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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紀實版)2022年第10期|武歆:替父親書寫故鄉(節選)
來源:《中國作家》(紀實版)2022年第10期 | 武歆  2022年12月19日08:55

武歆,現天津作協副主席,文學創作一級。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長篇小說《歸故鄉》《密語者》《陜北紅事》《延安愛情》《重慶愛情》《四人行》等,長篇非虛構《三條石》,另有小說集、散文集、長篇報告文學,作品被改編電視劇、廣播劇。中短篇小說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新華文摘》《名作欣賞》《中華文學選刊》《作品與爭鳴》等轉載,小說和散文曾經入選多種年度文學選本。

 

第一章 去寧津

我聽見父親問,真要去?

我指著眼前的越野車,說,為了去寧津我新換了坐騎。

我看見車前有了父親的背影。因為陽光斜射,我瞇起眼睛,父親背影在陽光下膨脹起來。他摸著車門,動作很輕,像撫摸絲滑的綢緞。父親雙手又大又厚,即使是在流汗季節,手背照樣粗糙,手心滿是小口子,早沒有紋路。五個手指粗壯彎曲,像個功能齊全的扳手。

我對著背影說,摸不壞。

陽光中傳來父親呵呵笑聲,動作照舊輕柔。父親認為貴重的東西,上手時都會小心翼翼。雖說他手指粗大卻特別靈巧,會裁剪衣服,還會縫紉被褥、窗簾、沙發套。我結婚時穿的“中山裝”,就是父親連裁帶剪手工縫制的,至今我還掛在衣柜里。

我大聲說道,三個小時就能到達寧津縣時集公社時集村。父親沒有轉身,糾正道,早改名字了,現在哪還有公社?我說,時集公社改成了時集鎮,其他的沒變。

我知道父親的笑容肯定還掛在臉上。“寧津”和“時集”,無論何時說起來都會立刻改變父親心情。

我1969年上小學,轉過年來也就認識一百多個字,就被父親按在小板凳上,眼前是早就擺好信紙的小飯桌,讓我給“山東省寧津縣時集公社時集村”寫信。父親說一句,我寫一句,開頭永遠都是“姑姑、姑夫好,書芝好”。書芝是姑姑的女兒。我說,書芝又不是長輩,不能跟姑姑、姑夫一樣好。父親說,寫吧,都要問好。寫完開頭,接著寫“好久沒去信了,想念你們”,接下來是惦念的話和關心的話。我用了好長時間寫完,看著眼前歪歪扭扭的字,八歲的我覺得特別丟人。父親卻摸著我的腦袋說“好看、好看”。每次寫信,父親想不出詞時就會叫我編詞兒。我不會編。父親啟發我說,你要是離開你媽媽好幾年,你會怎么想你媽?我看著父親紅腫的鼓眼泡,不解地說,不是給姑姑寫信嗎,跟我媽有什么關系?姑姑又不是我媽。父親擺手,說我把他話聽擰了,繼續啟發我,你怎么想你媽,你就怎么想你姑,把你想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的那個意思……寫下來。

給山東寧津姑姑寫信,是我少年時代印象很深的一件事。當年編得什么詞兒已經記不得了,但信封上地址——山東省寧津縣時集公社時集村——我至今記得清楚,張嘴就能說出來。

父親的背影已經離開我的新車,看不見他的面貌,感覺他在望著不遠處的5G信號塔。我聽見父親說,你腦子真好使,地址還記得。我說我還會用寧津話講,我學著父親高亢的家鄉腔調,把“時集公社時集村”連說兩遍。

父親居住天津數十年,鄉音始終未改,說到“時集”時,尾音變得高亢,不管不顧地飛揚上去。我用“時集”發音,結識過很多在天津生活工作的德州老鄉。有在醫院做衛生的大姐,有在小區當保安的大哥,還有各種因緣遇見的路人甲和路人乙。因為“時集”我們一見如故,交流起來沒有障礙。我家門口有個手搟面小館,店內打工的寧津大姐每次見到我,都會贈我一樣小菜,或是花生米,或是海帶絲,或是涼拌土豆絲。她看我的眼神像是看著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

為什么因為“時集”能夠結識德州老鄉?時集村屬于時集鎮,時集鎮屬于寧津縣,寧津縣屬于德州市。

去寧津的日子越來越近,父親叮囑我選個好天兒走。父親非常在意天氣,無論做什么事,即使出門散步、理發,也要仰望天空,品頭論足一番天氣。出門看天是父親從小養成的習慣,我猜想與他16歲獨自遠行有關。那時候,天氣冷暖對于遠行的鄉下人來說是特別重要的事。

