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裔旅法作家胡黛·巴萊卡特（Hoda Barakat, 1952—）堪稱當代阿拉伯流散作家翹楚，2019 年憑借書信體小說《夜信》（The Night Mail, 2018）①斬獲當年阿拉伯小說國際獎（The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abic Fiction）桂冠，成為阿拉伯當代文學史上第二位榮膺該獎項的阿拉伯女性作家。小說甫一問世即刻引起國內外評論界關注，英譯本也于次年發行。小說以五封缺頭少尾的神秘信件為基本敘事要素，勾勒出瀕于社會邊緣的當代阿拉伯流散者的生活原貌，通過將不同人物的流散經歷與邊緣體驗巧妙串聯的方式凸示巴萊卡特對戰爭、性別、宗教、流散等題旨的凝思。目前學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挖掘小說主題內涵方面，相關論述涉及流散者身份危機、精神創傷與文化立場等。有論者以空間美學為視角，論述作品中錯落的時空維度與人物矛盾心理之間的關聯（Deeb 23）；也有論者聚焦小說中邊緣人物的奇詭經歷，用人文主義之光觀照當代阿拉伯流散者難以跨越的心理深隙與情感癥候（Abdel Hamid 78）。國內學者也注意到巴萊卡特在其創作中致力于書寫方式的創新與突破，并指出“該小說以立體敘事的方式將多維的時空和碎片化的主題巧妙地揉和在異鄉孤獨的旋渦中”（吳昊239）。筆者認為，該作品之所以能從眾多入選佳作中脫穎而出，除了強烈的現實關切與歷史暗指之外，還源于作者精巧構思的敘事策略和極具實驗色彩的構型方式。整部小說如同作者潛心營筑的文本迷宮，而讀者的閱讀過程仿佛置身其無序、重復、多歧的迷宮形態內不停游走與兜繞。而與此同時，作者又頗具策略地通過一些似有似無、似像非像的參照物引領讀者通向迷宮出口，以期實現小說外部結構與內在主題的相互指涉。本文試圖仿照迷宮的建筑特性分析《夜信》的敘事結構，考察作者如何運用文本迷宮形態反照當代阿拉伯民族迷宮般的生存境遇。

01文本迷宮的建構：“敘事要素的空白”與“記憶的不可靠性”

自古以來，書信一直被視作是一種在特定語境下傳遞信息與情感的文本形式，而以書信為載體的文學創作最早可追溯至羅馬時期。在此基礎上演化而成的書信體小說是將書信作為基本敘事要素，編排故事情節、建構敘事模式、描繪人物形象，因此它的獨異之處在于兼具書信與小說二者的共性特征。英國作家塞繆爾·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小說《帕米拉》（Pamela, 1740）開創了書信體小說先河，借書信體的外部框架和“寫至即刻”（Writing to the Moment）的新奇筆法呈露女主人公帕米拉·安德魯斯（Pamela Andrews）獨特的心理世界和情感體驗。通常來說，寫信者和收信者在書信體小說中常由敘述者和受述者扮演，其間常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和視角敘述故事，以此增加文本的真實性、可靠性和可讀性。然而《夜信》卻與傳統書信體小說相背離，它以敘事要素的空白和記憶的不可靠性構建出挾有多變、含混、無序、碎片等屬性的文本迷宮。小說以五封分別寫給女性戀人、男性情人、母親、兄弟和父親的信件開篇。這些稀松平常的書信既缺少寫信者姓名，也未見收信人信息，更為怪譎的是郵寄地址或郵政編碼等關鍵要素也未在文內顯露。例如，第二封信皆以省略號起筆和收尾，營造出一種唐突慌亂卻又言之不盡的閱讀體驗：“……一陣困意襲來，〔……〕”②（31）；“〔……〕人不應該像鹽溶于水般憑空消失。若我再次遇到他時，我將……”（48）

