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藍，詩人，散文家，思想隨筆作家，田野考察者。人民文學獎、朱自清散文獎、四川文學獎、中國新聞獎副刊金獎、《黃河》文學獎、萬松浦文學獎、中國西部文學獎、布老虎散文獎得主。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作協副主席，成都市作協常務副主席。四川大學文新學院特聘導師。已出版《成都傳》《蜀人記：當代四川奇人錄》《黃虎張獻忠》《錦官城筆記》《成都筆記》《蜀地筆記》《至情筆記》《媚骨之書》和《豹典》《極端動物筆記——動物美學卷》《極端動物筆記——動物哲學卷》《蹤跡史》《倒讀與反寫》《愛與欲望》等專著多部。散文、隨筆、詩歌、評論入選上百部當代選集。

 

01

騎驢入蜀的文人

如果說，唐朝京城之外的灞橋與風雪、驢子共同催生了詩思，那么首功應該歸于毛驢。有了毛驢，詩壇就有了“苦吟派”，從此苦吟詩人更有了禪意與歸途。想當大詩人，開始騎驢上路吧。

還可以發現，騎驢而行的詩人，與縱馬飛馳的官員，在塵煙四起的歷史曠野上，昭示出不同的路數。

按照顧炎武的說法，毛驢進入中土，是戰國后期的事情。“然其種大抵出于塞外，自趙武靈王騎射之后，漸資中原之用。”（《日知錄》卷二九）而“驢”字的產生，清代學者段玉裁認為是秦人所造（參見《說文解字注》），這等于解釋了肇始于東漢的“十二生肖”當中，自然沒有毛驢的位置了。

驢背一直是文人們悠然的回憶平臺。相傳張果老與魯班打賭，后來輸了，從此以后倒騎毛驢。“倒騎”的人生美學體現的玄機，還在于即使一個人輸了，也可以采取一種另類、邊緣、去中心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智力。事物在自己之后依次盛開，墻內開花墻外香，并暗含“后發而先至”的時間追溯功能。

杜甫名詩《飲中八仙歌》，對唐朝8位嗜酒如命的名人作了生動的描述：“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中眠”，這是寫初唐“詩狂”賀知章（659—744年）。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武則天證圣元年（695年）進士，歷任禮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和秘書監等官職。有這等身份的詩人，自然可以縱馬，即便是醉得人事不省，馬是照騎不誤。為何呢？馬就是官員們天然的代步工具啊。晚清畫家吳友如據此繪制了8幅作品，自然是以賀知章、汝陽王李琎開頭，我以為，這個酒仙的次序未必是偶然的。

盡管寫有十幾首詠馬的古詩和律詩，杜甫卻不大騎馬，所謂“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反而成為了顛沛生涯的真實寫照。一次他在夔州府參加過宴會后，借著酒勁跨上馬背，“騎馬忽憶少年時”，青春在馬背上顛簸，那時候的杜甫“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皆茫茫。”甚至“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呼鷹皂櫪林，逐獸云雪崗。射飛曾縱鞍，引臂落鹙鸧。”但畢竟年齡不饒人，“走馬踏花，快意山水，痛快詩酒，豪杰之風，英雄豪氣。不虞一蹶終損傷”，騎在馬上的杜甫沒走多遠就從馬背摔下來，這讓詩圣得出“人生快意多所辱”的深刻結論。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眾多詠馬佳作里只此一首是寫“馬上”，而且還是遙憶當年。

他在《放船》一詩里說：“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這固然解釋了自己的年齡已不容許他縱馬奔馳的原因，但也暗示一種民間身份的困境。

在詩歌里反復詠嘆神駿的李白，其實也是騎驢的主。《唐才子傳》記載：李白云游四方，某日，他想去登臨華山，便醉醺醺地騎著毛驢向華山趕去，經過華陰縣的衙門口，他沒有按規定從驢背上下來，縣令大怒，派衙役把李白抓來，怒問：“你是什么人？竟敢這般無禮！”拿出筆墨紙張，讓李白寫供詞。李白在供狀上沒有寫自己的姓名，只寫道：“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走馬，華陰縣里，不得騎驢？”這番出自體制認可的功勛，足以證明騎驢者比那些騎馬者強。所謂“食肉者鄙，未能遠謀”，在此不妨改為“騎馬者鄙，未能遠謀”。宋代御府藏有《李白騎驢圖》，在毛文歧《李太白騎驢處》、元好問《李白騎驢圖》等詩里，明朝禮部尚書邵寶(1460—1527年）的《太白像》一詩，將詩人與驢子同時予以了合理性放大：“仙人騎驢如騎鯨，睥睨塵海思東瀛”，這不是美化驢子，而是驢因人貴。

