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主題創作由美術界、音樂界、影視界輻射到文學界，引發了文學創作的諸多新變化，成為一個值得關注和研究的新現象。主題創作有時也稱為主題性創作。關于“主題”，《現代漢語詞典》有兩種解釋：1.文學、藝術作品中所表現出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內容的核心。2.泛指談話、文件等的主要內容。如果從詞源學角度去解釋主題創作，那就落腳到了中心思想或主要內容，這能否完整準確地概括“主題創作”的內涵呢？

為了把這個概念梳理清楚，不妨先從主旋律創作說起。

主旋律本是音樂術語，指的是出現在交響樂各個聲部、貫穿始終并決定樂曲基調的旋律。文藝創作中的主旋律用的是比喻意義，指貫穿于文藝作品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它集中而又鮮明地體現了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的時代精神，對于建構主流價值具有重要作用。主旋律的說法最早出現于1984 年 5 月賀敬之的《迎接我國城市雕塑事業的黃金時代——在全國城市雕塑第二次規劃會議上的講話》：“我們要的社會主義文藝，不能是多種思想傾向不分是非，多種藝術表現不分優劣和主次，一概兼收并蓄的大雜燴。我們要以革命的思想內容和更能表現這種內容的主題和題材作為主旋律，以民族風格為主調，以能為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為重點。”在 1987 年 3 月召開的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上，當時的電影局局長滕進賢明確提出，要“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到了上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和大眾文化勃興，主流意識受到挑戰，文藝主流話語權遭到沖擊，逐漸呈現弱化趨勢。針對這一狀況，1996 年《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指出：“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在強調突出“主旋律”的同時，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積極應對新變化，實現了強化管理的目的。“弘揚主旋律”成為一項國家文化政策，表明黨和國家加強了對文藝的宏觀調控和導向把握，以文藝的手段去管理文藝，而不再采取簡單的、具體的行政命令方式。由此，主旋律文學進入蓬勃發展時期，涌現了一批優秀作品。就屬性而言，主旋律文學屬于社會主義文學范疇，它在處理文學與時代、文學與政治等的關系時，更加強調凸顯自身的主導和主流地位，在美學風格上則具有高亢、雄渾、厚重、壯美的特點。

主題創作（或主題性創作）這一概念的出現比“主旋律創作”更早。它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最早出現在美術界，叫“主題性美術創作”，指的是有情節的歷史題材繪畫、風俗畫，也譯為“情節性繪畫”。其實，“主題性”也是音樂術語，指樂曲中最具感染力的一段核心旋律，即一段樂曲的主旋律。從題材上講，主題性美術創作表現的是具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或具有特定深刻寓意的事物，具有歷史性、政治性、社會性、敘事性和紀念性等特征。描繪重大歷史題材的美術作品是主題性美術創作的主體，但是，有些謳歌時代精神風貌、記錄人民美好生活、描繪祖國大好河山的傳播正能量的作品，也被視為主題性美術作品。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主題性”創作主要應用于美術領域，具有突出的社會教化功能。隨著時代發展，“主題性”的內涵和外延在文藝實踐中發生了一些變化，因此也常見“主題音樂創作”“主題雜技創作”等說法。到了2013年12月，中宣部、文化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聯合發出通知，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以“中國夢”為主題的文藝創作活動。次年1月17日，中國藝術研究院召開“匯聚正能量 抒寫中國夢——文藝創作塑造中國夢座談會”。時任中宣部文藝局副局長的孟祥林在發言中談到，組織有關中國夢主題的文藝創作，要注重思想性和藝術性。此后，主題創作的說法始在文學界流行。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蘇省作協在2021年10月主辦了江蘇省主題創作優秀作家作品研討會，對章劍華、張新科等四位作家的主題性創作進行深入研討，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

