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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懦弱者也可以擁有一瞬間的勇氣
來源:文藝報 | 修新羽 張 菁  2022年08月22日08:22

修新羽,1993年生于山東青島,清華大學哲學碩士。中國作家協會成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上海文學》《十月》《大家》《天涯》《花城》《芙蓉》等刊。曾獲《解放軍文藝》優秀作品獎、第四屆老舍青年戲劇文學獎等。

 

張 菁:你今年4月從文學期刊進入了互聯網行業,目前感覺怎么樣?

修新羽:編輯部像大家庭,總共只有五六個人,彼此都是朋友。互聯網公司的員工流動性很大,在開放式辦公區里,滿眼全是陌生人。很容易會覺得自己不過是巨型機器中一枚螺絲釘,隨時會被替換掉,從而產生強烈的焦慮感。我周圍很多年輕同事就在與這種焦慮感搏斗,想從工作中提煉出生活的意義,或者至少,想要找到更合適的心態去面對工作。 正因為流動性大、陌生人多,我也得以認識了很多新朋友。比如,有位同事擅長玩悠悠球,收藏了一百多只性能、顏色、材質各異的球。有位同事喜歡做手工,在家搗鼓出一臺太陽能澆花裝置,還準備給嬰兒推車加裝遠程遙控系統。公司里年輕人多,互相還總是以“同學”相稱,有點兒像校園。 互聯網公司還有一套“黑話”,相信您之前也聽過,比如,“閉環”“賦能”“用戶心智”“底層邏輯”。年中總結會上,同事之間要填寫“激勵性反饋”和“建設性反饋”。無論“激勵”還是“建設”,都是很積極的詞語,都是幫人前進的。但實際操作中,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變成“甜棗”和“大棒”,大家互相喂、互相打。在效率的擠壓下,語言發生了扭曲,這也值得我們觀察、思索。

張 菁:最近你在《十月》發表了《她要去閬中》《它不是紅色》兩篇小說。《她要去閬中》有一定的女性主義色彩,關乎男性對女性的控制。但我覺得它更主要的是在討論人與人的相互理解。孟遠無法理解林琳,嘗試去理解的時候也沒找準方向,最后所有努力都很徒然。你覺得這樣的結局是孟遠的悲哀,還是林琳的悲哀?人們應該如何理解彼此呢?

修新羽:在我看來,這不是他們之間的悲哀,而是人與人之間永恒的困境——理解是非常稀有、非常艱難的。

張 菁:所以這是一篇關于理解與誤解的小說。

修新羽:對,可以說是理解與誤解,也可以說是虛構與真實。孟遠小時候總是被孤立,長大后就渴望從親密關系中得到承諾與認可。當女友要離開他時,他寧可相信這個人真的去閬中生活了,也不相信這個人不愛自己了,他會用各種方式來否認這件事。當真相在他面前被揭露出來,他會崩潰嗎?也不會。他特別畏懼失敗,以至于他永遠不會失敗,他會自我調整。他會覺得,雖然我失去了女朋友,但我得到了答案,我知道了人生真的是無常的。小說的另一個主題,正是對“無常”的討論。年輕人的生活往往受到社會規則、社會時鐘的約束,多大年紀要談戀愛,談多久戀愛要結婚,怎么結婚才算門當戶對。孟遠和林琳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想從這種約束中逃脫出來。可他們逃到最后才發現,完全不是這么回事,逃無可逃。當然,從孟遠的角度和從林琳的角度看,故事也是不一樣的。

張 菁:孟遠與林琳似乎完全是兩種人,他們為什么會走到一起?

修新羽:孟遠是很懦弱的人,只在那一瞬間鼓起了勇氣。哪怕再懦弱的人也可以擁有一瞬間的勇氣,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改變自己的生活。問題在于,他沒辦法一直這么勇敢下去,所以他的生活可能又回到了原本的軌道上。我覺得,他們倆的相愛就是“一瞬間的勇氣”達成的結果。

張 菁:是的,結尾孟遠那句“我知道”特別扎心。相識之前的生活路徑,無法改寫,卻又影響著認知;在交往過程中,人們最終交流的是精神,是價值觀——而這些,不僅僅是標簽化的生活方式所成就的。人和人之間精神交流的困滯,讓我們無力且無奈,這樣的困境非常值得書寫。

修新羽:在我的想象中,那兩句“我知道了”,是有很多種可能性的。可能是很震驚,結結巴巴的。可能是釋然的,頓悟的。不一定是對林琳說的,也可能是在對一種冥冥之中的天命說,對某種操控著一切的力量說:“是你讓我經歷了這一切,好的,我知道了,我認了。”那種頓悟之后的感慨。

張 菁:為什么會想到閬中這個地方?

