想表達對幾位作家也是對自己的尊重，并沒有顯擺的意思。不管別人要不要穿，在我心里永遠是鄭重其事的禮服。

幾年后，插班上大學，讀到莊子的《逍遙游》：人必須從狹小的個體生存環境中擺脫出來，看到世界的宏大，打破認知的限制，才能進入高遠的境界。

無疑，這看法是十分積極的，有利于人生的進取。但我更傾向另一種解讀。

老師特地提醒大家注意《逍遙游》中的“有所待”三個字。絕對的精神自由是無所待的。“背負青天”的鯤鵬神通夠廣大了，卻仍然稱不上“逍遙”，因為無論其起飛的場面怎樣驚心動魄，前提卻是必須有大風，也就是受到了外在條件的制約——“有所待”。而真正的“逍遙”是“無所待”的，什么也不用依靠，什么也束縛不了，順應天地萬物的本性，駕馭六氣的變化，遨游于無窮的天地，從而達到“無已”的境界，獲得精神領域的絕對自由。由此看來，與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鯤鵬相比，無拘無束地在小樹叢里活蹦亂跳的小鳥，一樣是快樂的。

《莊子》的“小大之辨”，不在于評判魚鳥之類的孰高孰低，而在于打開人們精神的視野。在莊子那里，世間萬物，其實都是可以做到“逍遙”的。

我自然達不到《莊子》那樣的逍遙，但不以別人的好惡為好惡，不過分看重別人的臧否，還是可以做到的。

那件中山裝我后來穿了很多年，一直到沒法再穿為止。

此后假日無數，這個“五一”假日因為一件中山裝而難忘。去年我給《上海文學》寫短篇《琴與鵝》，把這個中山裝故事送給了聰明而溫和的主人公。

班 會

首都是文化首善之區，得風氣之先。社會上停止了多年的合法舞會漸有所聞，終于有一天出現在了文講所。

場地很簡陋：食堂兼課堂增加一個功能——舞場；陣容很豪華：除了文講所本身的積極分子，還有廣東青年作家孔捷生邀請來的京城媒體和演藝界美女。

我是小地方人，對上流趣味滿懷好奇卻又膽怯，沒有走近的勇氣。

作家到底是對時代氣息敏感的群體，與我同寢室的古華，剛發表了短篇小說《爬滿青藤的木屋》，廣受好評，正在寫《芙蓉鎮》，雖然長期生活在偏僻的湘西，卻毫無遲疑就投入了現代潮流。同寢室的另一位河北作家申躍中，醒著的所有時間幾乎都趴在桌上寫作，雖然跟我一樣不去舞場，但對先鋒們還是充滿了艷羨。聽著課堂那兒響起的舞曲，止不住走神。

很快就有了關于舞會的佳話：

“文學講習所不習文，卻習武（舞），豈非咄咄怪事！”

諸如此類，金句迭出。

金句的作者是賈大山。幾個月前，我就為他的冷幽默陶醉過。參加《人民文學》編輯部組織的那個小型筆會的四個人中，我和張有德基本啞口無言，成天樂呵呵地傻看馮驥才與賈大山的口頭藝術。馮驥才眉飛色舞，口若懸河，妙語連珠；賈大山面帶微笑，正襟危坐，久不出聲，一旦開口，則必是經典。津門急才與冀中慢功，風姿各異，精彩紛呈。

在文講所，賈大山很自然成為一群農村題材作家的中心。他們一有空就左右跟定了他，等著他口吐蓮花。他則照例慢條斯理，不動聲色，一本正經，忽然金口開啟，一眾前俯后仰，哄然大笑，所言不脛而走。

班會，交流創作。輪到他發言。他沉吟著，極為認真：

“最近研究新潮小說頗有心得，也試寫了一篇，念給大家聽聽，以求指教。小說的內容是描寫一個水利工地上學大寨動員大會的場面——草帽句號草帽句號草帽句號藤編的草帽句號竹編的草帽句號布的草帽句號麥稈兒編的草帽句號白色的草帽句號黃色的草帽句號新的草帽句號舊的草帽句號半新半舊的草帽句號破了沿兒透了頂兒的草帽句號寫了農業學大寨字樣和沒寫農業學大寨字樣的草帽句號……”