主題創作與主旋律創作一樣，都是黨和國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和改善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凸現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舉措。從本意來看，“主題性”與“主旋律”具有相似性，都強調凸顯主流、主調，但也存在細微區別：從價值角度來講，主題創作是一種立場鮮明的人民敘事，描寫人民生活，抒發人民情懷，為時代記錄，為國家存史，具有突出的國家書寫的特點。從實踐角度來講，一方面，主題創作更加強調黨和國家的組織、策劃和主導作用；另一方面，創作者自覺與時代同行，熱情投身火熱生活，積極回應時代召喚。從傳播效果來講，主題創作堅持為人民書寫，代表的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因此更能引起人民群眾的共情與共鳴。簡而言之，主題創作是指作家胸懷“國之大者”，緊扣時代發展主題和重大社會歷史事件創作的能夠彰顯民族精神和揭示歷史發展趨勢的具有鮮明主流價值傾向性的作品。主題創作有點像高考命題作文，固然在內容和主題方面有所規定，但依然給創作者提供了自由發揮的巨大空間。也就是說，“寫什么”有了限定，“怎么寫”依然具有無限可能。

要說最早的主題創作，可以追溯到南朝的宮體詩、明代的臺閣體詩。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之后，隨著小說勃興，文學對社會大眾的影響越來越大，對于時代精神的建構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在不同歷史階段，均有主題創作呼應時代發展主潮，推動著社會進步（當然，同一時期往往會出現多種主題創作并存的情況）。從大革命時期開始，黨領導的左翼作家就創作了不少鼓吹革命的主題作品，喚醒人民反抗壓迫，追求自由。抗日戰爭爆發，抗戰主題創作更是鼓舞著人民的斗志，像田間的《假使我們不去打仗》等“街頭詩”，激勵著無數人奮起反抗、英勇戰斗。1942年毛澤東《在延座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指明了革命文藝的發展方向，主題創作成為進步作家的自覺選擇。像孫犁的《荷花淀》聚焦抗日戰爭，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聚焦新婚姻法，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聚焦土地改革，都是名噪一時的優秀主題創作。新中國成立后，以“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為代表的反映革命戰爭、合作化運動等內容的作品，兼具思想性和藝術性，將主題創作推向了高峰。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等詩詞，記錄重大革命歷史事件，洋溢著革命英雄主義氣概，大氣磅礴、文質兼美，堪稱主題創作經典。只是，當時還沒有文學主題創作的概念而已。到了“文革”階段，由于受到錯誤文藝政策的影響，主題創作陷入“假大空”誤區。進入新時期之后，文學創作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多元景象，主題創作依然存在，譬如以《新星》《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改革小說，記錄社會變革，發出了時代最強音。每個歷史階段的優秀主題創作，都真實而生動地記錄了那個時代，深刻反映了那個時代人民的精神世界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調整所發生的必然變化，體現了時代發展所能達到的精神高度。

上世紀90年代之后，盡管文學受到市場化、大眾化思潮影響，但是，依然有一大批作家自覺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投身主題創作，熱情為時代和人民書寫。譬如1998年抗擊特大洪水、2003年抗擊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不少作家冒著生命危險深入一線，在抗擊災難的國家行動中大顯身手，展示了作家的使命擔當，創作了《98中國大抗洪》《絕地重生》《非典啟示錄》《非典十年祭》《如果來日方長》等一批廣有影響的作品。譬如針對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慶祝建黨百年、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等重大主題，作家們能夠站在歷史與現實的交匯點上用心用情觀照，深刻記錄中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頑強斗爭、勇于探索、艱苦奮斗的歷程，像《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蒼茫大地》《鄉村國是》《世紀江村》等，用飽含深情的書寫參與了時代主流價值建構。這些生動而鮮活的中國故事，以詩意的方式塑造了中國形象，揭示了中國經驗，表現了中國精神。

這些作品集中呈現了一條重要經驗，那就是，只有當寫作者個人的思想、情感與黨和國家、人民的意志完全吻合時，才能創作出優秀的主題作品。優秀的主題作品總能將真實性與藝術性、歷史性與政治性、審美性與教育性巧妙融合，實現高度統一。

毋庸諱言，當前的主題創作也存在一些偏差：有的作品圖解主題，概念化地解讀生活，缺少藝術感染力；有的作品故事俗套，缺乏想象力，更缺乏對時代新生活、新變化的細膩體察和感受；有的作品人物形象蒼白，未能深入探究人物的心靈世界；還有的作品情感空洞，只有膚淺、干巴的抒情。這樣的作品顯然偏離了主題創作的根本要求，淪為了膚淺、庸俗的宣傳品。

