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小說月報》的編輯，時刻身處當下鮮活與生動的小說現場，在泥沙俱下的小說河流中淘洗年度佳作，以此梳理相關文學現象，進而發出個人化的聲音，這已成為我每到年底的一個寫作慣例。這種慣例來自文學界朋友們的關愛與支持。2021年尾，在凡一平老師的鼓勵下，我寫了《有效的抵達——2021年中短篇小說創作“關鍵詞”》一文，全面梳理了2021年中短篇小說創作，許多朋友看后都覺得我應該堅持寫下去，將這種年度的在場感和細微的文學記憶分享給大家。

全面梳理與考察2022年中短篇小說創作，城與人、邊疆他者、軍旅人生、青年生活圖鑒、罪與罰、日常情感、抗擊疫情、世界版圖寫作、抗日風云、人到暮年、縣城敘事、時代晴雨表、另類人生、科技異化、新歷史書寫等關鍵詞頗引人注目；此外，對中篇小說創作有突出成就的孫頻、對科幻現實主義有執著追求的蔣一談、新東北敘事的楊知寒，堪稱年度榮譽作家。

城與人

城與人的審美對照關系的書寫是當代小說關注的重中之重，這可能與中國城鎮化速度的加快有很大關系，也與近些年來城市文學的快速發展息息相關。在2022年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中，阿成的《農民進城》、劉汀的《水落石出》、袁凌的《大雜院子弟》均涉及“進城”問題。新時期文學中進城問題發軔于路遙的《人生》和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關涉知識青年和農民這兩大群體。《農民進城》和《大雜院子弟》承續了高曉聲小說創作的精神譜系，關注農民進城問題，但不同于高曉聲式對于農民固有陋習與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矛盾的敘事，而是著眼于農民進城后的工作與生活，及由此帶來的思想精神上的巨大變化。《農民進城》提供了一個具有典型時代意義的農民進城的文學史版本。《大雜院子弟》以紀實的筆調敘寫了農民進城后子女二代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無處可歸、無枝可依的精神狀態。《水落石出》承續的是路遙式知識青年進城的書寫譜系。劉汀是位有鮮明問題意識的實力派作家，此類題材的書寫開始于《何秀竹的生活戰斗》，在《水落石出》中對這一問題有了進一步的思考。除了進城題材之外，已然居住、生活于城市的飲食男女們對于城市生活的書寫在2022年也呈現了繁榮態勢，以上海、天津、香港、深圳這四座城市敘事最具有典型性。潘向黎、王莫之、禹風為上海敘事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寫出了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前世今生。潘向黎關于當代上海飲食男女的各種情感糾葛的關注與探索在2022年迎來了完美收官之作。《覓食記》關注青年男女搭伙解決午飯的問題；《蘭亭惠》上演父母宴請兒子前女友賠罪的鬧劇。這與2022年之前的此系列小說形成了關于上海的愛情浮世繪，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結集出版。王莫之的上海敘事也別具風格，《為薩克斯寫的藍色情歌》關注上海解放前及“文革”后這兩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為上海大都市的洋氣增添了一段感傷的懷舊氣息。禹風的《淞滬舊事》的筆觸更是深入民國時期上海十里洋場的商業帝國的興衰更替。天津敘事的代表則是肖克凡的《工廠文學簡報》、陳九的《杜宗漢歸案記》和徐皓峰的《門前寶地》，其敘事時空也涉及民國和新中國成立后這兩個重要的節點。《門前寶地》延續了徐皓峰以往的武林敘事，敘寫民國津門武行的傳奇人生，關涉人生大義和俠義精神。《杜宗漢歸案記》則以緝兇為敘事主線，充溢著津味的市井煙火氣息。《工廠文學簡報》延續肖克凡為天津工人而歌的敘事傳統，饒有趣味。葛亮近些年來創作了大量以香港為故事背景的小說作品，如《書匠》《飛發》等，廣受讀者喜愛；2022年又創作了《拆彈記》《浮圖》，繼續書寫香港的蕓蕓眾生與香港這座城市的恩怨糾葛。此外，鄧一光的《醒來已是午時》和吳君的《阿姐還在真理街》依然承續著以往的深圳敘事，熊育群的《金墟》《金墟上》系列小說關注江門華僑文化，頗有新意。

