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混淆往往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大到引發一場三觀不合的互聯網狂歡，小到一場無法達成共識的圓桌會議——“混淆”和“麻煩”無處不在。很顯然，上面這句話的每一個字中也都存在著“混淆”和“麻煩”：為什么“互聯網狂歡”就得是“大”的，而“圓桌會議”卻是“小”的？為什么不能“狂歡”，而又為什么必須要“達成共識”？“麻煩”如何成為“不必要的”，不是說“真理越辯越明”嗎？當腦海中閃過以上問題時，筆者正置身于一場關于如何“破圈”的文學討論，努力地聽大家談論的話題，關于《奇葩說》和《吐槽大會》，也關于“大臉油畫”和“發了幾篇C刊”，以及李汶翰、王一博、吳亦凡等更多聽起來陌生的人物；我努力地觀察大家發言時的神情，那些或洋溢熱情或沉思冷峻的面孔都很好看，但恍惚中看著這些實際年齡都比我大的師友們，心中升起一種“年輕真好”的怪異感——又或者其實我不知道為何要集中注意力又為何分散了心神，但大概知道的是，每當這種游離或割裂的情緒發生，也就意味著我在試圖擺脫媒體工具人的身份，而嘗試進入精神上的文學在場。和此次會議討論的主題相關，這難道不也是一種“破圈”？

不諱言地寫下這些凌亂不堪的念頭，因為它是真實想法。但突如其來的感性變異絕對沒有邏輯，它時而充滿靈動的象征，時而囿于現實境況顯得懦弱，它看似是辯證的、包容的、充滿挑戰的，但反過頭一想又變得庸俗、乏味、讓人無所適從。寫到這里時我又開始犯難，因為回頭數了數已經用了五個“又”字，“縱是溫文非爾雅，空發議論欠華章”，表述的重復似乎讓文學報道的漂亮變得不再可能。但之前說了要“破圈”，這會兒卻向后縮，是否也足見“破圈”之難。

2020年12月16日，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青年文學與文化工作坊”第一期舉辦，主題為“我們如何‘破圈’——當下青年文學與時代生活”。

他們真的“破”/“出”圈了嗎？

“我個人親身見證‘出圈’的瞬間，都是跟彭敏在一塊。”馬小淘說到這兒的時候，大家都樂了。的確，彭敏是近年來文學界典型環境中“出圈”的一個典型人物：他寫詩歌，他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入職《詩刊》社做編輯，但沒和一般的編輯一樣，安穩地坐在辦公室里編稿子。2015年，彭敏與李劍章組成的“PM2.5”組合，獲《中國成語大會第二季》總冠軍，獲《中國漢字聽寫大會第三季》成人組總冠軍；2017年獲《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亞軍；2018年獲《中國詩詞大會第三季》亞軍；2020年獲《中國詩詞大會第五季》總冠軍……檢索彭敏的代表作，也不是大多數詩人都舉例的個人詩集，而是一本“勵志散文”《被嘲笑過的夢想，總有一天會讓你閃閃發光》。如果單看題目，文學圈的人可能會想當然地說，這不就是一碗心靈雞湯嗎？比“心靈雞湯”更凡爾賽文學的，估計只剩自媒體標題了，試看一二：《擊敗北大研究生奪冠的武亦姝，她為何如此優秀？》《背了十年古詩詞的外賣小哥，成功打敗北大文學碩士，如今怎么樣了》當我還在猶豫上一句話要不要加個句號時，這些文章的點擊量已經又在蹭蹭上升。強烈對比、設問句式、驚嘆語氣，真是屢試不爽的傳播法寶啊。無疑，其中那個被反復擊敗的北大碩士，就是彭敏本敏，直到2020年他第三次參加詩詞大會，在決賽時遇到一個11歲的小學生，才“一雪前恥”：“我使出渾身解數艱難地戰勝他，獲得了冠軍。網友都在我微博上熱烈留言說，敏叔你真是老當益壯，臭不要臉（笑）。”一種好玩又不尷尬的自嘲自黑時常在彭敏身上、彭敏的微博上、彭敏的微信公眾號上出現，有趣的靈魂真是萬里挑一！