《全唐詩》中一共有2200多位詩人，詩人兼官員的不少，但更多的則是布衣。這些詩人生活貧寒，當然買不起高頭大馬。美國著名漢學家薛愛華，援引《新唐書》的資料指出：“在8世紀后期的幾十年中，一匹回鶻馬的普通價格為44匹絹，這對于唐朝來說是一筆令人觸目驚心的支出。九世紀初年，衰落疲弊的唐朝政權一年支付上百萬匹絹來交換北方邊境地區淘汰下來的老弱不堪的駑馬，已經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薛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74頁）

陳寅恪先生說：“唐代實際交易，往往使用絲織品。”根據《貞觀政要》的記載，由貞觀之初的“率土霜儉，一匹絹才得粟一斗”一變而為“頻歲豐稔，一匹絹得十余石粟”，可以推測出當時一匹絹的實際價值。初唐的均田制度，規定了相應的租庸調制，據統計：天寶年中，全國的賦稅收入，包括租庸調、地稅、戶稅，根據盧華語女士的研究：折合絹共計4146萬余匹（《唐代蠶桑絲綢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頁）。由此可推知，一匹西域馬的價格實在高得離譜！

因此，結論很清楚，一是在于詩人買不起好馬；但更關鍵還在于，馬往往是宮闕中人的坐騎，嘚嘚的蹄聲是“公家人”身份的名片。從低處而言，驢比較皮實，容易伺候，不易生病；馬就嬌氣了，飼料不好都不行。古典戲劇里，那些回娘家的小媳婦就是毛驢背上鋪一床被子，由老公牽著，慢悠悠展開搖搖晃晃的生活，成為一曲經典的田園牧歌。

有道是“射虎臨秦塞，騎驢入蜀關”。從杭州騎驢到黔、再由黔入蜀的詩僧貫休，到騎驢入蜀的劉禹錫，吟唱著“敲驢吟雪月，謫出國門西”的賈島，騎驢入蜀時已經58歲，再到“細雨騎驢入劍門”的大詩人陸游……詩人是沉默的，比詩人更沉默的是驢子。唯有驢子細碎的蹄聲，喚醒劍門蜀道的森森古柏與嶙峋亂石……

驢子是民間化的坐騎，體現了一種悠然慢性之美，盡管它看上去缺乏飛蕩揚厲的意象。所以，白居易的《錢塘湖春行》，描寫詩人騎馬（騎驢？）所見到西湖早春的旖旎風光，展現了世間萬物的蓬勃生機，將閑適自得的情感表露無遺。如果把“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改為“驢蹄”，真實倒是真實，詩歌的構圖感就低級了。

可見，驢蹄一直帶領詩人深入事體，并不時被馬蹄冒領功名，驢子不過偶爾發出幾聲不滿的驢鳴。

詩人李賀也是終日騎驢游走，《新唐書》說：李賀每天早上太陽一出，就騎上毛驢到山野間轉悠，背著破錦囊，東瞧西望，有了靈感就在驢背上記下來，裝進錦囊，晚上回家整理成篇。《唐詩紀事》引《古今詩話》中的一條記載——

有人問晚唐丞相、詩人鄭綮近期有無什么詩作，鄭綮回答說：“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作為詩人的鄭綮已很少有人提及，但這個回答卻是妙論，詩思只有在驢背上才能產生，離開了驢背，哪還會有詩情？細想起來，他這話的確深諳事理。法國詩人雅姆在一首詩里，借用其女友的話揭破謎底：“驢子就像詩人”！事實倒是事實，但估計中國詩人要集體驢鳴抗議。

唐朝詩人固然寫了很多縱馬仗劍闖蕩江湖的豪邁詩篇，在我看來，這多半是他們騎在毛驢背上雄視古今的結果。詩人踏上致仕之途或屢遭碰壁后，慢鏡頭一般在落寞中顛簸，腦殼卻在拼命壯懷激烈，遙望已然渺遠的怒馬鮮衣歲月，甚至臆想“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不妨就叫“驢上沉思錄”。而在西方，自我神話的堂吉訶德，再怎么不濟也要騎上駑馬，由此可以俯視眾生以及他的助手，桑丘·潘沙注定就是驢子的伴生物。

02

天下詩人皆入蜀

入蜀必定入成都

古代文人強調腳力與眼力，于是他們總是忘情行走，總是覺得涉足不夠。在《游褒禪山記》中，王安石總結出古人游歷名山大川而有所得的原因：“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所以，渴望涉足名山大川者遇到困頓挫折在所不惜。這不過是神靈在提示自己——在遠方的山巔上，有尚未被命名的人與事在等待自己。問題在于，這些人與事與你可能完全無關！