修新羽:構思這篇小說的時候,我決定讓女主去一座小城。百度過中國小眾地名后,選擇了閬中:它建縣已有2300多年了,一度是川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很有歷史文化底蘊。我真的像孟遠那樣問過周圍朋友,有人從沒聽說過,有人隱約記得在中央電視臺的天氣預報里見過這個名字,有人覺得它是比肩麗江的熱門旅游景點。不同認知帶來不同理解,讓小說更有趣了。

張 菁:這兩篇小說的調性不太一樣。《她要去閬中》更偏智性,它的情節和寓意仿佛是被精心設計過的,是很巧妙的故事。《它不是紅色》里,生活的細節噴薄而出,講述了三代女性的自處與相處,她們在真實和想象中界定自我,掂量自己和最親近人之間的付出與虧欠、不甘與安然。她們彼此相處的技巧已如此熟稔,卻又時不時地像文中那枚突然出現的訂書釘,不經意間拔出帶血。創作這篇的時候,有什么特別考慮嗎?

修新羽:作為獨生子女,我們這代人往往會得到父母的全部注意力。而母親們則往往表現得非常傳統,把對孩子、對家庭的奉獻當作人生的全部價值。此時,大家很容易忽視掉這些母親心里的另一種愛——對她們自己母親的愛。而這種愛,據我觀察,極少能得到直接回應:老一代人本就嚴厲,多數情況下家里還會有好幾個子女,時有偏心。所以,這一代母親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沒有被篤定地愛過,卻嘗試著篤定地付出愛,她們似乎被虧欠了。確實如您所說,這是篇關于“付出與虧欠”的小說,我希望構建出合適的情境,更清晰地展現出這些“愛”與“虧欠”。

張 菁:你怎么看這兩篇的區別,你更喜歡其中哪篇?

修新羽:剛寫完《它不是紅色》的時候,我篤信它比《她要去閬中》更好。當時基本還沉浸在情緒中,一邊備婚,一邊懷念我姥姥。去年4月,我第一次直面非常親近的親人的死亡,這對我來說是很痛苦甚至很荒誕的,荒誕到我沒辦法去接受它,只能把它寫下來。小說里有很多旁逸斜出的、冗余的細節,有些是虛構的,有些則屬于我個人私心,是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把它們寫下來作為紀念。寫完這篇后,我覺得它是我能表達的全部,蘊含了我所有強烈的情感。再看同一系列的《她要去閬中》,總認為不夠完善、不夠好,只能反復修改,努力增加后者的豐富度。改來改去還是覺得,后者的質量難以和它匹配。但在一年后,回過頭來看,我發現自己更喜歡《她要去閬中》。如果說《它不是紅色》想要描述“現實”,那么《她要去閬中》則是在描述“真實”,蘊含了形而上的思索。

