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阜成門的魯迅故居是一座四合院，三間北房的東頭是母親魯瑞的臥室。床上枕頭上繡著四個字：“五月七日”。當今的青少年觀眾多不解其意。但22歲的毛澤東卻在1915年5月7日題寫了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這是為什么？因為1915年1月18日，日本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誘餌，提出了控制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派外交部官員與日方談判，歷時五月，會談二十余次。日方于當年 5月7日發出了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凱政府于5月9日復文表示基本接受。這樣做，就連代表袁世凱政府在條約上簽字的外交總長陸徵祥都不得不表示：“雖然被迫，也是罪人。”所以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前，五月七日是中國的國恥紀念日。

袁世凱作為一個對中國近、現代進程產生過影響的歷史人物，對他進行學理性研究當然是允許的。袁世凱于1915年12月12日陰謀復辟帝制，并于翌年元旦登上了皇帝寶座，改1916年為洪憲元年。袁世凱將共和國的車輪拉向后轉，這無疑是一種倒行逆施，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他的“皇帝夢”也僅僅做了八十三天。所以，晚年袁世凱已被牢牢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就連袁世凱本人也知道，“二十一條”的內容“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因而他曾采取拖延時間、反復談判、尋求歐美支持等措施，但為了實現“家天下”的一己私利，最終他仍然做了妥協。所以，“二十一條”的賣國性質，也是任何人都不能夠改變的。

然而，繼有人在網上曲解魯迅跟蔣介石、跟日本人的關系之后，近來又有人拿魯迅跟袁世凱的關系大做文章。最吸引眼球的有兩點：一，魯迅吹捧過袁世凱。二，魯迅在“二十一條”上簽了名。這樣一來，“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者魯迅就跟賣國賊綁在一起了。博識者可能認為這類博文不值一哂，真正做學問的人當然不會光靠上網著書立說，但不少青少年卻流連于網絡而輕視文獻史料，如不予以澄清，后遺癥將相當嚴重。

1912年12月26日《魯迅日記》

魯迅生前與袁世凱確有一面之緣。1912年12月26日魯迅日記記載：“晨赴鐵師子胡同總統府同教育部員見袁總統，見畢述關于教育之意見可百余語，少頃出。”袁世凱是1912年3月10日在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的，例行公事，當然要分批接見政府各部門的公職人員。魯迅作為教育部員之一，參加了一項集體活動。這次活動，時間很短，袁世凱接見之后僅“述關于教育之意見可百余語。”魯迅并沒有認為其中有什么重要指示，所以在日記中模糊記之，事后更無片言只語的贊美。魯迅當年在教育部的同事林冰骨回憶：“袁賊那天的說詞雖然空洞冗長，但除去反復說他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內，曾編輯教科書數種來自我夸耀外，對于民國的新教育的方針和宗旨，便毫無認識。在座的我同魯迅先生他們，也只好相視一笑。”（《我所記憶的四十五年前的魯迅先生》，原載1956年10月6日《人民日報》）

至于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幕后拍板的當然是袁世凱本人，中國方面的交涉代表是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幾經斡旋后形成的《中日民四條約》簽字人是陸徵祥。袁世凱本人深知“二十一條”的賣國性質，但老謀深算，既有意向其他國家提前泄露有關內容，想借外力遏制日本；又有意向政府部門披露，以爭取輿論同情，減輕自己的罪責。據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同事錢稻孫回憶，當時袁世凱派員將“二十一條”條文寫在摺本上，放在教育部秘書處，叫部員一個一個地進去看，看完條文就要簽上自己的名字。錢稻孫說：“我們不同意，看這條文很傷心，但也得簽名，當時哪敢不從呢？”但魯迅本人的文章中未曾提及此事，錢稻孫的訪談也未提及魯迅。就憑當年發生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這樣一件事，怎么能作為魯迅支持袁世凱賣國的證據呢？作為一個教育部的部員，魯迅哪有資格在國際條約上負責簽字？這謠言豈不是造得太離譜了嗎？

在魯迅作品中，論及袁世凱的地方很多，僅引述兩段，以證魯迅對袁世凱的真實看法：

在《偽自由書·〈殺錯了人〉異議》中，魯迅談及袁世凱執政時期的白色恐怖：“于是殺，殺，殺。北京城里，連飯店客棧中，都滿布了偵探；還有‘軍政執法處’，只見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進去，卻從不見他們活著走出來……”魯迅將袁世凱定性為“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所以他對革命黨人的鎮壓并非“殺錯了人”，而是出于他的反革命性。

在《而已集·扣絲雜感》中，魯迅用漫畫化的筆觸活靈活現了袁世凱復辟失敗的丑態：“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義，這才呵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但這一出戲也就閉幕，袁公的龍馭上賓于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