邊疆他者

在2022年中短篇小說創作中，邊疆敘事繼續表現不俗，在多維度的文學書寫中，形成了與都市文學相互輝映的文學態勢。次仁羅布的《望遠鏡》講述了藏族青少年向父輩致敬，義務戍邊、保家衛國的故事。這一青少年戍邊員的形象塑造，豐富了我國新時代小說的人物畫廊。湯成難的《藍色冰河》關注藏區孩子艱難的上學路這一問題，那一段向遠處延伸、沉靜內斂的冰河無疑承載著藏區數代人走向遠方的希冀。李司平的《飛將在》以云南邊境的防控為敘事中心，展現了兩代人衛國戍邊的英勇壯舉。陶麗群的《凈臉》在平緩的敘述語調中，將廣西中越邊境地區的凈臉人這一群體的悲辛呈現于讀者面前，她們一生悲苦，只為度己度人，人性內核中的光照亮了生死的邊界。張新祥的《木鼓響起來》采用歷史與現實的交叉敘事模式，書寫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風物志、風俗史，以新時代脫貧攻堅為號角有效地化解了民族之間的歷史積怨，呈現民族之間團結一心、攜手走進新時代的感人場景。海勒根那的《呼倫貝爾牧歌》、了一容的《野菊花》堪稱大自然的贊歌，在小說敘事中充分突顯了風景描寫的重要價值與意義。此外，馬南的《拉珍》、阿尼蘇的《米尼安達》、李晁的《霧中河》、王族的《蒼穹密令》、凡一平的《上嶺產婆》《的確良》、黃土路的《狗失蹤的那一天》也都是邊疆題材的優秀敘事文本，有效地呈現了作為文學地理意義上的邊疆他者對新時代文學所做的巨大貢獻。

軍旅人生

作為當代文學重要題材領域的軍事文學在2022年迎來了高光時刻，不光體現于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獲獎比重之大，還體現于2022年中短篇小說創作實績之中。陸穎墨的《竹樓海》《北京，金色的北京》、陶純的《儀仗兵》、曾劍的《鴻雁》《比遠方更遠》、王族的《老虎口》、朱旻鳶的《會上樹的豬》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竹樓海》敘寫南沙守礁官兵堅韌不拔的精神以及衛國戍邊的崇高品格，堪稱近些年來軍事文學創作的重大收獲，篇幅雖短，但字字千鈞，具有強大的精神震撼力。屹立于海礁上的竹樓隱喻著堅忍不拔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傳承，更是軍人屹立不倒的軍魂的象征。《儀仗兵》題材獨特，將關注視角投向了儀仗兵這一特殊的軍人群體，他們是中國軍人的一道亮麗名片，他們挺拔的身姿、豪邁的步伐既展現了中國軍人的風采，也凝聚著反復訓練的汗水。《老虎口》講述了高原上工程部隊的故事，風格粗糲，情感濃郁。《北京，金色的北京》《比遠方更遠》關注軍人的日常生活，寫出了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尤其是《比遠方更遠》更是寫出了青年軍人的精神成長之路。《比遠方更遠》聚焦軍人日常生活、工作、學習與訓練，更加注重展示其隱蔽的內心世界，既有軍人無私無畏情懷的激揚，又有私心作怪的小心思的揭示，從而塑造了立體的血肉豐滿的軍人形象。《鴻雁》關注炮兵父母的再婚問題，寫出了刻板軍營生活中溫馨柔情的一面。《會上樹的豬》揭露了軍隊生活的荒誕面，具有一定的反思警醒意義，豐富了當代軍事文學的創作路徑。