張 菁:許多“90后”已經開始構思創作長篇小說了,你有沒有考慮過寫長篇?這幾年你發表的作品似乎不多,也想了解一下你最近的創作計劃。

修新羽:近些年,我業余時間一直在寫小說,遺憾的是作品們都沒有百分百完成。我檢討一下,有這樣幾個原因:首先,工作方面遇到了壓力,讓我總覺得自己很浮躁,寫出來的東西也發虛,遲遲不愿定稿。就好像畫了很多很多張龍,每張都缺了點睛的一筆。其次,我犯了修改強迫癥。拿去年發表的《陌生的女孩》來說,初稿5月就完成了,定稿在11月。發表之后,還是覺得寫得倉促了。后來有機會把它翻譯到國外刊物發表,我跟譯者說請先等等,用一個月時間又改出了“翻譯版定稿”。但小說是改不完的,有時候改著改著會發現故事變味了,重心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就只能停下來,很苦惱地做出抉擇。反復寫同一篇小說,怎么寫也寫不完,這對大多數作家來說都是噩夢吧?也沒辦法,只能接受了。有次和朋友開玩笑,說以后要寫一本《百衲書》,把某篇小說反復修改一百遍,再把這一百遍匯成書,展現作品更迭的動態過程。最后,我還喜歡同時創作很多篇小說,使得每篇的進展都頗為緩慢。好處是,會覺得自己的思維像一棵樹,所有作品中的枝枝蔓蔓都在和我共同生長。關于長篇。有部作品,是我大三那年失心瘋一般想要寫完的。那時候老師但凡布置了什么論文作業,我都會在五六天內抓緊搞完,然后心無旁騖地繼續寫作,甚至還會夢到小說人物和情節,情緒也非常受影響。就這樣堅持了一學期,遇到了期末考試,不得不放下,然后再也沒勇氣撿起來。前一陣拿出來看了看,本以為會慘不忍睹,畢竟是8年前的作品了。但刪刪改改,還是留下五六萬字能用的。希望自己近兩年能夠把它寫完吧。

張 菁:你也發表了很多科幻小說。在創作傳統文學小說和科幻小說的時候,你的心態會有區別嗎?

修新羽:傳統文學和科幻小說本質上是相似的。在科幻創作領域,大家經常會提到“推想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概念。這是1947年羅伯特?海因萊因首次使用的,按照他的描述,“推想小說”關注的不是科學或技術,而是人類對科學或技術造成的新情況的反應,強調的是人類而不是技術問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則認為,“推想小說”是涉及社會中尚未出現但具有潛在可能的事件的作品。從這種角度來看,無論傳統文學作品還是科幻小說,其實都是推想小說,都是虛構文學,都是在某些設定好的背景下進行推演。

張 菁:你是對個人發展很有規劃的寫作者,對寫作有著熾熱的愛,甚至于感覺你所有的規劃也都是圍繞寫作推進的。你在大學里是有機會選擇中文系的,選擇哲學系是基于怎樣的考慮?

修新羽:本科時我們是人文實驗班,文史哲課程一起學,在大二下學期自己選專業。我們班二十多人選了中文,十多個歷史,七八個哲學。那時候有種執拗心性,覺得要逼迫自己、為難自己,必須學一些最不好懂的東西,學哲學。身邊有前輩勸我,說還是學中文吧,你早晚還是要學中文的,沒必要走彎路。這話當時我沒聽,現在回過頭來看,確實是這樣,我沒有成為哲學家,又回到了文學領域。另一方面,也幸好是讀了哲學:直接讀中文的話,我怕是沒熱情也沒耐性去自己啃哲學典籍的。哲學很理論化,為了讓自己離社會更近,我讀了新聞學雙學位,選修過人類學相關課程,現在還來到互聯網企業做訪談。說是圍繞寫作,其實也都是圍繞著個人興趣來,而寫作是我所有興趣的核心。

張 菁:你覺得哲學對你的寫作有哪些切身的影響和觀照?

修新羽:哲學分為很多門類,宗教學、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等等。它們各有各的視角,不同視角甚至可能是不兼容的。本科階段的哲學通識課,讓我很早接觸到了多元的價值體系,開始從各種角度來思考哲學問題。比如,哪些事情是符合道德的,是否每個人都可以發明自己的道德?什么是真理,真理是流動的還是不變的?這些可以放在哲學領域來討論,也可以放在文學作品中討論和解答。此外,在哲學通識課上,我們讀的很多東西是深奧而枯燥的,非常非常有難度。比如讀康德,我買了鄧曉芒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一句一句看釋義,才勉強讀懂。這樣的訓練沒有白費,它讓我能夠靜下心來閱讀偏學術類的人文社科書籍,也讓我養成了“遇事不決查文獻”的習慣。最近我在讀《語言與沉默》這本書,里面有很多表述都很精妙,也想在這里分享幾句給大家:“我們參與在場,我們參與書中的聲音。我們允許書中的聲音進入我們的內心深處,盡管不是完全不設防,它們攻擊、占有我們意識的穩固高地。它們對我們的想象和欲望產生作用,對我們的抱負和最秘密的夢想施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