“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唐朝時期迷離、瑰麗的巴山蜀水，為那個時代提供了橫空出世一般的“西南想象”。

“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說法由來已久，但最終成型是在晚清李調元和趙熙這兩位蜀地大才子的詩文當中。盡管晚清詩壇領軍人物寶廷在《偶齋詩草》里也提及“從古詩人多入蜀，前有杜高后黃陸”，陳衍（1856—1937年）在《石遺室詩集》指出“古來詩人每入蜀，少陵玉溪及放翁”，均可以看做“詩人入蜀”歷來是古代文學史的一個特殊現象。

從性質上說，“自古詩人皆入蜀”也是移民文化與巴蜀文化對撞生成的結果。

可以發現，入蜀者大體有4種類型：

一是官宦入蜀。

二是游歷入蜀。

三是隨父為官入蜀，自己終老此地。

四是避禍、罷官入蜀，而最終客死蜀地。

永嘉之亂、安史之亂和靖康之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影響最為深刻的轉折期。尤其是安史之亂，不僅成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而且伴隨大量皇室成員、江南富庶之家、文藝百工進入巴蜀，全國的文化中心開始由北向西南遷移。入蜀者里最為重要的是官宦，他們往往身兼作家，大致有避亂、入幕、流貶、出鎮、奉使等幾類。所謂唐代詩人皆入蜀，多少有些夸張，但唐代最為重要的詩人都有入蜀的經歷，而且往往在蜀地生活期間的詩歌創作登峰造極，卻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韓愈有“蜀雄李杜拔”的說法。

“初唐四杰”盧照鄰、駱賓王、王勃、楊炯，以及杜甫的祖父杜審言、劉希夷等著名詩人都有入蜀的曲折經歷。“四杰”居蜀之時，行蹤遍及廣元、閬中、綿陽、三臺、德陽、成都等地，隨處與人唱和，廣泛結交本土文士，這對寂寞蕭條數百年的巴蜀文壇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的詩作迅速傳播，在前無漢詩傳統的巴蜀地區，第一次播下詩歌的種子。而畫家吳道子和書法家薛稷入蜀，不但對他們后來的創作產生深遠影響，而且也潤化了蜀地美術、書法的勃然興盛。

公元670年，20歲的才子王勃入蜀，他霍然發現一個“采江山之俊勢，觀天下之奇作”的巴蜀！贊嘆巴蜀山水乃“宇宙之絕觀”。后人遂用“雄、險、幽、秀”四字來品評巴蜀的自然地理有如神品。他在四川云游兩年，到公元617年秋天離開川北之時，寫下“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復高風晚，山山紅葉飛”的詩句來抒發漫游蜀地的心境。

王勃滿眼是“宇宙之絕觀”，他聽到過蜀地杜鵑的呼叫嗎？

至少，還有很多詩人是在杜鵑的叫聲里恨別鳥驚心。

元代伊士珍《甄嬛記》卷上引《成都日事》說，從前曾有一位異鄉的書生來到錦城謝氏家，謝氏的女兒偷偷觀察了這位書生后，學習卓文君，開始喜歡上他。沒想到這位書生聽到子規聲聲催歸的呼喚，便趕忙向謝家告退，匆忙返鄉去，謝氏女感到很遺憾。

后來再聽到子規鳥啼叫的時候，她就像聽到野豹的鳴叫聲一樣心井亂波，于是叫侍女用竹枝去驅趕，侍女一邊趕一邊罵：“你這聲如野豹、讓人心神不寧的杜鵑，上回已破壞了我家小姐的美好姻緣，現在怎么還敢到這兒來亂叫呢？”受到這則傳說的影響，所以后來人們又以“謝豹”之名來稱呼杜鵑。看看成都的姑娘，風化如此，敢愛敢恨，入蜀的詩人們豈能自持，豈能裝聾作啞？！

祖籍幽州范陽（今北京市）的盧照鄰（約635—約685年）為望族出身，于唐高宗龍朔二年（662年）入蜀，到咸亨二年（671年）出蜀，他在蜀地生活近6年時光。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年），新都縣城由今新都區軍屯鎮附近遷到現址，筑城墻取土，沿城墻內側形成凹地，遂建湖池園林，并設接待來往官員的驛館于此。因地處縣城之南，故命名“南亭”。“南亭”逐漸發展成為一處衙署園林，作為后來桂湖的一池春水更是碧波蕩漾。新都本地傳說，在公元669年初秋，金風送爽，時任益州新都縣縣尉（掌一縣軍事，逐捕盜賊）的盧照鄰，往桂湖里投了一枚蓮子，成就一湖風動情溢的荷塘。