青年作家、《人民文學》編輯部副主任馬小淘

作為轉述者，我應該完成馬小淘的敘述：“我跟他坐地鐵，有人認出他說你是彭敏嗎？彭敏一副名人的樣子說我是。還有一次，我們去三里屯吃飯，有一對大爺大媽走過來，在我們旁邊竊竊私語說，‘這是彭敏嗎？你覺得是嗎？我覺得好像是。’彭敏很淡定從他們身邊走過，但是因為我真的沒有什么名人經歷，我很激動，我沖著大爺大媽大喊，‘是！是彭敏！’彭敏不激動，我很激動，大爺大媽還回頭跟我招手，我那一瞬間覺得自己像明星助理一樣，也挺開心的。剛才我們進來北師大的時候排隊，等了大概十幾分鐘，但是我穿羽絨服一點不冷，彭敏紅了以后再也不穿羽絨服，只穿很薄的大衣，所以他等待的時候瑟瑟發抖，我特別高興，誰讓你耍帥，你就活該被凍。”馬小淘說完了這個故事之后，在場的眾人已經笑得不行了，而我在轉述時把最后一句朋友間開玩笑的“那么虛榮”職業性地換成了“耍帥”，并對“活該”是否需加引號憂心忡忡：會不會有詩歌杠精看到這個故事后，也以他們獨特的方式果斷“出圈”呢？

詩人、《詩刊》編輯部副主任彭敏

補充完了典型彭敏的細節真實之后，仍要繼續引用馬小淘的話，她實在談得太好了，這種“好”是活潑搞笑又不失嚴肅思考的：“之前疫情期間饒翔分享在群里一個女作家，在抖音還是快手上非常嚴肅地直播讀作品，很認真、很投入，還配樂了，我看了以后顯示九個人在看，我就退出了。我當時想如果顯示十個人看的話我就不退出，因為我的存在可以讓她上兩位數，我還要給她撐個場面。但是我想，我走了，只不過從九變成八，還是個位數，我就默默離開了。”故事講完了，對于“出圈”與否，馬小淘顯然很認真地想過：“有時候我們不是沒有一個出圈的心，而是我們到底有什么好的出圈的方式？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是短視頻時代，但是作為本身沒有什么點擊量的作家，你有一個抖音、一個快手就有人看嗎？如果你很嚴肅的讀詩，只有九個人在看，這九個人可能還是朋友，你其實根本沒有出圈，這個意義也不大。”

與此相關，眾人所談及的其他三個例子有必要并置于此：

回顧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地攤文學，西川認為當時也有些很“破圈”的東西。那時西川認識幾個書商，他們道出讓書賣得更好的秘密，“特別逗，他們對書簡直是非常內行”。書商說，一本200多頁的書，讀者拿起來大概率會從后往前翻，我們要算準他的手第一次停在什么位置，比如說第120頁左右，這時候必須出現床上的描寫。一個人不會停一次，他可能繼續再往前翻，大概三四十頁的時候還會停一下，這時候你必須再出現一次床上的東西，這樣的書（這都是地攤文學）一定是好賣的。雖說這是地攤文學書商誨淫誨盜的奸詐銷售技巧，但西川反思，“這套操作跟寫作有關系嗎？有關系。當年《大仲馬》《基督山伯爵》全是暢銷書作家，暢銷書一定有暢銷的道理，只不過到了今天我們用的是一個新的媒介，這個情況一直都有。”

詩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西川

疫情期間，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領導發現，收聽率最高只有新聞節目，因為只有新聞是全社會所有人都關注的，而且疫情期間大家最關注的就是每天的疫情發布會。“所以當時領導想把我們很多節目拿掉，都做成新聞節目，轉播央視新聞什么的。因為社會普遍關注的東西才沒有所謂的圈層，才沒有你關注、他不關注，只有社會新聞、國家大政方針才是大家都關注的。”在此基礎上，主持人靳橋認為，“破圈”是讓很多人走出自己所謂的小圈子，走出平時關注的圈子、工作的圈子、年齡的圈子，走到一個社會普遍關注的大圈里去。同時靳橋也在工作中發現，“我們做傳統媒體工作的人，如果還是一味把比較古老的、古板的東西傳播給大家，確實受眾會越來越少。”