去寧津這件事我期盼已久。

1980年我陪父親去寧津。兩年后姑姑去世,姑夫拍來加急電報,父親以我的口吻回電“父親身體欠佳,不能回去,節哀順變”。我奇怪父親為何不回寧津送別親妹妹,父親低頭不語。我猜問,姑姑去世,老家沒人了,是吧?父親不說話,忽然笑了笑。父親笑得怪異,我沒見他這樣笑過。1980年我18歲,關于老家情況知道一些。姑姑身體不好,哮喘病,季節變換就會犯病;姑夫游手好閑,整日不著家,對姑姑說不上好,也說不上不好;書芝不是姑姑的親生女兒,是姑夫家遠房親戚的孩子,剛出生就給抱來了,不能生育的姑姑視為己出。

親妹妹去世,親哥哥應該回去,可父親不僅不回去,臉上也沒有悲傷神情。我替父親寫了那么多年“姑姑、姑夫好,書芝好”的家信,父親要求我像“想你媽那樣想你姑”,如今姑姑“不好了”,不回去送別已經生疑,為何還要微微一笑呢?很多年以后,我問過父親為何不送別自己的親妹妹?父親給出理由是“害怕”。害怕倒是理由,我知道父親是個怕死的膽小鬼,他60歲退休那年跟我講過一句話,人為啥要死呢,那邊冷吧?陰間小鬼兒長啥樣?但是即便有“害怕”因素,父親還是不能自圓其說。父親拿著親妹妹去世電報的場景——臉上露出詫異笑容的1982年的夏季黃昏——猶如燒紅的刻刀,吱吱作響在我記憶中。

40多年過去了,耳順之年的我再回籍貫地寧津。姑姑和姑夫已經遠逝,40年沒有聯系的書芝也不一定找到。我內心始終奔騰著無法抑制的情緒,迫切想要去寧津的心情,我自己都感到驚異。

妻子坐在副駕駛位置,拿出手機,打開導航,命令道,走。

妻子陪我去寧津,沒她在身邊,單純依靠導航,我心里不踏實。住了60年的天津我開車都會迷路,何況兩百公里外的寧津。妻子不會開車,但是陰天晚上也能分辨清楚東南西北。父親曾經耐心教我怎么識別東南西北,我總找不到感覺,生活中照舊“向左、向右”,或是“左拐、右拐”。父親對我喪失信心,嘴里嘟囔著“不識東南西北,人是要迷路的”。

從天津中心城區駕車去寧津縣,路過天津靜海區和津南區,改革開放前叫靜海縣、南郊區,從名稱能看出來這兩地是農村。現在公共建筑、住宅街道、人的穿戴和精神面貌,早已經沒有市區與郊區的區別。想起來也就是近20年的時間。

我看過一份資料,僅從城區面積變化就能看出天津發展。1911年天津城區面積16.2平方公里,比1840年增加了三倍,1949年達到了151.343平方公里。十年前一份勘探資料顯示,城區面積已經變成281平方公里,是1949年的5.3倍,是一百年前的17倍。現在的天津城區面積還要大,1151.05平方公里。

駕車去寧津還要路過河北省青縣、滄州、南皮、東光,從路線圖來看,猶如一只彎曲的胳膊溫情摟抱渤海灣。車子離開市區,駛上津滄高速。我望著前方,能想得出來的好詞匯,一股腦地涌上來,我學著播音員的腔調,說出好天氣的各種詞匯。

我似乎感覺坐在后排的父親發出愜意的笑聲,臉上笑開的皺紋猶如老家具包漿后呈現出來的木紋,閃著暗幽幽的光澤;我還看見他把嘴巴留在車里跟我搭話,眼睛卻探向窗外向遠方凝視。

父親在年輕時就不愛講話,沒事的時候靜靜地看天空、看樹木、看花草、看大地。到了晚年更不愛講話,與心絞痛和心臟供血不足有關,說話多了不好受。再有聽力也不好了,稍遠一點聽不清。還有母親也是父親不愛說話的原因之一。平日父親說句話,母親就會翻他白眼。父親要是沒看見,母親就會伸出一個指頭,點著父親的腦門要他立刻閉嘴。那時父親可能預知母親患上阿爾茨海默癥,所以無論母親說什么做什么,父親佯裝聽不到、看不見,照舊還是瞇瞇笑著的樣子。

