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錢鍾書在牛津最感頭痛的功課 細說“古字體學”及其譯名

在中西文獻學比較研究中，關鍵術語譯名的厘定是基礎也是難點。Palaeography，我們以前“仍舊貫”譯為“古文書學”，也有人譯為“古文字學”，都不是特別準確。經過反復考慮，我們主張譯為“古字體學”，并在今年推出的《抄工與學者》中譯本修訂版中做了相應改動。這里簡單談談理由。

何以曾作“古文書學”

中國利用雕版印刷復制傳播文本，自宋代起就基本取代了抄寫傳播，宋版所依據的前代抄本幾乎都沒有留存下來。西方則是從15世紀開始用金屬活字印刷復制傳播文本，其所依據的古抄本，很多都還存世。中國古代典籍?？?，最早的證據，一般是所謂“宋刊元槧”。為了鑒別版本的時代早晚，于是有所謂“版本學”。相比起來，西方古代典籍的校勘，證據的主體是尚多有存世的古抄本。為了鑒別這些抄本的時代早晚，則有所謂“抄本之學（the study of manuscripts）”。

對抄本時代早晚的判定，主要依據各個時代的文字書寫的特點，所以這門學問就被叫作palaeography，以前多被譯為“古文書學”。除了文字書寫的特點外，作為冊葉形式的古抄本，其組成結構也有特點；相關研究后來成為“冊子本學”（codicology）?？梢哉f，西方對古抄本的研究和鑒別，以“古文書學”為主，以“冊子本學”為輔，兩者結合，大致相當于中國的“版本學”。

中國的版本學，已被稱為“絕學”，與之相當的西方關于古抄本的學問，就更令中國人望而生畏了。錢鍾書早年在牛津大學曾學習過這門課程，甚至還補考過。楊絳在《我們仨》中有生動的記述：

司徒（亞）是同學院同讀B.Litt學位的同學，他和鍾書最感頭痛的功課共兩門，一是古文書學（Paleography），一是訂書學。課本上教怎樣把整張大紙折了又折，課本上畫有如何折疊的虛線。但他們倆怎么折也折不對。兩人氣得告狀似的告到我面前，說課本豈有此理。我是女人，對于折紙釘線類事較易理解。我指出他們折反了。課本上畫的是鏡子里的反映式。兩人恍然，果然折對了。他們就拉我一同學古文書學。我找出一支耳挖子，用針尖點著一個個字認。例如“a”字最初是“α”，逐漸變形。

顯然，所謂“訂書學”，應該就是“冊子本學”；而“古文書學”，主要是關于字母書寫形式的歷史演變。

楊絳沒有給出“訂書學”的英文名稱，是有原因的。codicology一詞從法語進入英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事情。湯晏《一代才子錢鍾書》述及錢鍾書在牛津的學習經歷，把楊絳筆下的“兩門功課”當作一門課程：

惟最令他討厭的一門課是paleography。這門課程本身非常枯燥乏味，主要作業是從古代的書寫方法來辨認作者手稿，從手稿來鑒定作者書寫的年代。在印刷術沒有發明以前，全靠這種方法來鑒定。對歐洲學者來說，這是訓練治學的初步，且至為重要。這種鑒定無實用價值，英人天性保守，墨守成規，所以錢鍾書必須修這門課。錢鍾書的作業指定讀自11世紀以來，學者留下來的手稿，及裝訂書籍的方法……

這段敘述，說這門學問的核心是“鑒定”“書寫的年代”，將其與“版本學”（“印刷術沒有發明以前”）相對照，無疑是對的。

說“裝訂書籍的方法”是這門課程內容的一部分，也不無道理。我們請教過牛津大學講授這方面知識的教授、《抄工與學者》的作者之一N.G.威爾遜，他也認為只是一門課程。至于牛津大學當時這門課程的任課教授是誰，我們向牛津大學?？巳貙W院檔案館館長求證，她回復說應當是伊利亞斯·洛威（Elias Lowe，1879—1969）。值得一提的是，洛威教授是離任在即的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外曾祖父。

敘述中最大的問題，是其頻頻提到的“作者手稿”。英文manuscript固然可以指作者手稿，但在寫本書時代，更多情況下其實是指抄本。作者的時代是確定的，一般不需要通過手稿來判定其撰寫年代。要鑒定的，是作者身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所制作的抄本書的“書寫年代”，并以此來判定其文本的相對可靠性。

說“這種鑒定無實用價值，英人天性保守，墨守成規”，也完全不對。在西方這門學問的歷史也并不長，但在考據實踐中卻極有價值?！冻づc學者》在論及16世紀著名學者伊拉斯謨時指出，由于伊拉斯謨在“古文書學”知識上的不足，盡管其所擁有的抄本中頗饒古本，卻往往選擇后出的庸劣抄本，從而限制了其在文本校勘上的成就。

一直到17世紀末，學者們才開始對各個時代抄本的文字書寫特點有了較為明確的認識。這其中，有一個特殊的緣由。

17世紀末，在耶穌會和本篤會之間爆發了論戰。有耶穌會士撰文指出，據稱是646年梅羅文加王朝頒給本篤會的特許狀是偽作。本篤會士讓·馬比榮花費數年時間研究各種特許狀，系統總結出檢驗中世紀文書真偽的一系列標準，撰成《文書研究》（De re diplomatica）一書。后來伯納德·蒙弗貢在馬比榮研究的基礎上，聚焦于單個字母形體的歷史演變，將其知識和方法運用到希臘抄本書的研究和鑒別上，撰成《希臘古文書學》（Palaeographia graeca），為古抄本的年代鑒定奠定了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按照前人通常的做法將palaeography譯為“古文書學”，同時將diplomatics譯為“文書學”，其實是有問題的。首先，“文書”一詞存在歧解，一個指“字”或“書寫”（graph），一個指“公文”或“文書”（diploma）。其次，在西文中diplo matics和palaeography判然有別，盡管兩者淵源極深。第三，日本受西學影響所形成的“古文書學”，單指研究公文文書的學問。最后，現在中國關于官府文書、民間契約文書等的研究日益成為熱點，在這種情形下繼續將研究文字書寫時代特點的palaeography與之同稱為“古文書學”，的確有欠分明。

