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作家十五講》 曹文軒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

細瘦的洋燭

在《高老夫子》中，魯迅寫道：“不多久，每一個桌角上都點起一枝細瘦的洋燭來，他們四人便入座了。”

描寫洋燭的顏色，這不新鮮；描寫洋燭的亮光，這也不新鮮。新鮮的是描寫洋燭的樣子：細瘦的。這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的觀察。魯迅小說被人談得最多的當然是它的思想意義，而魯迅作為一個作家所特有的藝術品質，一般是不太被人關注的。這是一個缺憾，這個缺憾是我們在潛意識中只將魯迅看成是一個思想家所導致的。我們很少想起：魯迅若不是以他爐火純青的藝術向我們展示了他的文字，我們還可能如此親近他嗎？

作為作家，魯迅幾乎具有一個作家應具有的所有品質。而其中，他的那份耐心是最為出色的。

他的目光橫掃著一切，并極具穿透力。對于整體性的存在，魯迅有超出常人的概括能力。魯迅小說視野之開闊，在現代文學史上無一人能望其項背，這一點早成定論。但魯迅的目光絕非僅僅只知橫掃。我們必須注意到橫掃間隙中或橫掃之后的凝眸：即將目光高度聚焦，察究細部。此時此刻，魯迅完全失去了一個思想家的焦灼、沖動與惶惶不安，而是顯得耐心備至、沉著備至、冷靜備至。他的目光細讀著一個個小小的點或局部，看出了匆匆目光不能看到的情狀以及意味。這種時刻，他的目光會鋒利地將獵物死死咬住，絕不輕易松口，直到讀盡那個細部。因有了這種目光，我們才讀到了這樣的文字：

四銘盡量的睜大了細眼睛瞪著看得她要哭，這才收回眼光，伸筷自去夾那早先看中了的一個菜心去。可是菜心已經不見了，他左右一瞥，就發現學程（他兒子）剛剛夾著塞進他張得很大的嘴里去，他于是只好無聊的吃了一筷黃菜葉。（《肥皂》）

馬路上就很清閑，有幾只狗伸出了舌頭喘氣；胖大漢就在槐陰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示眾》）

他剛要跨進大門，低頭看看掛在腰間的滿壺的簇新的箭和網里的三匹烏老鴉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奔月》）

魯迅在好幾篇作品中都寫到了人的汗。他將其中的一種汗稱之為“油汗”。這“油汗”二字來之不易，是一個耐心觀察的結果。這些描寫來自于目光的凝視，而有一些描寫則來自于心靈的精細想象：

……一枝箭忽地向他飛來。羿并不勒住馬，任它跑著，一面卻也拈弓搭箭，只一發，只聽得錚的一聲，箭尖正觸著箭尖，在空中發出幾點火花，兩枝箭便向上擠成一個“人”字，又翻身落在地上了。（《奔月》）

小說企圖顯示整體，然而，仿佛存在又仿佛無形的整體是難以被言說的。我們在說《故鄉》或《非攻》時，能說得出它的整體嗎？當你試圖要進行描述時，只能一點一點地說出，而此時，你會有一種深切的感受：一部優秀的小說的那一點一滴，都是十分講究的。那一點一滴都顯得非同一般、絕妙無比時，那個所謂的整體才會活生生地得以顯示，也才會顯得非同尋常。這里的一點一滴又并非是倉庫里的簡單堆積，它們之間的關系、互相照應等，也是有無窮講究的。在它們的背后有一個共同的基本原則、基本美學設定和一個基本目的。它們被有機地統一起來，猶如一樹藏于綠葉間的果子——它們各自皆令人賞心悅目，但它們又同屬于同一棵樹——一樹的果子，或長了一樹果子的樹，我們既可以有細部的欣賞，也可以有整體的欣賞。但這整體的欣賞，不管怎么樣，都離不開細部的欣賞。

就人的記憶而言，他所能記住的只能是細部。當我們在說孔乙己時，我們的頭腦一片空白，我們若要使孔乙己這個形象鮮活起來，我們必須借助于那些細節：“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伸開五指將裝有茴香豆的碟子罩住，對那些要討豆吃的孩子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人的性格、精神，就是出自于這一個一個的細節，那些美妙的思想與境界，也是出自于這一個一個的細節。

