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川大學等單位主辦的“文明書寫與文明互鑒”高峰論壇近日在線上舉行。四川大學校黨委書記甘霖、副校長姚樂野，四川大學教授曹順慶、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張江、吉林大學教授張福貴、上海交通大學教授王寧、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文學部主任張跣、中山大學教授彭玉平、武漢大學教授李建中、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胡曉明、四川大學特聘教授西奧·德漢等參加論壇，圍繞“中國闡釋與文明形態(tài)”、“中國視角與中國價值”、“文明書寫與中國智慧”、“東方視野與西方聲音”等四個主題進行討論。

甘霖以“因闡而變”為題談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深刻演進。在諸關鍵變量中，中國的崛起及其走向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國的問題，政治經濟只是其表，文明文化則是其里。從文明文化的深層、長程坐標觀察中國問題，尤為必要。他以《大學》為例，認為中國的傳統(tǒng)經典是有當代價值的，并且蘊涵著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在數千年歷史中，對傳統(tǒng)經典的闡釋有其規(guī)律可循，可謂“因闡而變”，還會因時代的需要通過新的闡釋而實現(xiàn)文本的功能再造。為了深化文明交流互鑒，可以在比較的視野中進行闡釋，在對話的基礎上進行研究。

曹順慶針對“重寫文明史”問題提出，人類歷史已經進入新的變局和多元格局之中，我們必須對世界格局和文明互鑒有更加深刻的認識，有更為主動、更有分量的發(fā)聲。應當用人類文明互鑒的事實，批判文明沖突論，打破“西方中心論”和各種文化偏見。“重寫文明史”就是一次主動發(fā)聲的機遇，中國學者應借此言說自身的文明觀、書寫自身的文明史，由此延伸到各個學科史，構建文明新話語，獻策于當下的文明互鑒和全球治理新格局。

張江以《說文解字》為基礎，對漢字“闡”的豐富意蘊進行挖掘。他認為，唯有打開隔障，互相開放，建構合理之主體間性，闡釋方為可能。個體闡釋必須求之于公眾承認，在爭取公眾承認之過程中確證自己。所謂的對話，應當是主體之間平等的交流與協(xié)商。正當之闡釋，應以建構平等對話為目的，通過對話，實現(xiàn)交流，完成闡釋。

張福貴以“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與文化自信”為主題談到，“文化融合”的重要前提在于不回避文化沖突的事實和不放棄政治斗爭的需要的同時，應當盡最大的努力創(chuàng)造“和合文化”環(huán)境和機制。越是分裂的時代，越要強調統(tǒng)一，越是多樣性越要看到其背后和未來訴求的一致性。新形態(tài)具有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本土與外來文明、革命文化與改革文化的融合性特征。

王寧聚焦“世界文學研究的中國視角”，認為世界文學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語境中有可能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一種世界性的文學正是通過不同的語言來表達的，因此世界文學敘述也應該是“復數的形式”。我們應當建構一種世界文學的中國版本，并更深刻地參與到世界文學研究的國際討論之中。

張跣從文明互鑒視角重審薩義德東方主義的價值與局限，認為薩義德的理論讓我們認識到，在東方主義話語背后體現(xiàn)出來的東西方關系是一種權力關系、支配關系，一種不斷變化的復雜的霸權關系。這對于我們在學理和歷史層面沖破西方文化霸權，發(fā)展一種文明互鑒的歷史觀價值觀具有重要意義。但他對文化認同的流動性和世界性的一味宣揚，容易導致無視文化認同的民族性根基，最終可能走向虛妄的境地。

彭玉平以“文明的兩重書寫：文學史與學術史”為主題，通過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回溯提出，無論是文學的現(xiàn)代性或后現(xiàn)代性，都是以文學性為基礎和前提。中文學科的底色，是以文字、語言支撐起來的文學性，在文學史和學術史書寫中，堅持對文學性的關注，有助于遏制批評當中的虛無之弊。

李建中以“文明書寫與兼性智慧”為主題，結合《文心雕龍》中的《原道》《宗經》等中華文化元典，闡述了“兼”字背后對應的傳統(tǒng)文化基因——兼性智慧。他認為，文明書寫的一切要素皆兼通于“道”：作為形而上的“道”（理性和觀念），作為形而中的“道”（方法和技藝），作為形而下的“道”（文本和物態(tài)）。

胡曉明以錢鍾書作為文明互鑒和中西文學比較研究的典范，認為錢鍾書以超人的博學和豐沛的活力，創(chuàng)造性地打通古今中外，前所未有地活化傳統(tǒng)經典。當然，每一個學者都可能存在自己的時代局限性，這更加值得我們警醒，在做研究的時候，應當參照各種不同的觀點，客觀地了解，深入地探求。當今文明互鑒，更須博識精思。

西奧·德漢通過回顧撰寫《文學：世界史》中歐洲文學史章節(jié)時的經驗，分享了其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他認為，全球化和行星化的問題，正在決定性地改變著整個文學景觀和世界范圍內的文學研究。而作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研究者，我們的任務在于闡釋這些變化和挑戰(zhàn)，使之成為一種更具共識的文學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