盧照鄰風流倜儻，與當地一位郭氏女子相愛，并生下一個孩子。后來離任之際，他指天發誓：不日后，定來接走郭氏。結果出川大約兩年后他也有了新歡，不料又患病癱瘓，郭氏女子以為他背信棄誓，傷心絕望一生……

盧照鄰離開新都后，并沒有離開益州。“后為益州新都尉，秩滿，婆娑于蜀中，放曠詩酒”。（《朝野僉載·卷六》）繼續“婆娑于蜀中”的盧照鄰，想來目迷五色，忙得不可開交。

第二年，與他齊名的才子駱賓王路過成都北郊的新都縣，終于見到那位癡癡等待的郭氏女。聽完郭氏女的一番講述與控訴，而那個孩子也夭折了，駱賓王與盧照鄰雖是朋友，但他是任俠之人，少年好英俠，不屈節權貴，不迎合流俗，很早就顯示出游俠浪漫不羈、獨立不群的自由意識。聞一多先生曾評價說：“他天生一副俠骨，專喜歡管閑事、打抱不平、殺人報仇、革命、幫癡心女子打負心漢。”（《宮體詩的自贖》）駱賓王為此怒不可遏，感慨萬端，奮筆疾書寫就一篇64句的長詩：《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情滔滔，卷起千堆雪。他以郭氏女的口吻質問盧照鄰：“妾向雙流窺石鏡，君住三川守玉人……綠珠猶得石崇憐，飛燕曾經漢皇寵。良人何處醉縱橫？直如循默守空名。”

長篇七言歌行《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此詩的價值并不在于深情與“聲討”，而是它為唐詩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是唐代詩壇長篇七言歌行的奠基作之一，開拓了唐人七言歌行的道路。可見，具有深遠價值的文學經典，往往不是刻意為之的。

真實情況是，盧照齡在離開蜀地后患了風痹，居住在長安附近的太白山中，因服丹藥中毒，導致手足致殘，病情日益嚴重，他遷徙到陽翟的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預筑墳墓，偃臥其中。這時，盧照鄰作絕筆《釋疾文》《五悲文》以自傷和自悼，后終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投潁水而死。在遺作《五悲文》中，盧照鄰提到：“昔時人物都應謝，聞道城隍今可憐。忽憶揚州揚子津，遙思蜀道蜀橋人。”其中的“蜀橋人”，就是他在回光返照之際，新都美女郭氏突然涌現于眼前的明眸皓齒……

邊塞詩人高適原籍渤海（今河北景縣），安史之亂后入蜀出任彭州、蜀州刺史，之后轉升天府地區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為蜀中局勢的穩定做出一定貢獻。詩人李商隱也曾兩度入蜀，為歷史留下不少描繪巴蜀勝境的詩篇……

天寶十四年（755年）冬季，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避難入蜀。一波動萬波隨，由此造成了空前的入蜀移民潮，在有意無意間，這次移民為蜀地輸入大量一流文化大才。文人們游宴的地點，浣花溪、摩訶池、散花樓、合江亭、西園、北池、武擔山、青城山等地。這一時期入蜀的文人墨客當中，偉大者首推杜甫、黃庭堅。

隨父親入蜀的女詩人薛濤，自入樂籍起直至卒于成都碧雞坊的五十余年時間，正是西川幕府游宴唱和最為興盛的50年，也是唐代成都文場最為熱鬧的50年，這對于晚唐五代以至兩宋時期巴蜀地區的文化繁榮意義深遠。縱觀整個唐朝士人入蜀的歷程，僖宗在蜀時期，算是一個山登絕頂的最高峰。（張仲裁《唐五代文人入蜀考論 》）

除了出生在蜀地的詩人陳子昂、李白、唐求等，縱觀三百年唐代文學，巴蜀之外的詩人群體，幾乎都與巴蜀產生過某種關系。例如“邊塞詩派”的代表人物高適做過四川地區最高行政長官；岑參做過蜀中嘉州（今樂山市）最高行政長官，其詩集被命名為《岑嘉州集》；“元白詩派”的元稹任監察御史，奉使“按察兩川”并在通州（今達州市）做過司馬；白居易在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做過最高長官；“郊寒島瘦”的苦吟詩人賈島，以“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馳名詩壇，他于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入蜀，出任長江縣（今四川省蓬溪縣）主簿，后調任普州（今四川省安岳縣）司倉參軍，并病老普州。蜀地人民一直懷念這位潦倒一生的異鄉人，賈島之墓至今還靜臥在安岳縣城南的安泉山。