這種敘事要素的空白和信件必要信息的闕如給讀者的閱讀體驗造成了一定挑戰。從交流過程來看，小說中的每封信皆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向收信人（受述者）單向敘述的方式完成整個敘事過程，并以多變的語言形態、無序的敘事時間和碎片化的故事情節搭建起彼此獨立的敘事空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只能將作者對寫信人時疏時密的心理刻畫以及與收信人間含混模糊的人物關系視作唯一媒介，以此建立關于敘述者與受述者身份信息的主觀認知。第一封信中，敘述者通過閃回的方式向許久未謀面的女友坦露自己近況，讀者僅能透過“我”的獨白和“我”對“你”的單向交流片面地捕獲情節碎片：“或許我該考慮去往其他阿拉伯國家生活，黎巴嫩或阿曼？接著我開始思考，如果沒有居住證該如何在這里生存。非法移民在這里無法找到工作，絕無可能〔……〕”（27）；“你說的對，我能帶給你什么樣的生活？我現在身無分文，瀕于落魄的境地〔……〕”（25）透過這些信息碎片，讀者或能連綴起對敘述者身份信息及其人物關系的想象性感知。由此觀之，作者在小說中賦予了敘述者（寫信者）自我言說和同不在場的“你”（收信者）對話的功能，讓敘事節奏在一種漫漶隱晦的話語風格中緩緩推進，而讀者只能在敘述者欲言又止、時言時止的敘事進程中捕獲文本之外的涵義。

時斷時續的敘事節奏和碎片化的信息拼貼使文本結構艱澀繁雜，甚至可能導致意義鏈條的斷裂，但這正暗合了巴萊卡特的敘事策略與創作意圖。即是說，讀者需要在她刻意建構的文本迷宮中迂回折返，憑借閱讀經驗和主觀想象對整個閱讀過程反復修正與調試，通過拾獲字里行間被疏漏的意義遺珠實現對整個意義鏈條的彌合。為了使敘事更切近迷宮含混、神秘的建筑屬性，最大程度地增強審美張力，作者并未讓敘述者依據線性時間對流散經歷進行傾瀉式的演繹，而是將敘事的窺鏡植入私人記憶深處，通過對個體記憶不可靠性的窺視激發讀者對文本真實性的質疑。書信體小說是一個能夠反映寫信人某一瞬間的心理情緒與精神狀態的重要載體。然而，敘事要素的空白使每封信件的撰寫時間無從考證，甚至連具象的時空信息也被刻意遮蔽，讀者只能依據信件語言的時態變化大致判定敘事時間。五封信件的敘述者大都以過去時態切入對家庭舊事及主體關系的憶述。透過這些定格的記憶，讀者會對寫信人的流散經歷與創傷形成過程作出預判，進而與他們委頓絕望的精神狀態形成共鳴。這些記憶宛如一面面嵌置在迷宮甬道間的棱鏡，每一支光束都散射出微妙卻又模糊的幀幅。第一封信的敘述者透過回憶向女友講述了童年時的不幸遭遇和惡劣的成長環境，以此反思悲慘的幼年經歷對其當下感情生活產生的消極影響。其中既有對家庭秘事的坦率告解，同時又摻雜著對舊時戀人的感懷情愫；第二封信中，敘述者追述了與前夫間失敗的婚姻關系，以記憶之痛反襯當下渴望同異國情人幽會的迫切心理；在第三封寫給母親的信件中，敘述者痛訴童年時因生性怯懦慘遭父親毒打，后逃離家庭并加入反叛組織，直至最后戕害人命的奇崛經歷，以懺悔者的口吻哀求母親寬宥；第四封是由姐姐寫給兄弟的信件，她以冷峻的筆觸指摘母親重男輕女的性別觀念和利益至上的價值準則，回溯自己因迫于營生從酒店服務生淪為妓女的悲慘境遇；第五封信的敘述者是一位男同性戀者，通過對異化的父子關系和畸形社會倫理觀的自我反思披露極端社會環境下父權制對邊緣群體身份話語的規訓和對道德自由的圍剿。