汽車平穩地行進著。

我猜想此時向車外凝視的父親,一定在回想他的人生經歷。父親16歲離開家鄉,在來天津衛的路上險些丟命。這段經歷,父親講過無數次,每次講時都像是第一次講述,從他渾濁的目光中看不出激動也看不出傷感,是一種我無法描繪的神情。

父親選擇來天津衛謀生,主要是找他兩個叔伯兄長,我喊這兩人大爺、二大爺。他們在老城廂外的南門外大街開了兩間竹貨鋪子,出售竹竿還有各種竹編制品。南門外,顧名思義在南城門外。我小時候隨在父親屁股后面,去過無數次大爺和二大爺的竹貨鋪子。兩家鋪子緊挨著,除了臨街的兩個店面,后面還各有兩跨小院。第一跨小院堆滿了頂天立地的竹竿,翠綠色的、淡黃色的也有深黃色的,現在回憶起來,鼻子里還有竹子味兒。記得有一次父親替人買竹竿,大爺讓他去后院隨便挑,他擺弄著一根根竹竿,把大鼻子貼在竹竿上,一邊聞一邊說,竹子味能治病,可惜咱這天冷,種不了竹子。我問父親為什么咱這里不能種竹子?父親縮起脖子說,冷呀,竹子生在暖和的南方。那時天津冬季確實冷,掛著大鼻涕的男孩子多的是;用縮著脖子、雙手插進襖袖口抵御嚴寒的人,大街上隨處可見;胡同里公用水龍頭周邊,到了冬季結成晶亮的斜坡,小孩子們當滑梯來玩耍,哧溜兒一下滑出去很遠。那時候天津冬季冷到零下20℃,我小時候棉襖棉褲棉手套棉鞋,哪一樣都少不了,即使是全棉武裝,照樣凍傷過耳朵和腳指頭,又紅又腫,刺癢得抓耳撓腮。

我從后視鏡看了看后面座位,只有紅彤彤的兩個靠墊。車廂內飄浮著古舊的氣息。

汽車在高速路上繼續平穩行駛。只要是在路上,我就喜歡聽劉若英的《后來》,妻子用手機開始播放,“后來,我總算學會了如何去愛,可惜你早已遠去,消失在人海……”

憂傷感懷的情緒中,我好像再次聽到父親講述16歲時來天津的情景。我問妻子你聽到爸爸說話了嗎?妻子轉過身,看了看后座上兩個紅色靠墊。兩個靠墊中間正好是一個人的身量。父親坐在那里正合適。父親身體結實有力,可看上去并不臃腫,一輩子沒有小肚腩。

我和妻子同時聽到父親在講話,他說當年來天津衛可是沒有這樣的好天兒呀,一路上都在刮大風,天上刮、地上刮,鼻子眼里、嗓子眼里、眼窩里都是土,頭發絲里也是土。父親講述往事前,先要描述幾句當時天氣狀況,然后才開始慢慢講。父親的這個習慣,猶如過去勤儉持家的女人拆一件舊毛衣,必須先要扯出一個線頭,慢慢地拽,毛衣才能變成毛線團。父親嘴里的天氣,就像第一個扯出來的毛線頭。

父親當年離開寧津縣來天津衛,不是什么雄心大志闖蕩社會,實屬無奈之舉。那年父親家里災禍不斷。先是我爺爺醉酒后把伙計的鞭子搶過來,自己要趕大馬車,還沒走上半里地,醉眼蒙眬地撞死一個小男孩,被縣府抓走,賠光了家產,還被下了大獄,最后糊里糊涂地死在獄中。我奶奶精神錯亂,頑固地奔向死亡之路,兩次投井都被人發現并及時救助,最后終于在凌晨把自己懸吊在一棵茁壯的棗樹上。當時是八九月份,十多米高的棗樹上結滿了紅色的大棗,太陽熱烈地照在棗樹上,遠遠地看過去,像是掛滿了一樹的小紅燈籠。奶奶把自己也打扮成一個燈籠,穿著一身紅襖紅褲。奶奶被人發現解下時,身子僵硬成一根棍子,比棗樹棍子還要硬挺,已經被露水打得濕漉漉的。從發現奶奶上吊,到解下尸首、最后草草安葬,16歲的父親始終跟在村人身后,目睹了全部過程。父親跟我講過,他一滴眼淚都沒掉。爹娘都沒了,父親一夜之間變成穩重的大人。面對七八歲的妹妹也就是我姑姑,父親沒有一絲一毫的慌亂,始終鎮定自若。爺爺奶奶生有九個孩子,七個都是短命鬼,有在村外小河戲耍,不小心被水嗆死的;有得天花死的;有被人販子拐走的;有送給親戚的……最后只活下我父親和我姑姑。后來村中長輩出了主意,讓我父親到天津衛尋找叔伯兄弟,學點手藝,掙口飯吃。至于我年幼的姑姑,村中長輩認為不用發愁,年歲再大一點就嫁人。