天下詩人皆入蜀，入蜀必定入成都。唐代詩人入蜀者，目前統計的總數約有73人。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中就有論及這一現象：“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載于法令，而可以認為正當之收入者，為數遠在中央官吏之上。”天府之國的安定繁榮，自然會吸引來更多的詩人。

“亙古男兒一放翁”的宋朝陸游在四川的吟詠與游蹤，與范成大一樣，成為宋代入蜀詩人的高標，他們續接唐朝入蜀文人的輝煌歷史。從《全宋詩》的記載來看，在北宋人蜀的就有200 多人，其中較為著名的有黃庭堅、宋白、張泳、宋祁、石介、丁謂、蔣堂、張方平、趙抃、范純仁等。南宋入蜀的文人則有100 多人，其中著名的有王十朋、陸游、范成大等。他們以詩性之光燭照文學，以發現之眼洞見人生。入蜀者的詩文不僅僅在于文學成就，更為重要的還在于，褒有那時蜀地人情與生活百態，成為宏大歷史敘事里彌足珍貴的細節和蹤跡。

物華天寶、地靈人杰的巴山蜀水，入蜀詩人置身其間，眼界大開，文學創作更上層樓，成為一個入蜀的群體性結果。正如清乾隆五十五年狀元、大學者石韞玉《獨學廬稿》所言：“古之詩人蓋有得江山之助者。江山之勝，世無有過于巴蜀者矣。杜少陵為李唐一代詩人冠冕，讀其詩者謂入蜀后尤奇。”蜀中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山川風土、宗教思想等各方面都影響入蜀詩人的創作，為他們帶來創作靈感，提供創作素材，進而改變其創作心境，影響其創作風格。清朝詩人愛新覺羅·永瑆在《詒晉齋集》中，稱這一現象是“詩人入蜀總能工”。

明代何宇度在《益部談資》中進一步總結道：“蜀之文人才士每出， 皆表儀一代，領袖百家。”晚清曾任四川學政的張之洞也說過：“蜀中人士聰明解悟，向善好勝，不膠己見，易于鼓動，遠勝他省。”

巴山蜀水是獨一的。蘇氏兄弟用一副對聯，展示其內涵：“何葉能如荷葉圓”“何水能如河水清”。

可以發現，無論是“自古詩人皆入蜀”，還是“自古文人例入蜀”等說法，正是唐宋時代蜀人特殊的地域意識以及巴蜀文學繁盛的突出表現；反過來也可以說，中原和江南地區等人文發達地區卻沒有類似說法的流行，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這些地區文學群體在戰爭等影響下的低潮與弱化。而宋代眉山“三蘇”轟然崛起于中國文壇，南充朝廷衡文取士，多以蘇文為范式，以至于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當時的諺語：“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意思是三蘇的文章讀熟了，就能考中，可以做官吃肉（做官與吃肉，在民間從來就是如此融為一體）；三蘇的文章背得生疏，只能名落孫山喝菜湯。三蘇之外，蜀地善文章者，尚有蘇舜卿、文同、唐庚、韓駒、李燾、李石等，皆名重一時，或為歐陽修所識，或為陸游所賞。

歷代入蜀文人的偉大貢獻，不禁讓我想起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創始人之一的張載，他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稱作“橫渠四句”，移之于歷代入蜀的文人，毫不過譽。

基于這樣的深厚積淀，晚清四川詩人李調元《送朱子穎孝純之蜀作宰》詩云：

猿啼萬樹褒斜月，馬踏千峰劍閣霜。

自古詩人例到蜀，好將新句貯行囊。

毫無疑問，歷代出蜀后的詩人墨客，為后世奉獻出來的，真是一派璀璨奪目的錦繡山河。

03

韋皋入蜀方知非

必須提到與詩人薛濤具有密切關系的入蜀官員、詩人韋皋。因為他在蜀地，還有一段奇緣。

位于成都市西、溫江區以東永寧鎮古峰村，那里有一個大墳壩，這里就是西川節度使韋皋之墓。清乾隆《溫江縣志》載：“邑東北十里，地名‘大墳壩’，相傳白馬將軍墓。或云，白馬將軍即唐節度使韋皋也。”韋皋的文治武功在中唐尤其是蜀地彪炳史冊，而溫江人所知的大概也就是關于“辦九大碗”的民俗，頭一天到大墳壩前焚香禱告，求借一定數量的方桌板凳、碗碟，然后第二天一早相應的桌椅板凳等就放在墳前供你使用……在民國時期，韋皋墓封土高達十數米，在周圍兩三百米的封土圈上，砌有各種圖案的畫像磚，柏樹森森。后來農民造房墊基在此取土，并隨意取墓地的方磚用來鋪豬圈……