然而，五位人物的自我言說是否能喚起讀者對其“親歷性”的認同與理解？顯然，敘事要素的空白使巴萊卡特未能在信件開頭與讀者建立起勒熱納（Philip Lejeune）所言的“自傳契約”，他認為“在自傳的開頭作者必須與讀者訂立一種真實性承諾或約定，承諾他所講述的是真實的，以求得讀者的默契和理解”（轉引自丁冬 74—75）。《夜信》中，“敘述者基于主角自身的意識來敘述其所遭遇的世界”（熱奈特 129），雖然在形式上因襲了自傳文體的衣缽，但卻因作者未對敘述的“真實性”做出承諾或擔保，因而模糊了書信作品應有的真實性與客觀性。阿特曼（Janet Altman）曾用“魂靈”（specter）闡述信件的生成過程。他認為“寫信不僅是在與收信人的魂靈交流，同時也是寫信人在同他/ 她自身的幽魂交流，而后者恰恰就在寫信人書寫這封信件的過程中在自己手下悄然成型”（轉引自張逸旻 32）。信中承載的大量回憶性敘述均在“寫信人”的筆下匯集而成，這些在悲慘現實和巨大創傷面前被刻意記錄的回想片段昭示出一種記憶的頹勢和無意義的所指：“回憶本身與美好并無關聯，記憶美化了一些對無法再現的事物的渴望”（41）；“現在我已年近五十，卻常?；貞浧鹪S多往事?？墒怯洃浀囊饬x又是什么？”（43）五位敘述者憑靠記憶批判母國乏善可陳的社會環境和以男尊女卑、權威膜拜為表征的文化痼疾，宣泄出一種難以名狀，卻始終縈繞心頭的復雜感情體驗。然而，這些以懺悔、憎恨、懷舊、猜忌為標記的私人記憶片段皆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進行敘述，它們在形成主體創傷體驗的同時不免讓讀者陷入對記憶可靠性的判斷或猜疑，因為“對不可靠敘述的探討往往涉及的是第一人稱敘述”（申丹、王麗亞 82）。此外，由于受述者的失語和不在場，這些片段只能成為漂浮在敘述者個人回憶深處，難以被證明和擔保的不可靠記憶?！叭藗兂３Ｗ杂X不自覺地將對細節或片段的回憶，置入一個對于他們的身份認同感和人身經歷來說具有更大意義的背景之中”（彭剛 8）。值得注意的是，記憶的不可靠性卻為巴萊卡特提供了書寫潛能，使她能夠真實還原當代阿拉伯流散者對歷史與記憶的刻意抵拒，以及在面對空白與縫隙時無意填補的頹唐之態。此外，它在不斷豐盈敘事迷宮神秘性的同時隱秘地推動整部小說的敘事進程，讓讀者在對故事真實性與記憶可靠性的揣度中持續追覓迷宮背后的真相。

02在迷宮中游走與兜繞：參照物的設置

在完成迷宮框架的搭建和閱讀線路的規劃后，讀者將以“探行者”（maze traders）的身份按圖索驥地在文本迷宮內游走，在發掘通往文本意義不同路徑的過程中探尋每封信件背后的語義中心?！皩τ诿詫m探行者而言，迷宮意味著親身經歷的接二連三的黑暗洞穴”（阿達利 18）。當讀者耽于秉燭隧中式的閱讀體驗時，或因作者策略性的敘事懸念而陷入頓滯的僵局，因為“迷宮文本不斷將讀者置于選擇處境的敘事技術”（高文婧 122）。于是他們只能不停地徘徊、調轉，甚至碰壁，恰如彈珠在物理空間中的隨機運動。此時，巴萊卡特在文本迷宮中刻意造設了一些參照物，為深陷迷局的“探行者”提供漸變多元的閱讀體驗。