津滄高速走了不到80公里,上了京滬高速。

妻子勸我把車開慢點。我開長途車,嗜好少,除了響著似有似無的音樂,再就是一遍遍聽劉若英的《后來》。我和父親一樣,無論開車還是坐車,都是不愿講話的人,一路上可以一句話不講,只是固執地把目光放遠。晚年的父親特別喜歡眺望遠方,遠方好像有一只放飛的風箏正在吸引他的目光。我在青年時代讀斯賓諾莎《倫理學》時,牢牢地記住一句話——“例如一個人如果有意去看一個遠距離的東西,這個意愿便使他的瞳孔放大,但是假如那人只是想要放大瞳孔,這個意愿卻不會產生所期望的結果”。我沒有把這句話講給過父親,他不喜歡名人名言,聽了,也不反對,只會不屑地撇起嘴巴。本來父親嘴巴就有點歪,再一撇,嘴巴就更歪了。我上小學的時候就喜歡在小本子上抄寫名人名言,有時還會把小本子上的名言大聲念給父親。父親不說話,只是聽。現在想起來,當時他眼睛里流露出來的是不屑一顧的目光。父親心中也有名言,他所有名言都來源于自然界的風霜雪雨,來自于他自身的坎坷經歷,來源于他自己對人世間的總結。

但是這一次去寧津,從一開始我就覺得自己話比較多,好像朦朧中的父親話也不少。

1980年的寧津之行,我和父親乘坐的是綠皮火車。路程細節記不得了,在時集村時光也只是留下碎片般畫面。那是我18歲第一次出遠門,也是父親16歲背井離鄉44年后重返故土。

寧津現在屬于山東,最早則屬河北省。原本也不叫寧津,叫臨津。1128年秋季的一場大水,把臨津縣城全部摧毀,后來東遷12公里,建起新城,古人為表達永遠安寧之意,遂改名為寧津。在元、明、清時期,寧津始終屬于直隸省河間管轄。1940年為了紀念烈士馬振華,寧津曾改名振華縣。但時間不長,1949年又恢復寧津。歷史上寧津先后隸屬渤海、滄南兩個行署;后又屬于德州、滄州兩個專區管轄;再后來,又隸屬于天津市、滄州專區和德州地區。1994年國務院撤銷德州地區和德州市,設立地級德州市和德城區,千年歷史的寧津這才不再漂泊,終于有了自己的最后歸屬——德州市。無論歷史沿襲還是文化習俗,寧津始終與河北省緊密相連,用放遠的歷史心態,把當下的寧津看作“京津冀”文化圈也未嘗不可。

從個人層面來講,我父親的人生經歷也是有著“京津冀”的時代烙印。

1980年我陪父親去寧津也有原因。當時我高考落榜,心情異常苦悶,本想復讀一年,但父親堅決不允,當著我的面甩下一句話,口氣硬得像鋼板像石頭——“家里不養吃閑飯的”。也是趕巧,天津一家生產水輪發電機的大型國有企業,面向全市招收高考落榜生,只要高考分數達到企業規定要求,經過面試和政審,就可以成為正式企業職工,待遇還不錯,第一年月工資21元,糧食供應標準每月43斤。我們學校也收到這家企業的聯發通知,老師讓我考慮一下,我回家告訴了父親。父親大喜,讓我立即報名。我還有些猶豫,父親不由分說,拉著我找到學校,當場替我報了名。因為我高考成績還不錯,相關材料報到企業后,很快就被企業錄取。

在等待上班的短暫時間里,我突然想去寧津老家看看。為什么萌生這樣的念頭,現在我已經回憶不起來了,可能是因為寫了那么多年“姑姑、姑夫好,書芝好”的家信,還有每次填寫登記表、政審表、入團表時,都會在籍貫地一欄填上“山東寧津”,所以18歲成年之后,由于無法言清的生命召喚,特別想去我的籍貫地。我把想去寧津的想法跟父親講了,父親滿心歡喜,立刻答應下來。那時候姑姑每次來信,都會邀請父親回去,再加上有我主動陪伴,這才有了1980年的寧津之行。也許是冥冥之中的親情召喚,我們從寧津回來兩年后姑姑病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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