在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既是時代的召喚，也是人民的需求。從創作實踐來看，主題創作為怎樣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一條有效路徑。為了推動主題創作的深入發展和整體水平提升，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還需深入思考和探討：

一是，既要有現實關懷，還要有人文情懷。主題創作是為國家書寫，為民族鑄魂，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具有鮮明的現實關懷特點。要聚焦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關注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追求幸福生活的希望與夢想，描繪他們的生存狀態和心靈世界，深入剖析人情人性，表現他們在社會變革中的奮斗與奉獻。只有深入到生活之中，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觀察、體驗，從生活中精心提煉、萃取素材，才能避免簡單化、庸俗化地圖解主題。主題創作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講述英模人物的故事。書寫英模人物容易出現兩個誤區：一是無限拔高，把英模寫得不食人間煙火，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脫離人民群眾；二是過于干癟，把英模變成了政治符號，沒有深入揭示其豐富而崇高的精神世界。對于前者，需要將英模還原為“人”，從生活出發，貼著人物的思想、情感、經歷去書寫，通過生動的細節著力展現其人性美人情美人格美。對于后者，需要通過“倫理中介”——“政治倫理化”的途徑來解決，即采用“泛情化”敘事策略處理他們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著重表現他們克己奉公、死而后已的倫理道德境界和集體本位精神，以達到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目的。另外，主題創作不是膚淺的歌功頌德，還應秉持人文精神，對時代生活進行審視和反思，批判丑陋，針砭時弊。在主題創作中，歌頌與批判并不矛盾，它們在弘揚正能量、推動社會進步這一點上殊途同歸，都體現了作家的歷史責任感與使命擔當。

二是，既要有歷史視野，還要有世界眼光。主題創作往往聚焦“大題材”，采用宏大敘事模式記錄波瀾壯闊的社會畫卷，揭示歷史進步的本質力量，這需要作家秉持正確的歷史觀，擁有宏闊的歷史視野。但是，波瀾不驚、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是人類恒常的生存狀態，主題創作如何發掘“小題材”——普通人日常實踐的“傳奇性”以及探尋常態生存中的人性幽微，進而抵達宏大敘事，成為考驗作家的難題。怎樣將宏大的觀念落腳于日常細密的敘事，以實現“瑣細到不能再瑣細，宏大到不能再宏大”的效果，作家除了擁有開闊的歷史視野之外，還須以世界眼光來捕捉和處理日常生活素材。當今世界，金融資本的流動和勾連使得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但又矛盾叢生、沖突不斷、分崩離析，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影響到人們具體而微的生活。處在當代社會中的人，其實已是“世界”人。作家必須以“世界眼光”來審視生活，否則無法準確把握微渺個體在歷史巨瀾中的位置，難以深刻理解當代人的生存狀況和精神困境。這種“世界眼光”與“人類眼光”有所不同，它更強調將個體命運置于世界整體與分裂的結構性矛盾中來審視，強調人性在世界性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等因素作用下的多維審視。在歷史視野和世界眼光的雙重觀照下，從事主題創作的作家將會獲得關于個人與歷史、個人與世界關系的新定位，從而建立起文學與生活、文學與世界更加緊密而有效的聯系，為創作能夠引起廣泛共鳴的人民史詩奠定基礎。

三是，既要有傳統意識，還要有未來意識。從事主題創作，首先要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善于把藝術創造與優秀傳統文化融合起來，把中華美學精神與當代審美追求結合起來，在實踐中探索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有效路徑與方法。要想充分激活中華文化的生命力，還須擁有未來意識。當代中國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正在奮力開辟一條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社會道路，構建著一種具有中國精神、中國氣派的嶄新文化模式。一種有別于其他國家的新的現代文明形態正在形成，它為人類文明多樣化發展提供了新范式。從事主題創作應該以前瞻性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高揚理想主義旗幟，努力表達當代中國人對人類未來社會發展的思考，表達中華民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愿望。像人類追求公平、正義，追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理念等等，都是主題創作題中應有之意。倘若實現了傳統意識與未來意識的有機融合，主題創作不僅更具文化底蘊，還將更具超越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