北京人民廣播電臺主持人靳橋

“‘破圈’是當下最熱點的一個話題，”張莉說，“像李雪琴、楊笠她們肯定是破圈了，文學界也有很多‘破圈’，比如在座的西川老師和張清華老師，他們都是詩人，也是批評家，于曉丹老師、梁振華老師，都已自然而然地‘破圈’——可能在他們心目中沒覺得這是一個圈。”張莉在發言中說了好幾次“‘破圈’這個話題特別好”，因為在她看來今天青年文學的寫作和文學的圈子都越來越狹窄，跟以前不太一樣。以前都有哪些“破圈”呢？“比如電影《紅高粱》里‘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屬于成功的‘破圈’；比如《廢都》，一夜之間全國人民都去買，熱愛文學和不熱愛文學的都去；還有《豐乳肥臀》。這是我那個年紀經歷的‘破圈’事件，現在追思，‘破圈’就是一個文化的效應。”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莉

“斜杠”及其不滿

“為什么會有破圈的話題，因為現在的各種專業的壁壘太多了。”和當下大多數寫作者更為固定文體創作身份相比，現代文學時期的作家們往往有多重身份，幾乎每年魯迅先生的誕辰日或逝世日都有好事的媒體再次翻騰他“非文學”的那一面，比如：被寫小說耽誤的美術大師/時尚博主/藝術天才/理科學霸/挖礦專家……看看，他是一個標準的“斜杠青年”了。但魯迅先生會認為自己十八般武藝精通，是個成功的跨界達人嗎？恐怕不會。“當我們說誰誰出圈的時候，可能我們心目中已經有一個圈了。‘破圈’，首先‘破’的是我們的心中之謎。”張莉認為，好的文學一旦被整個文化界都關注的時候，首先說明這個人很有實力，他的著作冒犯一部分庸眾，同時也深受各種行內的好評，而不是簡單地標記說他“出圈”了，因為這本來就不是個圈。

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

特約主持：青年批評家、《光明日報》文藝部副主編饒翔

“出圈”與“破圈”的定義略有不同，前者強調獲得文化上的某種共鳴，后者旨在打破各個圈層之間的壁壘。當然，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意味著行為的主體是一個真正有才情的人。在張清華看來，這要求主體能夠溢出自己的職業范疇，并旁及其他領域的工作，同時在傳播方面取得更廣泛的影響力，尋求更大的公共性。如果說“文學性”是寫作永恒不變的主題，那“公共性”的確就是文學常談常新的話題。如何判斷當下的青年寫作在整個文化生產、格局、結構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首先就要比較其與上個世代文學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

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青”這個詞，梁振華的語氣中帶著懷戀與感慨：在三十年前，“文青”是與普羅大眾相比有著巨大的精神優越性的語詞，但時過境遷卻變成一種無奈、無力、無助的對象。稍加推論，我們目前所談論的青年寫作，“是青年寫的文學嗎？還是說這是一種青春期的文學？或者是文學青年的文學？”梁振華認為，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所以被稱為“文學的黃金年代”，是因為那個時期的文學青年有著敏銳的、先鋒的、強大的公共性，對社會事務有著參與的熱情，并且能通過自己的行為、文本逆向地去選擇甚至影響社會，也包括政治。“今天我們的文青和青年文學在多大意義上還保留這些鋒芒？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說我們自己認為保留了，找了一個理由說在心里，但沒人知道。可既然沒有人知道，又談何鋒芒和公共性呢？”

編劇、制片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梁振華

主動收斂是謂“藏鋒”，或有再斬天幕的可能，但實際上往往是被動“風化”，失去了鋒芒之后只能鈍刀子割肉，徒勞無功。“我們今天已經被青年文化全面包圍，二次元文化、ACG文化都已經變成今天的準主流文化。文學變成邊緣地帶，以前的主流文化被邊緣化，青年文化早就不是雅文化，而且通過微博、通過自媒體的發酵疊加效應，它已經不需要‘破圈’，青年文化現在是過剩了。”對于文學在當下的文化傳媒中變得沒有尊嚴，梁振華有些擔憂，“今天許多的精英知識分子依然在高筑‘審美高度’的壁壘，人為設置的屏障阻斷了文學的大眾傳播”。在這個意義上，“青年文學”或許需要自省：是不是真的有意愿去“破圈”“出圈”，即幫助文學重樹時代尊嚴，也為泛媒介的文化提供文學素養。坦率地說，梁振華的觀點很尖銳：從來沒有任何人說文學在今天沒有力量，只是今天的實體文學顯得疲軟，“你拿純文學期刊跟今天的BAT或者芒果TV比一下，它的影響力到底在哪兒？今天實體文學的影響力如此之微薄，我們還不走出去嗎？”

