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魯迅先生那些雖然不系統(tǒng)，但有“筋骨”和“溫度”的批評見解，對于今天的文學批評，顯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今年的9月25日，正好是魯迅先生誕辰140周年的重要日子。越是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越是要重溫先生關(guān)于文學批評的思想火花。重溫他那些并不系統(tǒng)，甚至只言片語的討論，對于今天的文學批評，顯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先生早就提醒過我們，批評是應(yīng)該有“筋骨”的。批評的戰(zhàn)斗性，恰是其“筋骨”的體現(xiàn)。在魯迅先生那里，文學批評總是被寄予“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鮮明傾向。如他在《華蓋集·題記》中所言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為此，他對真正的“文人”提出了要求，他們應(yīng)該“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zhàn)。”在此，將“文人”置換為批評家，顯然是更加恰切的。在《批評家與創(chuàng)作家》一文中，魯迅對批評有著更加透徹的闡釋，“文藝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jīng)干凈，那所得的結(jié)果倒是要相反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充分理解魯迅對于殷夫《孩兒塔》的評價，或許文學批評也理應(yīng)“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qū)者的愛的大纛，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

在魯迅看來，文學批評是一項嚴肅而切實的工作，批評是有“筋骨”的。然而面對今天的文學批評，在反對庸俗吹捧，倡導(dǎo)“批評精神”，增強朝氣銳氣，做好“剜爛蘋果”的工作的同時，也要警惕出現(xiàn)截然相反的狀況。因為有時候，批評家也會“濫用批評的權(quán)威”。讓我們再次回到魯迅先生那里。先生也曾旗幟鮮明地反對將文學批評變成一種排斥“異己”的符咒。在他看來，文藝固然需要批評，但不需要“惡意”的酷評。如他在《墳·未有天才之前》中所說的，“目下就出了許多批評家，可惜他們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評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因此必須警惕的是，“惡意的批評家在嫩苗的地上馳馬”。對于那些“酷評”，“無論打著什么旗子的批評，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魯迅一方面批判了所謂“含淚”的批評，認為“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chuàng)作家的眼淚，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卻是污點”。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所謂“謾罵”的批評，要求真正的批評家，“必須止于嘲罵，止于熱罵”。與此同時，他認為文學批評需要“批評家就事論事”，需要“商量教訓而不是批評”。魯迅尤其厭惡那些以“鳴鞭為唯一業(yè)績”而“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的批評家，認為他們“于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的”。

面對今天的文學批評，重溫魯迅先生有關(guān)“必須止于嘲罵，止于熱罵”的吁求，也顯然有著別樣的意義。需要看到的是，我們的批評一方面沒能“直言”，另一方面卻又不乏“酷評”。這種看似分裂的狀況，實質(zhì)上卻并不矛盾。以“鳴鞭”為能事的“酷評”，看似大義凜然，一腔正氣，實則目的猥瑣，別有用心，這不正是“流量為王”的年代里，嘩眾取寵者與“眼球經(jīng)濟”達成的契約么！

批評一方面需要體現(xiàn)其“筋骨”，需要批判的勇氣與知識才能，另一方面同樣需要“溫度”，需要體貼入微的理解，以及充分體味創(chuàng)作的甘苦。因此，文學批評必須從客觀對象出發(fā)，對于負面的東西予以否定、批判和摒棄，而對于正面的價值則要肯定、扶植和培育。魯迅先生曾憤懣于當時的文學批評“對于青年作家的迎頭痛擊，冷笑，抹殺，卻很少見誘掖獎勸的意思的批評”，這便體現(xiàn)出在“鼓勵和切磋”的基礎(chǔ)上，將“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的重要意義。這也就是先生所說的“剪除惡草”和“澆灌佳花”的意義所在。

總之，“捧殺”與“棒殺”，都不是文學批評應(yīng)有的狀態(tài)，也都極不利于作家的成長和批評的繁榮。這需要我們在批評的“筋骨”與“溫度”之間，做更加辯證的思考。這不是簡單的折衷主義，而理應(yīng)以“道德”的天平作為微妙的中介來反思性地衡量和測定。在此，“道德”并不是一個陌生的詞匯，洪子誠先生曾專門討論過“當代”批評家的道德問題。只不過這里的“道德”有著更加普遍的意涵，也更具實踐理性意義，甚至涉及到一種批評的自覺，抑或批評家的自我意識。

最后，讓我們再次重溫魯迅先生在《熱風·對于批評家的希望》中的討論。他聲稱不敢指望批評家“于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因為，“這事情是頗不容易的”。事實上，這里的難度恰恰在于一種“筋骨”與“溫度”之間的“道德”難題，一種實踐理性的抉擇之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