大家起先屏息靜氣聽著，以為賈大山真得了方外秘笈，忽然讓人要刮目相看了。漸漸地，大家就有了疑惑，就皺眉思索，就面面相覷，終于恍然大悟，滿堂地震般轟動。他只是凝然不動，“句號句號”地繼續他的“新潮”，直到有人求他別“句號句號”了，再“句號”下去，腸子要笑斷了。

我并不完全認同賈大山對舞會、對新潮小說的調侃，但百分百佩服他大山般的沉穩不移以及根植于深厚民間智慧的過人才氣。

有一天蔣子龍參加一個報紙的座談會回來，告訴我，他聽到一種說法：我是文講所最傲慢的人。他當時很驚訝，因為在他的印象中，我在班上屬于特別沉默懦弱的那種。他很清楚我根本“傲慢”不起來。之前他為《天津文學》約稿，我交的稿子實在沒法用，沮喪不已。

進文講所后，除了去《十月》的責編家蹭過兩次南方飯食，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連其他寢室的門也沒有串過，開會也從不發言，散步聊天也只是豎著耳朵聆聽。我怎么也想不出開罪誰了。

那天下午沒有課，我把賈大山請到宿舍后面的核桃林，向他討教。

我頭一次看到賈大山純粹的嚴峻神情：

“你誰也不拜訪，就是一種傲慢。”

“我哪敢去啊。”

我很委屈。

“不是誰都會這么認為的。我原來也以為你少年得志，很張狂。沒想到你挺老實。”

“我哪里老實？只是在你們面前不敢不老實罷了。”

我急了。賈大山笑了。

那天下午我們踩著樹葉，踢著土塊在林子里走過來走過去。一直都是賈大山在說話，說了些什么我已不能詳細記得，但有句話我印象特別深：這里太鬧，學習結束，他永遠不會再來。

我當時不太懂得這句話，只隱隱感覺他指的應該是文壇的復雜。于是問道：

“我來京前，省里已經決定調我去專業寫作。你覺得我該去嗎？”

“當然該去。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我就習慣老家。省城是你老家，你應該回到省城去。”

“可我怕寫不出東西，交不了差。省里有人背后笑我‘只生一個好’呢。”

“別聽那些。你還年輕，往后的日子長得很。我專門給我們縣的作者講過你的小鎮將軍，是跟《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一塊講的，杜十娘一把一把往水里扔珠寶，最后縱身一跳，真是蕩氣回腸。”

那天下午多云，太陽若有若無地照耀在林子里，溫暖而柔和。我的喉頭老是涌動著，一肚子話說不出來，只是不時抬眼看他，又不愿他發現我的眼睛里感激的淚光。

文講所結業后，賈大山回到滹沱河邊的老家，真的再也沒有去過北京，連只有不到半小時車程的石家莊也沒有去過。中間我路過石家莊專程去看過他一次。他還是那么風趣，優哉游哉，思維敏捷，改清代楊應琚書樓聯為：“小徑容我靜，大地任人忙”，并奉為生活的圭臬。回家我寫了一則記敘這次探望的短文，題為《常山高士賈大山》。

多年后，賈大山作品全集出版，有關部門在北京隆重召開了出版發行會。因為那則短文，河北作協的負責人事先來信邀請我參加，我婉謝了。以我對賈大山品性的理解，我愿意內心豐富的老大哥像他生前喜歡的一樣清靜。

指導老師

因為疏于與同學的接觸，消息閉塞，文講所醞釀給學員請指導老師，事先我一點不知道。教務處的陳珊珊老師讓我去一趟陜西作家莫伸的寢室，等著跟指導老師見面，我才知道有“指導老師”這回事。

“所里給你們請的指導老師是王蒙同志。”