韋皋（746年－805年），字城武（一作武子），京兆府萬年縣（今陜西省西安市）人。唐朝中期名臣、著名詩人。韋皋出身于“東眷韋氏鹛城公房”，排行第二十三。清朝王謨輯本韋氏《三秦記》，有“城南韋杜，去天尺五”之說，是指唐代京城的韋、杜兩大家族世代為望族，勢力頗大。韋氏所居名韋曲，杜氏所居名杜曲，位于長安的城南，所以當時有歌謠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據說，韋皋出生三日，家中宴請賓客，有胡僧不請自到，與韋皋打招呼說“別來無恙”，嬰兒韋皋微笑作答。面對家人的絕大疑問，胡僧解釋：此小兒乃諸葛武侯之后身，武侯生當東漢末年，作了西蜀丞相，蜀人長久受之恩惠。如今武侯又降生在世上，將來要成為蜀之統帥，而且也會受到蜀人祝福，我往年在劍門，與這個小兒交好，如今聽說他降生在韋家，我才不遠千里而來……后來韋皋在蜀治蜀若干年，果然應了這僧人的話。

這些記載怪力亂神，都是為了凸顯韋皋的種種不凡。

唐代宗時，韋皋以“挽郎入仕”（皇帝駕崩以后征召的出殯時像征性牽拉挽繩、哭喪的官員，要求品行與相貌端正），后來升為監察御史，知隴州行營留后事（管屯田的官員）。于其任上，恰逢鳳翔節度使朱泚叛亂，韋皋用計誅殺朱泚部將牛云光并所部士卒，并召集義兵穩定地方，宣誓討賊，因功詔為左金吾衛將軍、遷升大將軍。貞元元年（785年）韋皋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府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

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用于慎行《榖山筆麈》中觀點：“唐都長安，每有寇盜，輒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國，亦幸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處其圃閣，譬如室之有奧也，風雨晦明，有所依而避焉。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效也。”因此，唐王朝把秦隴視為關中的屏障，把蜀川視為京師“外府”。如此，也正如盧求《成都記》序所說“非上將賢相殊勛的人物，不能為劍南節度使。”

韋皋到蜀之前，自唐代宗開始，劍南西川歷經韋倫、嚴武、郭英義、崔寧、張延賞力道各異的治理。在756年玄宗南行之時，韋倫時任劍南節度、行軍司馬，以自身清儉相約束，蜀川咸賴興治，而韋倫則因愛民而遭到宦官的流言蜚語攻擊，最后遭到貶官。其后是嚴武，肅宗寶應元年（762年）為西川節度使。嚴武孔武有力，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名聲不佳。

據傳，據說韋皋在到達成都赴任時，考慮到一直看不起自己的老丈人張延賞的感受，女婿就是來接你班的！于是他化名為韓翱。直到離成都府還有30里的天回驛，才有人向張延賞報告：“來接替你的是金吾將軍韋皋，而不是韓翱。”丈母娘苗夫人在一旁聽了，就說：“若是韋皋，那一定就是我家的女婿了。”張延賞不以為然，說：“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你那個女婿恐怕早已死在山溝里了，怎么可能來接替我的位置？真是婦人之見！”第二天一早，張延賞得到消息，韋皋已從天回驛啟程，往成都而來，他立刻親率城中大小官員出城相迎。當張延賞發現新任節度使果真是3年前被自己趕走的女婿時，頓覺羞愧難當，頭也不敢抬，自言自語：“我真是無知人之明啊！”

為此，唐朝詩人郭圓有這樣一首《詠韋皋》詩：

宣父從周又適秦，昔賢誰少出風塵。

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皋是貴人。

韋皋首先對蜀地百姓重加賦斂，大量上貢以固皇帝之寵信，大方賞賜以安撫士卒。每逢士卒家里辦紅白喜事，韋皋都提供資費，因此士卒均樂意為他效勞賣命。他的幕僚積年升遷品級較高的，就上奏保舉他們為屬下州郡的刺史，或者干脆調回自己身邊，反正不讓他們還朝，以免泄露他的這些手段。等到府庫充實之后，他再減輕賦斂，三年一交。

