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與出版家范用

 

“向上看”：記憶是創造之源

經典閱讀的意義毋庸置疑。在閱讀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今天，僅從閱讀策略層面考量，重溫經典可能是青年人更明智的選擇。

黑澤明在一次采訪臨近尾聲時被問及能否給青年人一些建議。他沒有談攝影、剪輯等與電影有關的技術問題，而將重點指向了閱讀。 “年輕人至少要多讀些書，要是沒有豐富的儲備，就沒有辦法創造，所以我常說創造源于記憶。記憶是創造之源，你不可能無中生有。”黑澤明此處談到的“記憶”，特指由經典閱讀得來的經驗累積。

無獨有偶，備受文藝青年推崇的音樂家坂本龍一素來以對藝術追求的嚴謹挑剔聞名。在創作中他這樣要求自己，“無論音樂還是電影，我幾乎都是在和已故的偉人們對話”。把坂本的這一自我規束看作對青年的建議未嘗不可，他甚至無比坦率地說，“泛泛之輩所在多有，所以‘不能向下看’是我的戒律。”

“閱讀經典，并從中獲取能量”——雖然專長領域不同，被青年視作偶像的兩位給出的人生建議卻不約而同。讀汪曾祺，對于今天的青年來說，無疑是一個可資借鑒的經典閱讀選擇。

見微知著：開啟跨越時空的對話

今天重讀汪曾祺，無異于以閱讀的形式參與這位“生活家”對他所處社會生活的體察和實踐。不刻意為之，過程常常是輕松愉悅的，卻能見微知著。

“食文化”是我們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散文《五味》中，汪曾祺盤點了國人對于調味的偏好，拉拉雜雜，信手拈來，市井煙火躍然紙上。對于味道的不同偏好背后，彰顯的是地域性格和人文情懷。咸鹽，最日常不過，對于調味，卻又無比重要。透過汪曾祺視角，我們看到，“中國人過去吃鹽很講究，如桃花鹽、水晶鹽，‘吳鹽勝雪’，現在則全國都吃再制精鹽。只有四川人腌咸菜還堅持用自貢產的井鹽。”生活的變遷，盡顯于寥寥數語，雖未見明顯的褒貶評價之語，態度卻明確無疑。行文語言是中立平實的，情感傳達卻是飽滿而無障礙的，正是這種俯拾即是的“言外之意”十分切近當下人們的感受，讓人讀起來毫無隔閡，往來間仿佛與久未謀面的故友重逢，極愿意聽對方將所思所想娓娓道來。

讀汪曾祺的一個迷人之處是好像在聽故事，那些因時空阻隔而產生的鴻溝仿佛從來不曾存在過。在《尋常茶話》中，汪曾祺記述了過去時代的“茶館日常”：“抗戰時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幾乎天天泡茶館。‘泡茶館’是西南聯大學生特有的說法。本地人叫作‘坐茶館’， ‘坐’，本有消磨時間的意思，‘泡’則更勝一籌。這是從北京帶過去的一個字，泡者，長時間地沉溺其中也，與‘窮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語源。聯大學生在茶館里紛紛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書、寫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館里讀梵文……”這段“茶館日常”幾乎與今天的咖啡館生態別無二致，讀起來甚至讓人覺得恍惚。“泡”這個詞更是精妙，是對一種青年流行生活方式的生動注解，誰曾想，此“青年”與彼“青年”竟分屬不同時代。讀汪曾祺的某一個瞬間，原本橫亙在時空中的區間被輕而易舉地消解了。本來那么遙遠的情境并非全然陌生，一種鮮活的質感觸手可及。彼時，喝茶還是喝咖啡變得不再重要，只余下特定場域中，我們度過的時光和思想交匯的花火閃閃發亮。

重讀汪曾祺，為今天的青年理解過去的時代和人們構建起“特別通道”。《學人談吃》一書序言《食道舊尋》中，汪曾祺不遺余力地記述了老舍先生所設家宴，其中菜色、盛器都十分講究，細節描寫豐盈飽滿，滿是地道的京味。透過“談吃”種種，我們得以再認識一個慷慨好客、對生活滿懷熱忱的老舍，而這種再認識也將延伸影響至理解他的創作風貌，可算是一種意外收獲。又是不假品評，而人的音容、脾性、氣質盡現讀者眼前，真正是四兩撥千斤的功夫，可當作具有史料價值、引人入勝的“文史”來讀，與枯燥絕緣，讀起來興味盎然。

至于汪曾祺本人對于“吃”以及由“吃”衍生出的態度，則可在同一篇文章中找到更為精辟的一段自白：“我是很愛逛菜市場的，到了一個新地方，有人愛逛百貨公司，有人愛逛書店，我寧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雞活鴨、鮮魚小菜，碧綠的黃瓜，通紅的辣椒，熱熱鬧鬧，挨挨擠擠，讓人感到一種生之樂趣。”這個把逛菜市當作“構思過程”的老頑童太可愛了，不是嗎？這些出現在書頁里的字句，仿佛就寫在昨天，說了我們想說還沒來得及說出口的話。時間灑下的光影疏密橫斜，親手寫就這些鮮活字句的人，從未走遠。