《夜信》共包含三個章節。從表面上看，第一章《窗后》中的五封信件似乎被隨意呈現在讀者面前，它們既缺少序號，也未被編碼。這種散焦式的鋪排結構宛如迷宮內疊繞交錯的岔路（forking paths），而非由此至彼的單行道。讀者可任意拆讀其中任何一封信件，不同的讀信策略將開啟不同的意義世界。但讀者的路徑選擇如若導向意義的歧變或中斷時，他們則不得不折返或在岔路間不停兜繞。實際上，讀者在執行閱讀任務之前，巴萊卡特已在小說內部安插了一些參照物與情境要素，幫助他們依據預置的游戲規則感知文本迷宮的構造形態。易言之，信件在排布方面呈現出的無序性實際是作者刻意而為之，是為讀者預設的一種閱讀信號。若讀者依次閱讀完這五封信后，則不難發現后一封信的撰寫者正是前一封信的閱讀者，即每一位敘述者（寫信者）都意外地獲得并閱讀了由前者撰寫的信件，又在其故事的啟發下萌生出撰寫信件的靈感與動機，開啟了“屬我”的新敘事。這種在無序中煥啟秩序并依次重復的傳遞模式便是作者安插在迷宮岔路間的一種參照物，讓徘徊歧路的讀者仿若暗室逢燈。小說中第二封信的敘述者在賓館床頭柜內發現了第一封信，并對其來歷與信主人的身份展開了猜測：

我在賓館服務手冊的夾頁內看到了這封信，它讓我感到非常不安。信主人曾在附近的廉租屋內寫完了這封信，可是它怎么到了這里？對了，這是一封缺少信尾的殘缺信件，我不禁為它的主人感到擔心。（32）

第三封信的敘述者在機場撿拾到第二封信的碎片并將其拼湊完整。字里行間俯首皆是的孤獨感以及筆者對異國情人近乎病態般的懷戀喚起了他給母親寫信的動機：

實際上，是一位不久前還坐在這里的女人給了我寫這封信的靈感〔……〕。她走到垃圾筒旁，坐了下來，順手掏出一張褶皺的信紙讀了起來。約莫半小時后，她撕碎了手中的信紙，大步邁進出發廳。我將紙屑撿了起來，想看看究竟發生了什么〔……〕。她是一位正在等待愛人或舊情人的女人。然而那位心上人卻始終沒有露面。（52-53）

作者將“讀信”—“寫信”的傳遞模式設定為隱形參照物，持續推動小說敘事進程。第三封信被第四人在飛機座艙的縫隙中找到，而第四封信則遺落在信件主人曾工作過的酒吧柜臺里，最終落入第五人之手。由是觀之，原本雜亂無序的故事情節在作者預設的參照物的指引下依次鋪陳開來，它不露斧痕地將結構的無序溶解在隱秘的規則與秩序中，用意義的圓滿逐漸填補了敘事的空白。這些參照物如一個個被疊套在一起的密鑰，為讀者開啟意義之門提供著線索。而與此同時，讀者正以歷時性的感知方式在迷宮甬道內游走，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意義選擇。

為了從第一人稱敘事的不可靠性中暫時剝離出來，作者在小說第二章《機場》中賦予暗隱于文本之內的受述者言說的功能，讓他們從受述者身份轉變為敘述者身份，從原本被動的失語狀態切換至主動向讀者宣泄情緒、回應疑惑的積極言說狀態。這種敘事身份的轉變不啻為另一種參照物，發揮著引領讀者多維度感知人物艱窘命運、探求故事真相、最終通往意義中心的功能。這一章同樣以五封缺頭少尾的信件作為對前章內容的回應，讀者依據先前積累的閱讀經驗不難推斷出它們正是寫給五位敘述者的回信。信中，他們以全新的敘述者身份向讀信人遞送信息符碼，使橫亙在寫信人、讀信人與讀者間的意義閾界得以融通。