鑒于蜀地交通不便，廣修道路是韋皋為政的一個特點。“韋皋在四川開清溪道，以通群蠻，使由蜀入貢。”為袁滋出使南詔，貞元十年，韋皋乃遭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開石門路，置行館。這樣一來，由唐朝入云南也就有了兩條主要的通道——清溪路和石門路。清溪路經雅州、清溪關、臺登、菁州、會川、弄棟、安寧至南詔都督所在地通海。石門路由戎州（宜賓）、石門、威寧、宣威、石城（沽益）、曲靖、安寧去達通海。這兩條道路開通加強了唐室與南詔的聯系，有利于對邊區少數民族的管理，方便各地商旅往來，同時，在撫南詔、抗吐蕃這一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韋皋坐鎮成都21年，時中原喪亂，蜀中安定，“兵休邊陲，人獲富庶”，為中唐以后唐朝西南邊陲的鞏固穩定、為成都的發展，建立不朽功勛。韋皋坐鎮西南，對于那些邊地風起云涌的覬覦者，在十數年的時間內與南詔贏得和平相處之余，同時出兵連敗吐蕃，《新唐書》與《舊唐書》述其為：“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擒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余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韋皋鎮蜀雖有一方“坐大”之嫌，卻從無背叛朝廷之念。毫無疑問，韋皋是中唐朝廷倚重的封疆能吏，亦并非溢美。

韋皋能詩，《全唐詩》收有韋皋詩歌數首；他諳音樂，由韋皋改編的《南詔奉圣樂》為唐代宮廷十四部樂之一。

韋皋到成都任節度使時，薛濤也就略大于“及笄”之年。

對于薛濤才藝，韋皋驚為天人。為此，他大致做了幾件事：

一是入樂籍：韋皋召薛濤賦詩侑酒之后，令其入樂籍，也就是官府的樂伎。薛濤入樂籍以后，官場的唱酬往來，與文人們的交往無疑為其文學修養、知名度的提高，視野的擴大起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韋皋準備奏請朝廷授予薛濤“校書郎”之職，這是唐朝的九品官職，掌管圖書、校勘文獻、典籍資料的官員。何光遠《鑒誡錄》與葉廷珪《海錄碎事》記載：韋皋因薛濤過人的才華和對她的喜愛，欲奏請朝廷封授薛濤“校書郎”之職，因部下護軍從事等的勸阻而作罷，由此而薛濤有“校書”之名。后來王建有詩《寄蜀中薛濤校書》：“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巷里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如此播散四野，“女校書”名滿天下，似乎成了“確有其事”。

第三，韋皋罰薛濤赴邊。薛濤入樂籍之后，得到韋皋的寵愛大約有5年時光，后因事觸犯韋皋而被罰赴邊。此事有兩種說法。何光遠《鑒誡錄》謂之“薛濤每承連帥寵愛，或相唱和，出入車輿，詩達四方。唐銜命使臣每到蜀，求見濤者甚眾。而濤性也狂逸，遺金帛往往受之”。這是說，薛濤因韋皋的寵愛而變得“狂逸”起來，她飛紅流翠，與官員、文人們的交往中往往有令韋皋嫉恨的地方，官員文人們送她的大量金帛又私下“收納之”。因此，受到韋皋的處罰。《全唐詩》編者注薛濤《犬離主》詩說：“濤因醉爭令擲注子，誤傷相公猶子去幕，故云。”

第四，在我看來，二者都應該是事實。從《十離詩》來看，薛濤在詩中分別把自己比作犬、筆、馬、鸚鵡、燕、珠、魚、鷹、竹、鏡，把韋皋比作犬的主人、握筆之手，養馬之廄、鸚鵡棲息之籠、燕子之巢、玩珠之掌、養魚之池、鷹停之臂、竹旁之亭、置鏡之臺，皆因自己的一連串不是而被主人遺棄。

也許，一個女人的風韻是從投射在歷史天幕上的背影中散發出來的。她的背影與逆向的光線、空氣、樹枝、屏風達成和解，并熏染到人與事的價值判斷。她的背影讓自然與歷史為之添彩生輝，因而絲毫沒有顯露出突兀之處。

歷史就是一面哈哈鏡，史書對于韋皋的評價出現了南轅北轍的情況。《新唐書》記載：“始，果務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皋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皋名者，皆鑲其文尊諱之。”《新唐書》又載：“始，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易》（“蜀道易，易于履平地。”）以美皋焉”。在我看來，韋皋善于撫眾，在于他厚待蜀人，應屬可信。