青年生活圖鑒

青年生活是當下文學創作的熱點和難點，隨著全球化的加速、微信等新媒體通信手段的普及，我們散落在各地的青年作者所經歷的、所看到的、所聽到的世界，也就是肉體所身處的感官世界，是如此雷同，難以有新鮮、特異的生活體驗。在這高度雷同性的生活與創作環境中要求寫出不一樣的青年生活，這著實難為了我們的青年作者。難能可貴的是在2022年的中短篇小說創作之中，我還是看到了這種獨特的青年生活的審美情感體驗，我覺得可以用張玲玲的小說《告別之年》的名字來指代。《告別之年》指向對逝去的青春歲月的人事更迭的告別與挽留。王傳宏的《獨自一人》既寫出了原生家庭的情感烙印，又展現出了當代青年女性追求主體獨立的孤勇者的情感訴求。東來的《高徒》從對武術熱愛的習武傳承視角表達了女性剛毅勇武的精神主體身份。顧拜妮的《合租女孩》將關注的視角伸向了在大都市打拼卻不得不面對合租尷尬境遇的都市白領們，她們追求精神的獨立與自由，同時又苛求生活空間的相對隱蔽與私處性，卻不得不面對這種私密生活空間不斷被合租者闖入、侵犯的現實困境。孫睿的《摳綠大師》著眼于電影剪輯行業中的摳綠技術處理手段，對于北漂青年無所依著的精神情感狀態的捕捉與刻畫，和《合租女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阿袁的《潘苡寶的公寓生活》刻畫了學成歸國執教于高校的青年女教師醉心于獨處的公寓生活，追求不婚生活的情感狀態。魏姣的《27號直播間》和蘇苔的《爭渡》充分體現了文學的現世在場感，聚焦于直播這一火爆大江南北的新興行業，既寫出了青年試圖以此虛擬空間疏離現實社會的情感訴求，同時也揭露了直播對青年人生的異化等敏感問題，發人深省。2022年中短篇小說創作在展示女性獨立主體情感訴求以及青年男女對無序生活的散漫態度之外，還有燃爆青春熱血激情，展示當代青年人的責任與擔當、成長與守護的年度佳作，這就是云南傣族青年作家李司平的《流淌火》，塑造了青年消防員的精神成長史，是具有正向情感的突出代表性作品。

罪與罰

罪域題材小說書寫生死極限境遇下人性的嬗變與復雜、沉淪與救贖、掙扎與升騰，直擊倫理道德的核心問題，因迥異于日常生活的反常規書寫而備受作家們的關注。朱朝敏的《渡鴉棲息時》、季宇的《甲申疑案》、北村的《韓江憶》、曹寇的《鴨鎮往事》、肖江虹的《苔蘚》、鄭小驢的《南方巴赫》、盧一萍的《無名之地》、畀愚的《萬家燈火》、徐則臣的《宋騎鵝和他的女人》、海飛的《臺風》、宋迅的《綠血》、張策的《太陽移過山頂》、孫睿的《比薩斜塔》、常小琥的《大狗》、弋舟的《德雷克海峽的800艘沉船》、李約熱的《絕美之城》、羅偉章的《蘆葦》、安勇的《味道》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甲申疑案》將敘事視角推向了晚清的一樁疑案，透過歷史風塵的層層遮蔽，抽絲剝繭般探求案情的真相。《渡鴉棲息時》《臺風》《綠血》《比薩斜塔》亦是如此風格，敘事場域換成了當代，都是通過設置層層敘事迷霧來遮蔽最終案情真相，通過創作主體與閱讀主體在小說文本所構建的敘事時空中不斷交流、不斷碰撞，最終直抵案件的核心本質。徐則臣近年來一直在創作偵探系列小說，已成規模，《宋騎鵝和他的女人》是2022年最新作品。《南方巴赫》以尋找為主題，將現實困境與精神救贖彼此交錯，直擊人性痛處，抵達命運深處。《無名之地》將人性的考驗置于荒涼高原的無名之地中，體現了盧一萍一貫的硬漢創作風格，人不僅僅是處于與他人、與社會關系之中，更是處于與大自然的關系之中。人往往可以戰勝自己、戰勝他人，卻最終敗給了大自然。文本中兩個假冒警察的搶劫殺人犯，在兵站的圍堵之下落荒而逃，最終因缺氧而倒地束手就擒。《德雷克海峽的800艘沉船》堪稱2022年短篇小說創作的重大收獲，體現了當代漢語小說所能達到的新高度，具有典范價值與意義。《絕美之城》和《味道》都是反向思考的作品，體現了作家感知世界與生活的獨特方式。