在這個意義上，“破圈”的鋒芒指向的是破除傳統文學的舒適圈。時下的影視生產值得關注，其中諸多作品的“文學性”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低，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等知名導演近期都開啟了各自的劇集拍攝轉向，陳彥《裝臺》同名電視劇火了之后，立刻傳來了其茅獎獲獎作品《主角》電視劇將由張藝謀執導的消息，這也將是張藝謀的第一部電視劇作品。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當下影視作品的社會參與程度絕不遜色于精英文學。“當我們看到《沉默的真相》《隱秘的角落》，難道還認為劇集一定是低水準的代名詞嗎？中國人審美力低下嗎？我覺得十年前的印象早應該畫句號了，大眾觀劇的審美水平在提升。”梁振華認為，正視媒介的歷史處境，即影像文化在當下的主體媒介地位，是研究者內心要邁過的一道門檻。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目前的文學界顯得太落寞，一直被生活改變，從來沒有意愿和能力改變生活。青年文學應該選擇有能力去影響時代，去改變人的時代處境，去呼應此前文學被賦予的各種社會、歷史、人文和道德功能。“我們這么焦慮的‘出圈’不就是這個原因嗎？難道文學就應該不被人關注、文學就是沉默嗎？當然文學的寂寞不一定必然是壞事，但也不是一件好事。”

作家、編劇、翻譯家、時裝設計師于曉丹

總把文學談論成文學，就面臨著退無可退，而一旦退無可退，則勢必需要“破圈”。回到文學的話題，或許可以把“出圈”或“破圈”理解成“斜杠青年”，比如“五四”時期的知識人，他們往往是散文家、詩人、小說家，也是學者、民主斗士，身體力行地參與到社會變革中去。這種“斜杠”身份在發達國家的藝術界往往很常見，于曉丹前二十年基本在美國生活，回國后的一段時間經常被稱為“斜杠”，因為她既寫小說，還做服裝設計，常有人說她是一個跨界“破圈”人才。但在于曉丹看來，在國外這沒有什么特殊的，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正常的選擇，大家都可以這么選擇”。“但是我想對于青年作者來說，根本不是我們不想破，而是怎么破的問題。”馬小淘有點懷疑：在“怎么破”之前，得先看看青年作家在不在“圈”里。“你根本沒有什么固定的粉絲，你的書在當當和京東上點評數是4，你談什么破圈？你干了啥、你擅長啥，你自己以為你在的那個圈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在談論破圈？你還是先考慮進圈吧。”對于年輕作家來說，現在儼然也沒有到一個在寫作的“圈”里很舒適的地步，所以也沒有很著急非得要出去的愿望。

相較之下，“出圈”的基礎是作品得腳踏實地，能對世界有更遼闊的關注和更新鮮的表達方式。馬小淘在創作之外還是《人民文學》的編輯，日常發現大量自來稿的主人公，基本就是作家、編劇、記者、文學愛好者，“我覺得這何止是不想出圈，這簡直就是劃地為牢。”文學界不斷縮小，變得圈子化，得到愈發少的社會關注，“但是讀作品的時候覺得全世界都在搞文學，因為作品里的主人公都跟文學沾親帶故，跟文學無關的時候基本就是寫農村”。馬小淘自述一年之內曾看過五個不同作家寫同樣的題材：農村小伙進城打工第一次去嫖娼，看到的坐臺小姐是他在農村的初戀女友；而寫大學生的基本就是北漂、蝸居、租床鋪，寫女性就是嫁豪門做小三。甚至最具想象力的科幻小說也正面臨題材矮化，離不開對世界末日的幻想。以上這些符號化或傳奇性的狹隘想象，透露著作家們對生活的廣闊性與豐富性的不信任，馬小淘想到，“其實這些稿子里寫的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當下生活中最淺表的一部分，也是最虛假和矯情的部分，嚴肅文學的作家還是要沖破表層的泡沫來反映生活的真相。”