在第一封回信中，女性敘述者對愛人的不辭而別深感厭惡，猜疑他的憑空消失是否暗示其已另有新歡？甚至不惜對他施以報復。“我有時會不住地望向他屋內的窗簾，希望能從后面窺到他眾多情人中的一個。其實我的深層動機是復仇。但我又在試圖尋找暴力行徑背后的真實目的”（98）。第二封回信中，未能現身的神秘舊情人因飛機晚點而錯過了跨國幽會：“在飛機晚點近十個小時后，我抵達了機場〔……〕可我為什么要來這里？是什么讓我在暴風之夜從家中偷溜出來？難道就是為了被她耍？只為看一眼那個相識已久的女人？該死的好奇心”（104）。從敘述者的自我譏謔中不難察覺這位姍姍來遲的舊情人是位已婚男士，這或許讓讀者對原信女主人近乎囈語式的情緒宣泄與心理訴求產生共情或認同。而在第四封回信中，仍在獄中服刑的弟弟以男性視角下的性別倫理觀為由，對姐姐從事色情服務表達出驚愕與憤懣：“我的姐姐竟成了妓女？！主?。≌埬愀嬖V我那個小女孩去哪了？我的姐姐去哪了？”（114）這些跨時空的回信是受述者向敘述者進行逆向交流并實現敘事身份轉換的途徑。從獨白式敘事向復調式敘事的過渡使敘事主體話語的單一性在跨時空的雙向交流和不同態度與立場的齟齬中得以消解，從而幫助讀者更客觀、立體地了解信件主、次要人物故事的來龍去脈及其所關涉的情感關系與道德立場。

“讀信”—“寫信”的傳遞模式和動態轉換的敘事身份是讀者在迷宮岔路間推演前行時賴以憑靠的參照物，它們如一個個載有信息內核的馬賽克，在拼貼敘事空白和削弱記憶不可靠性的同時，迫使讀者不斷地折回上下文對文本意義進行再選擇。“閱讀的折返與修正進程也常與迷宮路線的參照物有關聯”（高文婧 120）。這種折返式的探行軌跡正是文本迷宮道岔結構的參照與印證。小說中，作者刻意嵌入許多以重復為表征的情境要素。如第一章的五位主要人物皆在眺望“窗后”被夜帷籠罩的景觀時不禁感懷，隨即開啟了信件的撰寫。同時，信件的主、次要人物又在機場、賓館、酒吧等同一空間內完成敘述者與受述者身份的互換。這種重復化的表象還不斷以物的形態及其文化符指接連顯影，通過“腐爛的墻壁”“易壞的床墊”“碎裂的水杯”“漂浮的羽毛”“氤氳的雨天”“昏暗的燈光”等一系列物性特征實現對懷舊、破碎、迷離、漂浮等涵義的寓指（allegory），渲染出一種“即視感”的閱讀體驗。除了上面所言及的，文中的復沓手法還體現在人物感情基調的同質性與命運經歷的一致性。戰爭、暴力、貧窮、專制、集權迫使幾位人物流落異鄉，然而地理的位移并未帶來生活的富足和精神的安定，“此心安處是吾鄉”的美好憧憬在顛沛流離中被沖淡，孤獨感、無助感、危機感與失落感逐漸糜集成他們統一的人生底色。重復化的情境要素讓讀者不斷陷入似曾相識的敘事場景中，而它所搭載的參照物功能并非為讀者指明通往迷宮出口的正確路徑，而是用不斷復現的景觀意象將讀者墜入難以解鎖的敘事圈套，迫使他們對迷宮路徑及文本意義不斷地修正與探尋。

03閉環式迷宮的意義：對阿拉伯民族迷宮之境的映照

當破解敘事迷宮的線索在參照物的指引下昭然若揭時，有關小說人物身份的不可知論和以書信結局為核心的閱讀期待再次讓讀者囿于迷宮之中反復兜繞。這些無名之人是生活中的真實人物？還是作者憑借敘事策略建構出的虛擬人物？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跨時空的雙向交流是否意味著阻滯意義流動的藩籬被徹底推翻？作者在第三章《郵差之死》中對讀者的諸多疑惑作出了回應。