日常情感

日常情感的書寫在2022年中短篇小說創作中占據了較大比重，更加注重情感敘事的日常化、倫理化、傳統化。具體而言，劉慶邦的《掛在墻上的弦子》《梧桐風》、裘山山的《青椒肉絲》《事情不是這樣的》、喬葉的《無疾而終》、東紫的《親愛的，你得理解我》、薛舒的《暗疾》、付秀瑩的《紙船》、艾瑪的《在閣樓上》、房偉的《愛情買賣》、金仁順的《起因》、黃立宇的《睡在樹上的魚》、韓松落的《天仙配》、朱婧的《鹮》等關注兩性情感話題；此外，敘寫母子情的有金仁順的《白色猛虎》，母女情的有李清源的《無事煩惱》，閨蜜情的有哲貴的《化蝶》、黃佟佟的《春光好》《白桃杜薇》，同學情的有淡豹的《鳥蛋藍》，師生情的有唐穎的《師生》、衛鴉的《小鎮畫師》、夏天敏的《過往》、龐瑞貞的《老給先生的六塊腹肌》，親戚情的有程永新的《他鄉》、劉曉珍的《我們的親戚》，父女情的有尹學蕓的《會飛的父親》，友情的有張世勤的《我的朋友金尚在》、狄青的《天真漢》。《掛在墻上的弦子》《梧桐風》具有中國古典小說的“情理”傳統，對人情物理空間具有深入的開拓。《事情不是這樣的》由小說中的故事和現實中的故事交織而成，并相互印證，演奏出了高原邊地的戰地浪漫曲。《白色猛虎》聚焦中年女性的情感困境，尤其是中年老母與比兒子大很多歲的兒子女友的情感對峙更是看似風輕云淡，實則劍拔弩張，可謂步步試探、句句設防，驚心動魄至極。這一切都是在平靜的日常敘述中展開的，體現了作者高超的敘事駕馭能力。其實，我們每個人的心底可能都潛藏著一只白虎，我們也許不會敗給他人，卻會被這只白虎所傷害。《化蝶》是2022年中篇小說創作的巨大收獲之一，代表著年度中篇小說這一文體創作的高度與深度。文本著眼于一個“化”字，既要化開舞臺與現實的界限，進而化開人生與戲劇的界限，最終還要化開人世情感的界限，但是誰又能做到呢？正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抗擊疫情

一場席卷全球的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生產方式，也改變了人們對世界、對社會，尤其是人與人關系的認知方式，甚至是對全人類深層心理結構都有所改變。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一些作家積極參與了文學抗“疫”活動，以在場的表達和情感投射創作了大量鼓舞人心的優秀作品，為抗“疫”注入了文學的因子，這是值得肯定與贊美的；但同時還有一批作家也追求文學創作的現實價值與意義，沉潛著急于切入現實的情感表達，對于疫情所帶來的改變有了更寬廣和更深入的視域思考，以小說的純熟藝術形式創作了一批精品。這些作品以疫情為敘事主線或社會背景，深刻揭示了疫情所帶來的社會生活的巨大變故和深層心理困境，以及由此導致的人性的異化問題，并予以深刻鞭笞，但同時也呈現出了人間難得的久違的暖意與真情，從而為急速變化的時代留下了微觀、鮮活的文學見證。成熟的疫情小說寫作肇始于2020年，在2020年涌現出了熊湘鄂的《新年好啊》、南翔的《果蝠》、梁曉聲的《可可、木木和老八》《哥倆好》、弋舟《掩面時代》等優秀作品。《新年好啊》和《果蝠》以抗擊疫情為支撐點，對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動物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思考。《可可、木木和老八》《哥倆好》則從普通家庭的微觀生活視角來思考疫情給普通家庭所帶來的諸多困境，但始終洋溢著濃郁的溫情。《掩面時代》思索疫情之下難以言及的孤獨與愛。2021年，石一楓的《半張臉》對疫情期間的人際關系予以重新定位和思索。到2022年，疫情小說的敘事更為從容，其思索的物理與精神空間也更為廣闊，這其中以矯健的《潛伏期》、張翎的《疫狐記》、范穩的《天際線》、東西的《飛來飛去》、許春樵的《紫色口罩》為典型代表。《潛伏期》《疫狐記》《天際線》聚焦于因疫情帶來的極限境遇空間中人與他人、人與自身的審美對照關系的確認與厘清。關涉“他人即是地獄”的生存狀態呈現，如《潛伏期》里曾經的三位老朋友因金錢而反目，卻在疫情來臨時，因擔心失誤致死案被揭露而被迫重新修復失落的友誼及愛情婚姻，但悲劇還是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并不是疫情導致了他們的滅亡，而是人性之惡造成的。《疫狐記》將敘事場域投向了更為廣闊的海外世界，同樣因為疫情，兩個感情深受傷害的母親與從山林出來覓食的狐貍于一棟房子里遭遇，人與自身、人與他人、人與動物的關系由最初的防備、隔閡到熟絡，最終敞開心扉，互相慰藉，達成了情感的和解。《天際線》同樣具有情感治愈的文本功能，突如其來的疫情將離婚的女人和兩個農民工就地隔離在裝修半成品的房子里，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劇。《飛來飛去》關注因疫情而帶來的親情異化以及中西傳統文化碰撞等問題，短小精悍，發人深省，極大拓展了短篇小說的藝術魅力。《紫色口罩》關注疫情期間男女的愛情，青年男女因口罩而相遇、相知、相愛，一場疫情成就了男女的相愛，卻難擋住來自家庭因買房署名的世俗干擾。疫情誠然可怕，但因疫情而造成人的異化與人性在極限境遇下之惡有時遠比病毒更加可怕。