敞開心扉，人間值得

在會議現場，制片人陳少虹格外引人注目，不僅因為她的年輕，更因為她參與了現象級科幻電影《流浪地球》的制作。陳少虹覺得自己參與《流浪地球》是個意外，但在此之前的確很多人做科幻題材影視都未能成功，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沒有融合中國的文化進來”。陳少虹說，隨著觀眾審美水平越來越高，更有知識的編劇未來將會有更多的機會，“青年文學與時代生活是融合的，隨著互聯網的出現之后，不應該有什么所謂的定義，各個行業的人是相通的，可以放到一塊交流的。”

青年電影出品人、制片人、策劃人陳少虹

談到破圈，李松睿覺得可以從現實主義本身在當代的命運說起。自十七、十八世紀以來，小說的興起塑造了人類感知世界的方式，但隨著廣播、電視等新媒體的出現，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再次發生變化。李松睿在近期的研究中探討了十七、十八世紀人們對于“虛構真實”概念的理解，在十六、十七世紀小說文體剛剛誕生之時，讀者要求全部真實，所以這一時期“每部小說開頭都告訴你這個作品的內容是我在哪兒撿了一個日記或者撿了一沓書信，或者我聽誰講了故事，他需要一個真實性的證明”。但小說發展到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真實只能通過虛構來獲得，人類的感知模式已經發生變異。而“奧斯維辛”之后，文學家再也無法按照從前的方式寫詩，虛構本身的虛假性已經暴露，藝術發展又呈現出“粗糙化”的傾向。“虛構真實”的概念在不斷地發生改變，伴隨著不斷地“破圈”，藝術創作的方式正在轉換。

青年批評家、《文藝研究》編輯部主任李松睿

不要畫地為牢，才能共同交流。姜肖也認為，“破圈”文化現象的產生跟互聯網文化的興起密不可分，尤其需要觀察的是互聯網節目的影視制作，比如《奇葩說》。姜肖留心于《奇葩說》的核心特點：論辯，源于古希臘文化里的修辭學傳統。《奇葩說》把論辯跟精英知識階層、商業邏輯，還有這兩年才火起來的網絡綜藝文化融合，產生了綜合的結果。“它是不同圈層之間的碰撞，甚至造成奇觀式的觀賞效果。更有意思的是，為什么有這么多人欣賞不同圈層的碰撞？這本身就已經證明我們都呼喚破圈，所以我認為它是更廣泛的時代思潮。”在姜肖看來，破圈是重要的大眾化傳播現象，它是社會文化癥候，跟社會分工、新興產業、多元化選擇價值都密切相關，盡管這背后一定有資本邏輯，但它更重要的是一種時代思潮的表征。“所以我認為所謂‘破圈’，其本身具有歷史化的概念，又是相對于他者而成立的概念，所以才會有‘破’這個動作——不然的話我們就不用破了，直接就是圈里和圈外。”結合專業考察，姜肖判斷現在是一個很好的環境——“如果青年作家有對經典化內容和形式的破圈的沖動”——比如這兩年頻頻被提起的作家班宇和王占黑，他們從豆瓣“破圈”出來，獲得各類獎項，入選各種選本，被文學界廣泛接受，“這其中也涉及媒介轉型與小說敘述形態的變化。”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青年教師姜肖

討論臨近結束，樊迎春提出了也在我心中打轉很久的問題：我們何必“破圈”？是什么讓我們覺得“破圈”是實現文學的根本性的任務？是不是以一個非常潮流的概念就能達成古老的目標？在惡補完全三季《脫口秀大會》后，樊迎春最直接的感受是他們始終在強調的是脫口秀這碗飯也不好干，喜劇行業很難做。這種“人生實難終生皆苦”的感受，讓她想到了青年博士們聚會時一定要相互吐槽的“你今年發幾篇C刊”“你今年拿了幾個項目”……但相互安撫、紓解壓力、共享焦慮并不是“破圈”之后所希望看到的。觀眾或許也并不熱衷于觀賞李雪琴和楊笠與自己身上那份相似的“喪”，而更注目的是她們的高人氣與高討論度——所謂的世俗性的成功。樊迎春總結脫口秀節目的“破圈”，大致因為敢于以舉重若輕的方式冒犯、嘲諷和否定日常不太敢公開討論的東西，這種言說方式可能為當下所謂的青年人提供了一種心里的補償機制，使大家從中獲得一種爽感。此外，脫口秀還試圖表達某些價值觀，比如李誕說“喜劇的內核是悲劇”“人間不值得”等，試圖傳遞一種所謂“高級”的價值觀念。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雅博士后樊迎春

