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文豪作為小說人物，編織故事情境，是愛爾蘭作家科爾姆·托賓的能事。在《大師》書寫亨利·詹姆斯之后，《魔術師》賦予德語作家托馬斯·曼以更多光暈。托馬斯·曼的一生是天然的傳奇，生平比虛構還精彩，集爭議、罵名與盛譽于一身。歷經兩次世界大戰，輾轉歐洲美國，流亡、重訪又歸來，他難以評價。我想，托賓的雄心是于斷裂中求得人物的整全心靈和時代的精神癥候。小說以分段函數式的區間，描述托馬斯不同階段人生切片。在歷史的轉向中，它揣摩偉大人物的晦暗不明、榮辱與隱忍。

托賓展示了挪用與構境的藝術

這是一部并不強調時序的書，任何章節都可構成獨立敘述單元。甚至，我會從戰后老弱的托馬斯重訪德國開始，向前倒推他的故事。托賓展示了挪用與構境的藝術——作家經驗如何覆蓋托馬斯的素材，如何疊合他的生存位置與視域目光。從另一角度看，這是僭越小說與傳記限度的寫作嘗試。托馬斯·曼的欲望與隱忍緊密相聯。他向父母隱匿了藝術壯志、愛欲傾向，迎娶猶太富商家族的女兒卡提婭，擁有六個子女。

卡提婭自認為理解丈夫，確定且不容辯駁。甚至她直接指認托馬斯小說與現實事件的關聯。她有理由如此自信，托馬斯確實在寫作中，常把小說朗讀給她，并求其意見，她參與了創作。托馬斯把旅居威尼斯時，對一個酒店客人的癡迷，轉移到阿申巴赫身上，化為衰老作家對美少年的隱秘欲望。《死于威尼斯》實質是自我的書寫。托賓仿效托馬斯，他讓自己的記憶去游歷，去“附體”曼的生活。

“我也把我所了解的威尼斯的地點運用到我筆下的曼家夫婦之旅中……我讓曼站在我站過的空間里。我用切實的回憶來支撐寫作”。作家這番自述，說明《魔術師》試圖抵達的藝術之境。一方面，托賓“同理”“共情”托馬斯，但他并不排除調侃與戲諷的異位姿態。另一方面，托馬斯也在“注解”托賓，他的生活素材提供本文，托賓在其中大量衍生自我情感想象。

衰老與孤獨總是結伴而來，無可傾訴，沉默寡言是其表征。晚年托馬斯如同家人圍繞的寡人，他半個多世紀也沒看懂妻子的心思。托賓理解托馬斯的莫衷一是，自我背離。克勞斯死訊傳來，他無限延宕，最終決定不取消講座，不出席葬禮。“他知道不去是不對的……他幾乎希望他們這么說了。他希望做出的是另一個決定”。小說精微處，是用幼子米夏埃爾的怨恨指責，替補了托馬斯的負疚悔恨。

在我看來，米夏埃爾的來信也是托馬斯的心理獨白與癥候分析。他的盛名面向世界，卻背對家庭。孩子們在家被他忽視駁斥，在外也沒能分享他的榮耀。托賓靠別有用意的反諷，摁平了波瀾，如同托馬斯把信件壓在書下。“過后他會再讀一遍，然后把它毀掉……他會說沒有收到”。為何要再讀一遍，因為刺痛還不夠？抑或他對自己的過往，也困惑不解？這是小說里的克制美感。冷漠，是痛苦的另一副面孔，一種無從辯駁的隱忍。

米夏埃爾再見到托馬斯，“他朝父親擠出一個笑容，然后擁抱了母親和姐姐”。這簡直是深曲的挑釁。有趣的是，隨即一句近乎折疊對稱的描寫，表達了美學的平衡。女兒莫妮卡“沒理埃麗卡和母親，徑直走到父親面前，含淚擁抱了他”。有人會說這種細讀瑣碎無益。我卻以為，這很適于說明托賓是什么風格的作家。我謂之“暗示型”，它對應于賦敘型和觀念型。作家更偏愛以行為模式、行動細節暗示人物關系、情感親疏。

托賓也戲仿曼的手筆，包括目光和審美。小說里托馬斯欣賞三十出頭的喬治斯，用精美二字形容，“就像一件高貴、精雕細琢的銀器”。《死于威尼斯》中老學究審視美少年，也是同樣觀感。曼的形容是，完美的希臘雕像，失于血色的蒼白。這種暗合，甚至還調侃了曼的偏好——頹萎與病弱之美。結論也似乎確如此。喬治斯“一開口就不顯得那么精美了，他的聲音低沉，透著權威感和陽剛氣”。托馬斯本能排斥這種傲慢的氣概，而他本人也常如此自負。

沉重之思：“不合時宜的人”

小說討論了一種沉重之思：“不合時宜的人”，無論戰時戰后，都不合時宜。托馬斯成為眾矢之的，無從選擇，仇恨如萬火歸一。無論美國，德國東區還是西區，他訪問哪里，即會被宣傳所利用。當初離開德國，成了原罪，而不離開，他得死在那里。“戰爭是結束了，但它投下了長長的陰影，人們心里有許多恨，在你訪問期間，這些恨會指向你。”

托賓始終審視托馬斯與德國的情感距離，其關系充滿變遷，若即若離。他經歷太多個德國——魏瑪、納粹和一分為二的新德國，卻始終未找到屬于“自己的德國”，結果是他成了美國公民。這也是魔術師的秘密，托馬斯無疑施展身份角色的戲法。他騰挪輾轉，為了使自己保有中性。如果借用穆齊爾的小說，即“沒有個性的人”。而個性，應被理解為某種狹隘的“德國性”。