世界版圖寫作

世界版圖寫作浪潮在2022年又迎來了新的敘事高峰。徐則臣也加入了這一寫作浪潮，并為讀者提供了兩篇極具短篇小說意味之美、意蘊之深的作品《瓦爾帕萊索》《瑪雅人面具》。這兩篇小說將敘事場域設置為拉美的智利和墨西哥，既有吉卜賽女郎又有瑪雅人穿插其間，異域的神秘主義和宿命感充斥文本其間，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從中還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的志人志怪小說的影響因子。葉臨之的《中亞的救贖》書寫中國人到中亞高原國做礦產生意，卻介入一樁綁架案的偵破中，在與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過程中，展現了中國人的冒險精神，是典型的中國硬漢敘事。孟小書的《狩獵》和陳崇正的《開播》皆關涉網紅直播，卻是關于非洲大陸的打獵、當地風土人情、開礦甚至遭遇劫匪的直播，極富冒險精神。和曉梅是位低產的優秀小說家，中篇新作《漂流瓶》關注婚姻愛情中的背叛傷害主題，通過漂流瓶實現了當下中國與上個世紀60年代越南這兩個敘事場域的聯結。盛可以的《天真的老婦人》敘寫了紐約長島上因租房而住在一起的兩位母親如何在時間的長河之中面對死亡的創傷記憶的故事，生命中的喪子之痛只能慢慢自我療救。阿航的《去那不勒斯送桂花酒》塑造了在意大利做生意的華人群像，他們依靠勤勞已在異域扎根下來，卻深陷情感的泥沼中無法自拔，也許這就是飲食男女的宿命吧。

抗日風云

抗日題材的小說創作仍然呈現出了蓬勃發展之勢，這場侵略戰爭給中華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造成了巨大的創傷，由此引發了書寫抗日、勿忘國恥、鞭笞戰爭的敘事潮流。抗日敘事潮流的形成，一方面基于創傷的民族文化心理的記憶，另一方面基于中國小說創作的史傳傳統，用文學的方式記錄那段屈辱的歷史，以此告誡并警醒世人。石鐘山、衣向東、趙卡、李清源、李知展、哥舒意等都有新作問世，呈現出了鮮明的代際特征。衣向東的《戰火中的愛情》直面抗日戰爭的嚴酷，致敬戰火中飛揚的青春，展現了美好的戰地愛情。石鐘山的《大仇》以狗為主人復仇為敘事中心，揭露了日軍的殘暴引發的人與動物的共同憤怒討伐。趙卡的《對刀》聚焦草原騎兵，生動詮釋了英勇無畏的騎兵精神。青年作家李清源的《求諸野》、李知展的《青蛇叩水》、哥舒意的《見麒麟》這三篇清新脫俗，為抗日小說的寫作注入了一股清流。《求諸野》并不單純著眼于戰爭敘事，而是探討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的終極問題。《見麒麟》和《青蛇叩水》將戰爭和傳奇動物相結合，將傳奇性、歷史性和日常性打通，借助傳奇動物敘寫戰爭對人類美好生活與精神象征物的推毀，從而打進真實的歷史細部。