本章中，原本交替發聲的幾位人物悄然隱退敘事舞臺幕后，一位以“我”自稱的“郵差”高調登場，并以獨白的方式道出了當今因郵政業癱瘓導致信件無法被投遞的窘境。“那些無法被送達的、被堆積在一起的信件，其寄件人或許對其一無所知。〔……〕一些地區已被戰爭摧毀，原有通訊地址早已不復存在”（125）。郵差的突然出場封鎖了新的敘事岔路，使整個敘事進程戛然而止。他以神的口吻替囿困于迷宮之中的讀者作出了一個預判，即眼下的場景不通向任何地方，并將讀者拖入無路可走的 “死胡同”中。與此同時，原本不斷為讀者提供線索，指引出路的參照物也隨著敘事迷宮變化不居的復雜結構逐漸式微，尋找中心或出路的閱讀期待已無法實現。郵差對信件終極命運的定論也否定了它們作為“物”而延宕出的價值意義?！八鼈內鐝U紙般被堆放在街頭巷尾的角落里，或許早已被人焚燒了。人們已不再對信件能被順利投遞抱有任何期望”（125）。承載著不同流散經歷的書信難逃被遺落和被燒毀的黑暗命運，原本發揮信息交流功用的“夜信”最終卻淪為戰爭廢墟下的文字垃圾。巴萊卡特透過“死信”的無價值與無功用暗指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當代阿拉伯流散者的邊緣性、附屬性和沉默性等身份特質，引導讀者反思時代轉型下的阿拉伯民族從文明向蒙昧的逆退，拷問宏大歷史潮流中個體意義的缺位。

郵差的宣判意味著尋找出口的信念被強行切斷，從而使整個文本迷宮形成一種無出路的閉環結構。然而，結構層面的閉合無法阻擋文本意義的生成與延續，更難以抵拒身陷囹圄的阿拉伯文化精英們對民族命運頑強、執著的探索。胡黛·巴萊卡特筆下的敘事迷宮以文學領域的先鋒之態為當代阿拉伯民族確立了一個新異的文學范本，它既與阿拉伯國家社會歷史建立起有機關聯，又借閉合式的迷宮地形映照當前阿拉伯民族迂回曲折、難以走出的生存絕境。小說中一封封無法抵達的信件喻指整個阿拉伯國家波譎云詭且難以預知的民族命運，信中一個個被困頓無望的悲觀情緒裹挾的小人物正是每一個流落異鄉的阿拉伯人的縮影。小說中，郵差示例性地詮釋了從個體到民族再到國家所經歷的災難性體驗：

身為一名郵局職員，我卻無法奔走街頭遞送信件。戰爭或從頭頂降落，或從地獄迸發而出。沒有人了解怎么了？又或是為什么？“伊斯蘭國”，“伊斯蘭國”，他們這般回應道。一切生靈或四處逃跑，或暴尸街頭，又或躲藏在牲畜的圈棚里。（124）

阿拉伯人民經年飽受專制、腐敗、貧困、落后等社會頑疾侵害，“阿拉伯之春”的革命烈火曾燃起他們對自由與民主的渴望。然而，“這場變革早期帶有明顯的將‘革命’理想化、浪漫化的烏托邦特征，隨后逐漸呈現出嚴峻沉重、乃至悲觀殘酷的反烏托邦色彩”（薛慶國 20）。于是，革命的號角將原本迷茫徘徊的民眾引向了更為動蕩、復雜的亂局之中，整個阿拉伯民族逐漸落入一條撲朔迷離且望不到出口的“死胡同”。