這些特質讓人本能地產生興趣，卻也讓“樊迎春們”本能地產生警惕：以好笑為根本原則的工具理性、閉目塞聽般的世俗性快樂、逃避雖可恥但有用的價值觀是否正確？“所以我覺得那些貢獻點擊量的人，沒有考慮過對悲劇性內核的理解。”更重要的問題是，“破圈”之后我們怎么樣了？比如某某某的粉絲去豆瓣給某某某的書打低分，為了練手速和增加經驗值，這樣可以給他的偶像再打高分……“破圈”之后的弊端已經影響到其他的圈層，“破圈”所帶來的不僅只有優勢。“我們也可以注意當下的青年文化，有李雪琴式的‘喪’，也有吳京式的‘戰狼’。我們吐槽的‘九九六’很慫是青年文化，在海淀法院外站了一整天支持弦子性侵案的人們也是青年文化。”

樊迎春認為，所以如果青年寫作要實現真正的“破圈”，最重要的還是理解和包容世界的多元和復雜，能夠明白真正打動人的質素什么，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所以如果問我如何破圈，我的答案可能是放下傲慢的姿態，各司其職。”樊迎春說，“因為只有各司其職，只有調動各個圈層真正的本質性的優質的活力，才能讓各個圈層映照彼此，找到自己根本性的優勢。最重要的還是夯實各個圈層所謂的底線，然后才能產生一些真正的外部性。”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寫作中心主任助理翟文鋮、張曉琴主持本期工作坊

檢索“破圈”“出圈”“凡爾賽文學”“內卷”等等正在潮流浪尖上的熱點詞，可以發現文學圈已經對其展開陸續的闡釋。近一年前，唐詩人在文章中談到，要想“出圈”就必須把目光拉回到我們自身的文化現實上里，“作家和研究者都需要主動打破傳統的圈子化規矩，從圈外尋找思想資源來維系活力。這活力不是‘活動力’，而是創造力。要有大的創造力，作家和學者就必須‘下沉’，沉到最基礎、最真實的生活現實、文化現實中去，發現真正的現實痛點，生成最鮮活的思想話語。是真的創造、有真的思想，‘出圈’就是順理成章之事。”（《創作“下沉”，批評“出圈”》，《文學報》2020年1月23日）在最新一期的《文藝報》“新力量”專刊中，徐剛將“出圈”列為2020年精神生活的關鍵詞之一，并從創作“出圈”談到批評“出圈”。徐剛認為縱使當下的文學批評面臨著“被時代拋棄的不安”，但也無需為打破圈層壁壘而刻意“圈粉”：“批評固然無處不在，但真正有效的批評，或許有時候只能是少數人的志業。因此，在這樣的融媒體時代，批評一方面要拿出改變的勇氣，去了解現實，適應現實的變化，但有時候也需要有自己的定力，不能自亂陣腳。”（《出圈——從文學“出圈”說到“學院派批評”》，《文藝報》2020年12月21日）而就在一周之前，作為“2020收獲文學榜”系列活動之一的“無界對話：文學遼闊的天空”研討會上，據說也上演了一場對文學“圈內自萌”的批判與文學“鄙視鏈”吐槽大會。兩篇各具特色的深度報道中，都關注到了何襪皮對文學邊界的比喻，“那是很模糊的邊界，就像是左右滑動的光亮調節器，而非‘非暗即明’的電燈開關”；以及嚴鋒所理解的文學“越界”：越界，并不是“我要成為你”，而是“我要理解你”。（施晨露《文學鄙視鏈，編劇最底層？》，上觀新聞2021年1月7日；羅昕《打破 “圈地自萌”，文學內部對話的可能與限度在哪里？》，澎湃新聞2020年1月8日）

“把xx作為方法”之后，突破原有的閾限，進入更開闊的場域，著實是當下青年文學的一種共識。我們尋覓“可能性”，呼喚“真的惡聲”，追求不停歇的“文學革命”，一股有效的、活躍的文化力量總歸要在適合當下的軀殼里影響社會，這是文學常讀常新的常識，更是亙古不變的艱難。讓青年們分享這份艱難吧，“破圈”之后，仍有一場場漫長的伊薩卡之旅：它充滿冒險，還有發現。（中國作家網 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