事實是，托馬斯并無自由，他的任何行動都被各個陣營所左右。在我看來，小說內在深度，源于分析自由的說辭，身份的限度。“我是美國公民，但也還是德語作家，我堅守德語，那是我真正的家園”，“歌德出生在這里的法蘭克福，但他生活在魏瑪。我沒興趣了解魏瑪屬于東區還是西區。”顯然，托馬斯被限制和威脅了。作為美國人和德語作家，二者所擁有的自由，并非同一種自由。甚至，它們不可兼容與化約。

悲劇性在于，托馬斯只有依賴德語（精神載體）和歌德（文化符號）維系自己與祖國的關聯。這種象征性遙望，與戰時他在大洋彼岸隔空對話，并無二致。更深的邏輯是歷史的悖謬，歌德的魏瑪（詩人的靈感之地），也是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所在。“沒有一首關于愛情、自然、人類的詩能把這地方從詛咒中解救出來”。

從而，我們發現托賓書寫的歷史之維：廢墟始終是雙重性的，意味城市和精神，同時淪為荒原。托馬斯的古典理想，與戰后德國的庸俗氣息，格格不入。這是沒有未來的頹喪感，無論法蘭克福還是慕尼黑，都被油頭肥耳、養尊處優和粗俗倨傲的中年人掌控，這樣的人會成為主流。沒有新一代，沒有新德國，“這不是那個有著纖敏的靈魂和高雅的社會肌理的慕尼黑，而是巴伐利亞鄉村的粗俗進了城”。

從另一角度看，托馬斯離開與重訪德國，實質也標記出“斷裂和分裂”兩大主題。斷裂指向精神承續和歷史分期，分裂歸于政治現實和空間地緣。很不幸，德國同時經歷了所有。托馬斯無疑是身處漩渦的歷證者，他試圖彌合德國精神的總體性，重返古典傳統。然而由于他的身份，這注定無力徒勞。他連自我和家族都不能融合。“德國分裂了，正如曼家兄弟也分裂了。托馬斯在美國備受尊崇，從這個國家的慷慨中獲益頗多，他自然會站在西方的立場上。而海因里希被打上了永遠的左翼烙印”。

“魔術師”的書名真正隱喻身份轉換的困境。假面、流亡與逃離，也會造成話語失效與信任危機。托馬斯一度被指責為背叛者、逃避者、“出賣”歐洲者。托賓同情人物無法自贖的永恒兩難，無解宿命。如果拒絕東德邀請，他將被德國作家鄙視，會被說成是美國走狗。“或者被誹謗為一個拿名譽來換在華盛頓的影響力以及加利福尼亞的舒適生活的作家，或者被美國人視為不知感恩、背信棄義的人。”托馬斯的人生，其實并無更好的選擇，唯有放棄更糟的決定，這是盛名下的悲哀。

一個唯美主義者的復古理想

1914年的托馬斯，回避談論戰爭，也不想聊政治，與日后的戰時宣傳家、活動家托馬斯迥然不同。但從本然來看，他更關心抽象的民族情感、無形的語言文化、存在的精神棲所。如果托賓只是編寫作家事跡，那它不過是一部別傳。《魔術師》發揮了小說對傳記的“吐納”、收攝與涵有功能。換言之，托賓不止寫托馬斯身上發生了什么，還試圖解釋何以發生，其意義外延都遠超傳記。這源于他洞察了托馬斯的生存內核。

我將其提煉為：一個唯美主義者的復古理想。從海涅、歌德到荷爾德林，延伸至托馬斯·曼，他們皆對語言絕對信任。托賓給出一番近于海德格爾式的論述，暗合其重要命題——語言是存在的家。“德國盡管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但卻是脆弱的。它的存在是因為它的語言，也就是這些詩歌所使用的語言。在其音樂和詩歌中，蘊藉著精神的珍寶……但如今它被與它毫無共性的國家所包圍、孤立，變得岌岌可危”。

在藝術精神，詩性生存背后，是完全悖逆的政治現實。小說里這種吊詭無處不在，我謂之“德國性”的精神實在，與這片土地的錯配。托馬斯流亡的實質，只是這一根源的必然結果。婚后，他與其他作家并無交往，也不參加圈子聚會。戰爭使這位離群索居、渴望自守的書齋作家，被迫中斷了那部療養院小說。他開始困難地“寫著戰爭之于德國及其文化的意義的文章”。彼時，他對政治哲學還并無了解，對德國哲學也一知半解。

托馬斯對戰爭的態度，發生過重大轉變，二戰時他憎惡德國當局，堅定反戰，一戰時他曾支持德國戰斗。“這場戰爭將使歐洲掃除腐敗。德國好戰是因為道德感、不是因為虛榮，或追求榮耀和帝國主義。”這種見解實際在回應兄長軟弱的國際主義。我們曾在托爾斯泰那里，看到小說對拿破侖席卷歐洲的意義爭論。黑塞作品對戰爭的論辯，也構成理解托馬斯·曼的另一參照。

德國靈魂的深層癥結是并不滿足于“簡單的民主”。托賓始終在蠡測這種心靈——充滿非理性的內在分裂，包含著對狂暴強力、唯意志論的迷戀。《魔術師》從文學人物的生命維度，延展出歷史反思、政治思辨和文化尋根的繁復面向。托馬斯只是一個作家，但在托賓筆下，卻成為完美的“思想標本”，使人窺探歷史的深層語境，感應偉大心靈的遙遠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