第三封信的主人公自幼成長于嚴苛專制的家庭環境，為了讓兒子能夠成為“真正的男子漢”，父親時常對其拳腳相加。為躲避父親毒打，他決定逃離原生家庭，但卻不幸落入當地恐怖組織。在飽受監禁與肉體折磨后，他化身為效忠于該組織的情報分子，嚴刑拷打被擄掠的其他平民，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享受權利，成為父親期望的男子漢”（56）。從暴力的承受者向施行者的身份轉變未能改變他的生活原貌。而當他遠赴異國再度尋求生存希望時，現實中的流散衰景卻打破了他對西方式民主與自由的幻想。在一個無名的西方國家，他偶遇到一位當地女性，后者出于人道主義關愛對其施以援手，甚至將其接回家中共同生活。然而主人公卻始終對這位西方女性懷有芥蒂，一方面難以接納她開放不羈的生活習性，另一方面卻又擔心“有一天她會將我趕出家門，因為一切事物終有期限”（63）。囿于無法化解的矛盾心理，主人公最終將其殘忍殺害。敘述者在信中告解式的心理獨白折射出當代阿拉伯流散者對流散地人民持有的曖昧態度。這種既依附又剝離的中間立場使他們被幽禁在架設于故土與流散地之上、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迷宮通道中進退維谷。迫于無奈，他們只能在不同文化價值、道德觀念和宗教信仰撞裂而成的迷宮罅隙間舔舐傷痕，用逃避與懷舊回應光怪陸離的現實迷境，通過寫信達到一種自我告解式的情感宣泄。此外，多歧交錯的文本迷宮以其地形構造的差異性與多元性否定了官方歷史的單一性和宏大敘事的連貫性，并與占據阿拉伯社會主流且處于支配性地位的制度、規則與體系相抵牾?！澳行浴?、西方、理性、客觀性，在前者中居于支配性的地位。與此相應，女性、地方性、被殖民者、非理性、邊緣群體、主觀性等因素，就受到壓制，成了在大寫歷史中被驅逐或者邊緣化的因素”（彭剛 3）。小說中，女兒弒母、兒子訓父、妻子殺夫等與阿拉伯國家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相去甚遠的社會奇觀屢見不鮮，無不體現出由叛離、顛覆、反撥、攖犯所驅動的精神品格。然而，當傳統觀念中的“惡人”或“逆子”透過信件主動道出隱匿于罪行背后的原委時，一種基于生命化體驗的文學道德評判將僭越社會道德倫理的底線，使原本相互矛盾的觀念范疇彼此消融，從而喚起以“人”為核心的情感觀照?！澳赣H是我婚姻不幸的源頭。她將我賣給了后來的丈夫，而所得的彩禮我卻一分錢也未見到”（77）；“父親，我越來越怕你。我懼怕的不是別在你腰間的武器，或是身上散發出的男性威嚴，而是你開門時鑰匙的轉動聲，〔……〕還有你對母親施行的變態暴行，以及以捍衛國家為由對我們的教化”（88）。于是，現實中橫亙于善惡、愛恨、恩仇間的對立邊界在迷宮情境的浸潤下愈發撲朔迷離、漫漶難辨。

岔路叢生的內部構造和無路可出的閉環結構不斷地弱化讀者對迷宮中心的趨向和追尋，這暗合了以胡黛? 巴萊卡特為代表的當代阿拉伯流散作家反中心化的創作傾向?！兑剐拧犯σ粏柺辣闶艿桨⒗酥廖鞣轿膲毡殛P注。此前，作者已先后出版《笑石》（The Stone of Laughter, 1990）、《欲望的門徒》（Disciples of Passion, 1993）、《耕水者》（The Tiller of Waters, 2000）等多部佳作。這些作品頗受貝魯特“離心派”女性作家群體（The Beirut Decentrists）創作風格影響?！霸谶@一類作家作品中很難見到被大眾熟知或期望看到的文學范式，以及現代中東區域文學的顯著特點”（Cooke 4）。巴萊卡特刻意避開對阿拉伯主流文化的溢美與夸飾，以散焦的方式刻畫處于社會邊緣，卻在性別、身份、性格、心理等方面具有殊異性的人物群像。以《夜信》中的人物為例，其男性或是怯于面對現實，在情感糾葛中退縮逃避的失敗者；或是在暴力環境中成長，對權威無盡順從的偽善者；又或是在父權與伊斯蘭教倫理觀制約下畸形成長、不被世俗接納的男同性戀。這些男性人物與阿拉伯傳統文化中豪放不羈的貝都因人品性和文學正典中驍勇善戰的騎士形象之間存在霄壤之別，描摹出當代阿拉伯流散群體中男性氣概普遍缺失的文化怪象；而信中的女性人物則敢于挑戰高懸于自我之上的專制主義、神本主義、男尊女卑等封建保守思想。第四封信的女性敘述者以弒母行為作為對家長制的反抗，通過高呼“我將讓每一個男人重拾男子氣概，讓他們視我為值得被尊敬的女人”（79）試圖顛覆以男性為主導的性別權威，展現出當代阿拉伯女性敢于深入社會腠理、審思本源之癥的理性與勇氣。