又何以作“古文字學”

Palaeography很早也被譯為“古文字學”。姚從吾1934年從德國留學歸來，在北京大學講授“歷史研究法”課程，在講義中就將德語詞“Pal?ographie”譯為“古文字學”。

今天來看，這個譯法雖然可以將其與相當于“古公文學”的“古文書學”區別開來，但是卻容易與中國的“古文字學”混為一談，而中國的古文字學與西方的palaeography非常不同。

一是兩者核心任務不同。正如2021年11月威爾遜在其題為“作為輔助學科的palaeography”的講座中所指出的，這個學科的宗旨主要在于通過厘清各個時期文字書寫的風格特點，判定相關抄本的抄寫年代，這與中國古文字學完全不同。中國的古文字材料，大多是各種形式的出土文獻，其書寫年代基本上是已經確定的。如吉林大學林沄教授指出：“古文字學的研究對象是待識的先秦文字，其任務是識讀未識及誤釋的先秦文字。”

二是兩者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不同。中國的文字學學科體系頗為復雜糾葛。從邏輯上講，文字學可分為普通文字學和具體文字學，而具體文字學則包括各種語言的文字學，其中“漢語文字學”就是“漢字學”。學界認為漢字學可以分為“古漢字學、傳統漢字學、近代漢字學、現代漢字學、漢字發展史、漢字傳播學、應用漢字學”。如果中西對標，歐洲的palaeography大約相當于“漢字發展史”的“應用性學問”，而不是“古漢字學”。從現實看，“漢字學”在中國往往被稱為“文字學”，而“古漢字學”被稱為“古文字學”。近年出土文獻大量涌現，“古文字學”成為顯學，幾乎有枝大于本之勢。

用中國學界當前的術語來說，palaeography屬于“文字學”，不屬于“古文字學”。

定名“古字體學”

我們認為，palaeography譯為“古字體學”比較準確得宜。

漢字是表意文字，實際交流所用的文字系統有數千單字。先秦出土文獻中的未識字，是當時文字系統的未發之覆?？坚屨吲疟认嚓P字形，以觀其同，以求其音讀語義，是對當時文字系統的厘清和完善，故而中國學者對先秦未識字的考釋關乎“文字”，是“古文字學”。

西方使用表音文字，其文字系統只有二十幾個字母。西方中世紀寫本的字體隨著時地改變而各有特點。研究者排比字形，以辨其異，借以判定相關寫本書寫的時代或地域。西方palaeography關注的是字母的具體書寫，在現代漢語中相對應的是“字”。

此外，表示具體書寫的“字”，與表示書寫系統的“文字”在運用上有所歧互。在現代漢語里，“這個人的字很好”，是指書法；“這個人的文字很好”，一般是指文筆。

與Palaeography相關的是前者。為了沿用前人的“古文書學”譯名，我們曾經將“文書”解釋為“文字書寫”，總歸還是不妥。稱作“古字學”也不成話。如果用一個復音詞來代替“字”，那么“字體”是最合適的選擇。

根據《辭海》，“字體”是文字的不同體式，既指漢字發展史上篆書、隸書、草書、行書等等風格大類，也指有代表性的著名書法家所形成的風格獨特的書體。按照北師大王寧教授的說法，前者是宏觀意義上的字體，后者是微觀意義上的字體。循此以論，每個人的筆跡都有自己的風格，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字體。

與文字相對應的語言，也存在類似情形。語言的具體運用存在不同層次的風格特點，稱之為方言。甚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語言運用特點，有時稱作“口音”（accent），在語言學上也被稱為“個人方言”（idiolect）。既然可以有“個人方言”，那就也可以有“個人字體”。

在所謂“法律證據科學”（forensic sciences）中，有所謂“語言指紋鑒定”，即可以通過“個人方言”來判斷某個文本的作者是誰。當然也有筆跡鑒定，以確定具體書證材料究竟是何人所書寫。

同樣的道理，對于古代寫本中的字體，從理論上講，如果資料足夠豐富，也是可以判定抄寫者究竟是誰的。個人書寫風格互相影響，因而一個團體，一個地區，一個時代，書寫應該也有總括的風格特點，成為各個層級的“字體”（比照不同層級的“方言”）。而“古字體學”，就是要通過對這些字體特點的研究，判定相關寫本的書寫時代、地域，甚至具體書寫人是誰，從而確定相關寫本在文本?？笨紦r的相對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古字體學”成為為文本?？狈盏摹拜o助學科”。

總之，將西方的palaeography譯為“古字體學”，一可以與研究公文文書的“古文書學”相區分，二可以與破譯考釋出土文獻中未識字的中國古文字學相區別，三可以彰顯其通過厘清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個人的字體來確定古代抄本的時代、地域甚至書寫者這一核心宗旨，因而是準確得宜的。

中國雖然還沒有“古字體學”這個術語，但是，在浙大張涌泉教授為倡導建立“寫本文獻學”而撰寫的《敦煌寫本文獻學》一書中，“字體”是其核心章節之一，而黃永年《古籍版本學》在討論版本鑒別時，首先討論“字體”，認為字體“在版本各種現象中是最精最主要的現象”?？梢哉f，在寫本文獻和刻本文獻的研究和鑒定方面，“古字體學”是一個呼之欲出的名詞，是學科的一個發展方向。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古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