陳珊珊老師標準的行政干部語氣，使“王蒙同志”這個稱謂有一種特有的莊重，不容更改。

安排給王蒙同志做學生的是莫伸、艾克拜爾和我。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喜的是有了一個特別充分的理由可以跟莫伸交流。他清瘦，文弱，一點不像我想象中的陜西人，交談時安靜地注視對方，微微點頭，隨時準備同意對方的看法。他的《窗口》在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中脫穎而出，接著《人民的歌手》又廣獲好評。好心的朋友在同情我的時候，常常會說：你要像莫伸那樣就好了。尤其可貴的是，在文講所，大家叫他“活雷鋒”，每天一早不聲不響地把走廊上所有寢室門外的痰盂一一傾倒，里外涮洗得干干凈凈，放回原處。食堂開飯、名家講座、集體乘車，他都站在一旁，等到最后。

憂的是王蒙同志當時是中國名氣最響的作家，給他做學生，論創作成績，莫伸最有條件；艾克拜爾還在上小學時，主動要求從北京去新疆、在自治區文聯工作的王蒙同志下農村收集民間故事，在艾克拜爾家鄉的公社住過，那時他們就熟識了。只有我是很不恰當的，這樣上氣不接下氣的寫作，說不定哪天就半途而廢了，給誰做學生都只能給誰丟人。心里很迷惘，毫無興奮，只有畏縮。

但文講所領導既然定了，我只能硬著頭皮服從。

下午是自學和寫作時間。與莫伸同寢室的其他人都有事外出了，剩了他一個。即便如此，第一次跟大作家見面就在寢室，似乎過于隨意。男生的寢室總是難免凌亂，雖然這間寢室給莫伸收拾得整整齊齊，對方顯然的隨和還是讓人感動。而更讓我們感動的是，王蒙同志是大老遠地蹬著自行車來的。

“別什么‘指導老師’了，誰跟誰呀。我們以后有日子聊。我這次就是來認認人。一會兒還得去一個大學講座。”

王蒙同志很爽朗，快人快語。

我們很覺突然，但完全理解。像他這樣的大家，一寸光陰一寸金。好在一切才開始，來日方長。我想好了下次要請教的問題：我只知道王蒙同志年輕的時候就很有名，但他的作品我基本沒有讀過，因為文講所熱議，我把他最近發表的兩個短篇《夜的眼》《海的夢》找來，反復讀了幾遍，始終沒有讀懂。如果他正式給我們幾個講課，我一定請他先講這兩個短篇。寫不出小說也就罷了，讀不懂小說，那在文講所就真是濫竽充數了。而寫小說都是獨奏，根本沒法濫竽充數！

再次見到王蒙同志，是在他家里。有天晚飯前，艾克拜爾叫上莫伸和我，商量說王蒙同志要出國訪問了，是不是去送送他。莫伸和我想也沒有多想就說：還用商量嗎？趕緊走吧。

王蒙同志當時住在前三門。我們風風火火地從左家莊坐將近一小時公交，到站下車，艾克拜爾領著莫伸和我搭電梯。我是頭一次坐電梯，有點暈暈乎乎，不記得上了多少層，又走過長長的臨街走廊，走進王蒙同志敞開的家門。

我們來得很不巧。王蒙同志去訪問的那個國家的中國大使讓他捎帶東西，他吃過晚飯就要去大使在北京的家。我和莫伸本來就惴惴地，趕緊抱歉告退。艾克拜爾在后面追著，問：要不要坐下喝口水。我們沒有回頭，做了賊似的鼠竄而去。

回文講所的路上，莫伸一直沉默不語。他看上去文弱，內心其實矜持，這樣的唐突，在他是不可理喻的事。但他比我沉得住氣，不會輕易責怪人。我則忍不住埋怨艾克拜爾：你事先沒聯系就讓我們跟著你瞎跑，太冒失了！

教訓刻骨銘心。從此不隨便打擾人成為我的一條鐵律，不論是多么親切的師長，多么親近的朋友，都絕對保持必要的距離。出差外地，就專心辦事、開會，最多是請朋友有空來賓館聊聊天，或約個地方小聚，決不稀里糊涂隨便登門。這不是所謂西方紳士風度，是對他人的起碼尊重。