當讀者由內而外地回望迷宮全貌時，不難察覺小說中的閉環迷宮其本質是一個自涉性的空間結構，它在參照物的作用下得以運行。而在整個探秘之旅中，始終未見真實作者胡黛? 巴萊卡特的身影。她僅以書信的形式將幾位敘述者和受述者的命運巧妙地串聯在一起，客觀地呈現他們失落的心理、異化的性格和艱窘的命運，同時將迷宮的內部結構同小說指涉的現實問題和阿拉伯民族困境作以對舉。可以看出，作者刻意避開阿拉伯主流敘事窠臼，摒棄對社會沉疴與文化積弊單刀直入式的介入，而以一種幽微隱曲的筆法聚焦社會邊緣人物，以遠觀的姿態窺視當代阿拉伯社會癥候。胡黛?巴萊卡特最大程度地掠去真實作者的身份印記不僅凸示她主動讓位于掌控小說文本意義的中心地位，同時也再次印證了迷宮敘事反中心化的結構特征。此外，作為貫穿文本始終的重要情境要素——“夜”，也以其多向的隱喻意涵隱秘地導向小說主題的闡發。它不僅為敘述者興發抒懷、撰寫信件提供了具象化的時空場景，巧妙地預示了信件不知所蹤的哀沉結局，傳達出故事人物郁結、凝重、憂沉的感情質地，還透過其幽微、朦朧、縹緲的美學意象讓讀者形成一種感官共軛式的通感體驗，即在聆聽信件主人自白的過程中切身感知置身迷宮中的個人、民族和國家所不能承受的“輕”。

“你們有你們的黎巴嫩，我有我的黎巴嫩。一百年后，你們的黎巴嫩及其子女將會怎樣呢？”（紀伯倫 199）這是旅美派文學旗手紀伯倫（Gibran Khalil Gibran, 1883—1931）在19 世紀末期以強烈的民族自省向祖國人民拋出的詰問。時隔一個多世紀后，出生在紀伯倫故鄉貝什里（Bsharri）的胡黛? 巴萊卡特試圖通過文本迷宮破解這一復雜且嚴肅的現實之問。她擬仿迷宮的建造技法，借用書信的行文特征，以極具反叛色彩的結構藝術營造出一個別出機杼的文學空間。其間既有敘事層面的后現代主義鋪陳，又有對當代阿拉伯流散者的現實主義刻畫，形成一種撲朔迷離的迷境之感。然而，作者對迷宮形式的關注無法脫離對外部現實世界的指涉。2020 年貝魯特港口大爆炸將歷史上經濟繁榮、社會開放、族群多元、教派共治的“中東小巴黎”幻化為找不到出路的現實迷宮，其廢墟已成為具有后現代隱喻的中東歸零地（Ground Zero of Middle East）。人民囿于其中積重難行，而理應幫助人民擺脫困局的政權卻因“長期缺位或頻繁更迭使國家落入治理危機，成為被族群和教派割裂的碎片化社會”（丁隆、劉國熙 155）。這種虛構躍入現實、現實反哺虛構的互文特征使作者筆下的文本迷宮具有強烈指涉性與關聯性。雖然《夜信》并未透露具體的空間信息，但虛構與現實疊加而成的迷宮標本正是當代阿拉伯國家困局的映照，旨在啟發當今阿拉伯人民反思如何破舊立新，撥亂反正，危中尋機，依靠自身力量在逆勢中實現身體與精神的雙重突圍。

此文原載于《外國文學研究》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