唐順宗即位后，下詔任命韋皋為檢校太尉。適值王叔文等人干擾朝政，韋皋派劉辟到京師拜見王叔文陳情：“太尉派我私下與你交好，請求兼統整個劍南地區，這樣肯定會報答你。不這樣的話，自然也會怨恨于你的。”王叔文感到一股凌厲的威脅，準備殺掉劉辟，劉辟立刻逃跑了。韋皋知道王叔文樹敵很多，又認為自己是大臣可以參議國家大政，就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給皇太子遞上一份秘密箋書，揭露王叔文的奸惡，并勸太子即位。正趕上朝中大臣也相繼請求皇太子監國，太子于是接受禪代，流放處置了奸黨。眼見一派大好，不料在韋皋61歲之際暴亡成都！這一情形與前任節度使嚴武何其相似！這其中必有曲折，死于仇敵暗算也極有可能，似可以推測他之所以沒有回原籍安葬的原因。

朝廷聞訊，追贈太師，謚號“忠武”。韋皋得到后世四川百姓的頌揚、祭祀，由此成為了蜀地的“土神”。

韋皋并非職業詩人，在《全唐詩》卷三百十四中，收錄韋皋詩三首，最末一首乃一首絕句《憶玉簫》，隱含了一段悱側而纏綿的真人真事：

黃雀銜來已敖春，別時留解贈佳人。

長江不見魚書至，為遣相思夢入秦。

這是少年韋皋在江夏（今湖北省武漢）兩三年，與姜刺史的兒子姜荊寶相伴讀書期間發生的一段情事。唐代范攄《云溪友議》記載此詩的背景頗為詳詳細：“西川韋相公皋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才十歲，常令只候侍于韋兄……玉簫年漸長，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發遣歸覲……”這樣，韋皋依依不舍地與玉簫別離，“遂與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載，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并詩一首……”

事情沒有結束，還有進一步發展。

貞元元年（785年），韋皋鎮守成都。到任第三天，他重新審訊獄中囚犯，為含冤者平反昭雪。有囚犯身負重枷，上堂一見韋皋大人，高聲喊道：“韋兄，我是荊寶啊！”韋皋大驚，問他犯了什么罪，他說：“我做青城縣令時，家人誤將公署房舍、倉庫等燒毀，我也受了牽連。”韋皋當即為他免罪，并下令交還縣令官印，還為他奏請眉州刺史之缺。韋皋自然要問起玉簫，荊寶如實相告。當年分別之后，到第8年，美女玉簫“郁念成疾死”。韋皋聽罷痛悔不已，此后在蜀地捐資抄經書、造佛像，以報玉簫的一片癡情。此可見韋皋情感世界的一個側影。正因為具有痛失玉簫的經歷，他才能夠在薛濤那里，發現往事的留痕與內卷的暗香……

但是，玉簫的故事還沒有結束。

范攄《云溪友議》繼續寫道：每當韋皋想念起玉簫，就沒有娶妻的念頭了。當時有個叫祖山的人，能通陰陽法術，能使人與死去的人相會。但是必須讓韋皋齋戒7天。如此到了半夜，玉簫就亭亭玉立于韋皋眼前。他對韋皋說：“感謝您憑借著佛法的力量，不久我就會投胎了。等到12年后，我再嫁給您，來報答您對我的大恩。”

韋皋說：“是我自己薄情寡義，所以才讓人生死兩隔啊”。后來，韋皋治蜀功勞很大，百姓也安居樂業。過了很多年，韋皋屢次升遷，當上中書令平章事。當時很多人都歸附于韋皋。當他生日慶典時，很多官吏都送來貴重禮物。唯獨東川的盧八座給他送來一名歌姬，年齡未滿16歲，也叫“玉簫”。韋皋仔細打量，不得了！這確實就是姜家的玉簫啊，因為她的中指確實有肉形環隱隱顯現出來，與自己留給玉簫的玉戒指一模一樣。

韋皋仰天嘆氣：“我終究知道生死之際，一來一往。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玉簫的誓言，終究實現了！”

很難說，這樣的筆記是否真實。但恰恰是私人筆記，才讓我們洞悉一樁撼動心肺的蜀地往事。

《新唐書·憲宗紀》載：“永貞元年（805年）八月癸丑（十七日），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韋皋是因急病而逝的，享年61歲。

總體而言，歷代的入蜀詩人，不僅將身心浸潤于巴山蜀水的環境，而且在入蜀者心靈深處也同樣造成多重文化的碰撞。自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以來，他們的才學賦予巴蜀層層謎一樣的暈光，如今置身其間，他們終于獲得更為細膩、深刻的體驗：司馬相如的綺麗、揚雄的淵博、王褒的詼諧，宛如霧中的山水與植物，似乎伸手可及。巴蜀賦予他們奇山麗水的滋養，似乎缺乏更深刻的感情維系。因此，作為他者，作為過客，他們在巴蜀文化里更多的是一種若即若離的漫游者身份，畢竟盧照鄰、韋皋是個案，他們少了一些撼動骨髓的真情歸附與體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