這是我在文講所學到的最重要的禮貌之一。

王蒙同志沒有忘記幾位晚輩。他公務繁重還著作如涌，忙得不可開交，有一次外訪回來，見縫插針地在一個會議間隙，打電話到文講所，讓我們幾個到賓館，很生動地講了外訪的見聞。不到一個小時的談笑風生，讓我們大開眼界。正是老話說的：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那之后，偶然在刊物上看到過艾克拜爾《陪王蒙老師上天山》的美文。我再沒有機會面聆王蒙同志的指導，只是很少幾次在文學界的會議上遠遠地看到他。但他對我的寫作是關心的。我的一個短篇在《文匯月刊》發表，那小說極幼稚老套地寫了一次巧遇。之后責編告訴我，曾接到王蒙同志電話，嚴肅指出：這樣不夠水準的作品不應該刊發。他有點奇怪，王蒙同志為什么沒有直接跟我本人聯系。

責編不知道，我因為自卑，沒有要過王蒙同志的聯系方式，也沒有給他留下電話和地址，他只能用這樣的方式表示對我的關心。

這樣的關心對我是如此重要，使我對自己的寫作始終保持著清醒。一九八二年，文講所結業的第三個年頭，一家出版社來信，打算出我一本中短篇小說集，但必須請王蒙同志作序。我只能敬謝不敏。我那些拙劣的文字，能刊發就謝天謝地了，捏到一塊，就算我不怕難為情，還不怕難為別人？

文講所之后，跟許多同學一樣，莫伸的寫作如同井噴，大厚本的中短篇小說集一本接一本出版，而且發行量驚人；艾克拜爾從新疆調進北京；而我，依舊是“斯人獨憔悴”。作為省里當時唯一明確的“專業作家”，我的寫作狀況很可悲地基本沒有改觀。省里的官員在報上撰文、評論家在會上研討，探究我的“苦悶”，為什么寫了小鎮將軍之后不能寫出大城市元帥，為什么不能像蔣子龍他們那樣一個接一個地發表轟動全國的作品，質疑把我調進省城、過早離開基層是否正確……

寫與不寫，已經不光是我個人的事了。

我進退維谷，痛苦不堪。除非有人問起，我在任何場合都絕口不提文講所，對那個不恰當的“指導老師”安排更是諱莫如深，避免有損對方的名譽。曾經想向王蒙同志請教他的名作《夜的眼》《海的夢》，已經毫無必要。事情是明擺的：像我這樣艱難的寫作，不過是因為生活的驅使入了歧途，既沒有“夜的眼”，更做不了“海的夢”。

在一個人情社會，許多事可以仰仗人脈，唯獨寫作無法靠門面嚇唬人。即使自稱是古今中外天下所有大師的學生，寫不出還是寫不出，寫不好還是寫不好。任何攀附或者僅僅是攀附的想法，都只能是可笑亦復可憐！

一九八五年，我懷著沉重的內心焦慮和社會期望，帶上白地紅字的學生校徽，插班擠到武漢大學的晚輩中間，老老實實讀書、聽課、筆記、答卷。像一個土里刨食的農人，以對知識大地的膜拜，匍匐下身體，腳踏實地，埋頭耕耘，一點一點地鏟除愚昧、妄想、輕浮、僥幸，一心指望勤能補拙，指望春種秋收，指望或多或少的年成，力爭在文學賽場跑到最后也不落荒而逃。

中國作家協會第五期文學講習所，讓我在一個相對集中的范圍近距離初識文壇，感知優秀，領略標高，成為最終決定接受這個遲到的系統教育的過門。

那個“五一”假日，離開“八大處”前，我隨幾位作家曾在一座古塔下小憩。四十三年過去，我的耳邊依然那么清晰地響著塔上風鈴的叮當聲，明亮而悅耳，像極了我上小學時的校工的搖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