千帆閱盡：歸來仍是少年

創造美，將調皮有趣、幻想好奇融入人類的精神長河，是文學藝術的特質之一。今天，這一文學藝術富有青春朝氣的面向，正與當下的生活發生越來越密切的聯系。

藝術家蔡國強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無疑是那些蓄勢良久而綻放一瞬的“白日焰火”，帶給觀者感官和心靈上的雙重震撼，意味又極浪漫。文化評論家楊照描述這個男人的浪漫，“不是那種精于世故含蓄曖昧看世事遠矣的浪漫”。蔡國強也曾不止一次地剖白自己的“造夢機制”，“隨著年紀的增長，愈來愈了解政治、社會、人生、藝術等事物的復雜，但是這種了解并不會使我的創作復雜化，反而會讓創作更簡單，這是我要的”。保持童真和熱愛是對藝術家的恩賜，同樣，也是寫作的福音。

千帆閱盡，畢生豐滿的經歷煉就了一個更加純粹的汪曾祺。讀懂他，讓人時常為一種凜凜“少年氣”所折服——由文字中折射出的哲學觀和美學態度，散發著天真與善意，文氣吞吐，溫潤恬淡。

個人特質與來自原生家庭和授業恩師的影響密不可分。用汪曾祺的話說，他的父親“是個很有藝術氣質的人”，會畫畫，刻圖章，拉胡琴，糊風箏……玩物而非喪志，這些充滿趣致的生活基因很好地“遺傳”到了汪曾祺身上，他由看父親作畫，自己也喜歡上了畫畫，尤喜“讀”畫帖，不過素來“喜歡舒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濃重繁復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我的創作生涯》）觀畫、觀文而知人，疏淡清新的趣味早已融入作家的血脈之中。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成為沈從文先生的學生。沈從文講授“創作實習”課“沒有課本，也不發講義”，“可以說是毫無系統”。一次汪曾祺交上的習作，把人物對話寫得“很深刻，有哲理”，沈先生點評道：“你這不是對話，是兩個聰明腦殼在打架。對話寫得越平常，越簡單，越好。”老師一句簡單的話讓汪曾祺茅塞頓開，感到是“富有深刻現實主義的”。正是這樣輕形式而重實踐，少了規訓束縛而更重創造發揮的課程讓他“收到很大效益”（《我的創作生涯》），潛移默化中塑造了汪曾祺寫作的風貌。

1939至1946年，汪曾祺曾經在云南生活過7年之久。在西南聯大求學等經歷讓他對故地多有偏愛。多年后他在《昆明的雨》中寫到，“我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昆明的雨季，是濃綠的。”讓他想念的不只昆明的雨。名目繁多的菌子，色澤黑紅、狀若“火炭”的楊梅，緬桂樹，木香花，蓮池邊的小酒館……屬于昆明的朝暮風物無不打濕了他的想念。想念的細節太多，讀起來頗具畫面感。三言兩語，使人驚嘆于他超乎尋常的觀察力、描摹能力和情感張力，“帶著雨珠的緬桂花使我的心軟軟的，不是懷人，不是思鄉”（《昆明的雨》），他筆下的昆明，萬物有靈，脈脈含情，也許可以解釋為“云南人對聯大學生很好……”（《七載云煙》）令他念念不忘，假如追根究底，恐怕永葆發現之眼、善感之心，才是讀來讓人心頭溫熱柔軟的汪曾祺的精神底色。

在紀念沈從文先生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一文中，送別敬愛師長的汪曾祺在文章末尾寫到，“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種在一個橢圓形的小小的鈞窯盆里。很多人不認識這種草。這就是《邊城》里翠翠在夢里采摘的那種草，沈先生喜歡的草。”短短數行，不聞涕淚，情深至遠。

深深的話淺淺地說——最心底的和最深切的流淌在字里行間，而目之所及，皆是云淡風輕。

潤物無聲：還原生活的更多面向

哲人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

寫作，是審視生活的方式之一。汪曾祺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我的創作生涯》）。他對自己寫作的認知異常清醒，不僅直截了當地回應了對他“唯美寫作”（言外之意是缺乏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批評，更一語道出與寫作密不可分的、對生活本質的思考。汪曾祺希望自己的作品“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潤，讓人覺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是有詩意的”。并且他志愿“把這些樸素的信念傳達給人”（《我的創作生涯》）。

太多人被裹挾在忙碌的現實中，甚至忘卻了作為獨立個體，理應有更多選擇喜好和嘗試其他可能的權利。

當擺脫“唯其一種”的禁錮，生活不再乏善可陳，轉而展露更多真容。尋常軌跡固然適合絕對的大多數，實情卻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生活存在更多可能：“新隱士”二冬“借山而居”，以自己喜歡的方式過一生；而遠在挪威的阿瀾·盧則大聲說，“我不喜歡人類，我想住進森林”……這些相對較少數，絕不應因其稀有而被漠視。

重讀汪曾祺，會發現作家對生活本質的覺知和探討早已浸潤在人間有味、草木春秋中，折疊了歲月，距離我們，這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