人到暮年

老年人生活依然是作家們關注的焦點所在。鐘二毛的《晚安》、楊曉升的《過程》、武歆的《螽斯》、曾劍的《岳父的桃林》、王新梅的《泰山石》、王若虛的《此地無銀》、李晁的《婚禮》、諶容的《信不信由你》、莉莉陳的《回響》、謝絡繹的《黑蟒》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晚安》聚焦于患胰腺癌的母親的病痛，小說中母親每個痛苦的細節，甚至是眼神，都牽扯著讀者的心，最終身為警察的兒子只能用安眠藥幫母親結束了病痛。這個文本關涉道德與法律、親情與倫理，在這兩種關系中演繹著人間的悲歡離合。《回響》也關注老年人的病痛問題，捕捉到人面對死亡時的各種情緒細節。《黑蟒》聚焦老年人的情感寄托，黑蟒、茶室、茶香以及過往的茶客，還有濃郁的街坊情共同構建了人間煙火氣息的時空，溫馨感人。《過程》帶有鮮明的紀實風格，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呈現了退休過程的微妙心態。《此地無銀》塑造了一位得了被迫害妄想癥的老娘形象，具有文本意義上的獨特性與豐富性。難能可貴的是，作家諶容又在2022年推出了《信不信由你》，關注老年人的炒股問題，顯示了經典作家的旺盛創作力。

2022年的中短篇小說創作除了上述提到的10個關鍵詞之外，還有如下關鍵詞值得關注：縣城敘事、時代晴雨表、另類人生、科技異化、新歷史書寫。縣城在文學地理場域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作用，既可上達城市，又能下接鄉村。具有2000多個縣城的中國因其豐富多彩的縣城特色，從而形成了廣袤的風格各異的敘事場域，并在物理時間軸上刻畫中國老百姓如何一代代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黃孝陽生前是縣城敘事的大力倡導者和實踐者，在2020年寫出了《縣城報告》系列小說，應該得到文學歷史的銘記。2022年中短篇小說創作中，張惠雯的《美人》《縣城美人》系列作品以回望的方式書寫氤氳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縣城上空的美好而憂傷的情感氛圍。魏思孝是新時代鄉土作家的典型代表，他試圖勾勒出當代中國農民群像的深度精神刻痕。《配偶》是2022年的短篇新作，關注從縣城進入城區工作生活的公交司機的情感困境。文學是時代的晴雨表，面對新時代從城市到鄉村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文學創作如何快速而準確有效地切入當下正在呈現的時代場景，這無疑考驗著作家的現實敘事掌控能力。老藤的《眾神之山》聚焦新時代鄉村的山鄉巨變，在歷史與文化的鉤沉中，在經濟與生態的矛盾沖突中，探索出了山鄉巨變與生態融合發展、和諧共生的新道路。沈念的《金釘子》塑造了新時代鄉鎮基層干部的形象，他們身處新時代山鄉巨變的第一現場，面臨著來自工作、生活的巨大困難，還有不斷被質疑的精神困境。這個短篇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上世紀90年代“現實主義沖擊波”中經典作品何申的《年前年后》，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金釘子》是向《年前年后》致敬之作。秦北的《中關村東路》題材新穎，聚焦國產芯片行業，尤其是難能可貴地塑造了高科技創業領軍人物任大任這一典型人物形象，任大任就是我們當下文學反復呼喊的時代新人形象。王威廉的《人性格式塔》和徐小雅的《停車暫借問》是關注有缺陷身體而造成心理困擾的作品，展現了另類人生的困境，令人嘆息同時又心生悲憫。科技對人類的異化問題一直是作家所關注的點之一。周大新的《云兮云兮》充分體現了經典作家對現實問題的敏銳觀察力及問題意識的前瞻性，在當下文學中確立了人與機器人的審美對照關系，以及由此所引發的關于道德、人倫等問題的深入思考。曹軍慶的《義肢》在荒誕的敘事腔調中反映出了真實的關于人是如何被科技異化的敏感問題。新歷史書寫指涉文學化重構歷史。邱華棟的《高昌三書》《于闐五部》、羅偉章的《將近兩千年前的一樁懸案》、東君的《與楊志共飲》做出了很好的嘗試，他們將筆觸伸向了廣袤的歷史，在對歷史人物及歷史小說中人物的重新塑造與敘事中更加注重新生內涵的注入與人物形象的現代演繹，呈現出了歷史解讀的無限可能性。

（作者系《小說月報》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