魯迅小說的妙處之一，就在于我們閱讀了他的那些作品之后，都能說出一兩個、三四個細節來。這些細節將形象雕刻在我們的記憶里。

在小說創作中，大與小之關系，永遠是一個作家所面對的課題。大包含了小，又出自于小；大大于小，又小于小……若將這里的文章做好，并非易事。

烏鴉肉的炸醬面

羿，傳說中古代的善射英雄；嫦娥，美女，盜用丈夫不死之藥而奔月，成為廣袖舒飄、裙帶如云的月精。但魯迅卻不顧人們心中的習慣印象，一下將他倆放入了世俗化生活圖景中：天色已晚，“暮靄籠罩了大宅”，打獵的羿才疲憊而歸，今日運氣依然不佳，還是只打了只烏鴉，嫦娥全無美人的舉止與心態，嘴中咕噥不已：“又是烏鴉的炸醬面，又是烏鴉的炸醬面！”炸醬，北方的一種平民化的調料；炸醬面，北方的一種平民化的食品。這類食品一旦放到餐桌上，立即注定我們再也無法與貴族生活相遇，也再難高雅。而且糟糕的是，還是烏鴉肉的炸醬面——不是草莓冰激凌，不是奶油蛋糕，不是普魯斯特筆下精美的“小馬特萊娜”點心，而是烏鴉肉的炸醬面！當看到“烏鴉肉的炸醬面”這樣的字眼以及這幾個字的聲音仿佛響起，再以及我們仿佛看到了這樣的食品并聞到了烏鴉肉的炸醬面的氣味（盡管我們誰也沒有吃過烏鴉肉的炸醬面）時，羿和嫦娥就永遠也不可能再是英雄與美人了。

我們發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現象：英雄、美人竟與食品有關。夏多布里昂筆下的美人阿達拉以及文學作品中的其他全部的美人（自然包括林黛玉），是不可能讓她們吃炸醬面的，尤其不能吃烏鴉炸醬面或類似烏鴉炸醬面之類的食品。這些人必須飲用瓊漿玉液，若無處覓得瓊漿玉液，文學作品就得巧妙回避，不談吃喝。紅樓四大家族中的美人們，倒是經常要吃的，但吃的都非尋常百姓家的食品，紅樓食譜，早已是學者與烹調專家們研究的對象。我們無法設想林黛玉去吃烏鴉肉的炸醬面，盡管這一點是毫無道理的——實際生活中的林黛玉興許就喜歡吃呢，但你就是不能從生活出發。其實，人們不僅如此看待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即便是生活中的人，你一旦將誰視為英雄與美人時，也會在潛意識里忽略他們的吃喝拉撒之類的生活行為。記得小時讀書，父親的學校來了一位漂亮的女教師，圍一條白圍巾，并且會吹笛子，皮膚是城里人的皮膚，頭發很黑，眼睛細長，嘴角總有一絲微笑，愛羞澀，是我兒時心目中的美人，也是我們全體孩子——男孩子、女孩子心目中的美人。但有一天，當我們早晨正在課堂里早讀時，一個女孩跑進教室，神秘而失望地小聲告訴大家：姜老師也上廁所，我看見了！從此，我們就不覺她美了——至少大打折扣。人會在心目中純化一個形象，就像他會在心目中丑化一個人物形象一樣。前者是省略，后者是增加。前者是將形象與俗眾分離，是一種提高式的分離，后者也是將形象與俗眾分離，但卻是一種打壓式的分離。人們看文學作品中的英雄與美人，比看生活中的英雄與美人更愿意純化。文學家深諳此道，因此一寫到英雄與美人，往往都要避開那些俗人的日常行為和生物性行為。沈從文永遠也不會寫翠翠上廁所。其實，你可以設想：生活在鄉野、生活在大河邊的翠翠，很可能是要隨地大小便的——該掌嘴，因為你玷污了、毀掉了一個優美的形象。我們如此惡作劇，只是提示一個事實：文學中的高雅、雅致、高貴，是以犧牲（必須犧牲）粗鄙一面為代價的。

理論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然而，魯迅可以完全不忌諱這一切，因為魯迅心中無美人，也無英雄。非但如此，魯迅還要將那些已經在人們心目中定型的英雄與美人還原到庸常的生活情景中。

俗化——又是魯迅的筆法之一。

收在《吶喊》與《彷徨》中的作品自不必說，那些人物，大多本就是世俗中人，本就沒有什么好忌諱的。而《故事新編》中的全部故事，幾乎涉及的都是傳說中或古代的英雄、大哲、圣人與美人。流傳幾千年，這些人物高大如山，都是我們必須仰視的。而魯迅大概是開天辟地第一遭，給他們撤掉了高高的臺階，使他們紛紛墜落到塵世中，墜落到蕓蕓眾生中間。他們仿佛來自一個驢喊馬叫的村莊，來自一個空氣渾濁、散發著煙草味的荒野客棧，一個個灰頭土臉，一個個都遮不住地露出一副迂腐與寒酸之相。這里沒有崇敬，更無崇拜，只有嘲弄與嬉笑，他們與當代作家筆下的一個叫王老五的人或一個叫李有才的人別無兩樣，是俗人，而非哲人、圣人、美人。

禹的妻子（魯迅戲稱禹太太）竟大罵我們心中的禹：“這殺千刀的！奔什么喪！走過自家的門口，看也不進來看一下，就奔你的喪！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處，仔細像你的老子，做到充軍，還掉在池子里變大忘八！這沒良心的殺千刀！……”（《理水》）

那位“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偉大的禹呢？

周文王伐紂，伯夷、叔齊兄弟憤憤然：“老子死了不葬，倒來動兵，說得上‘孝’嗎？臣子想要殺主子，說得上‘仁’嗎？……”不愿再做周朝食客，“一徑走出養老堂的大門”，直往首陽山而去，然而這里卻無茯苓，亦無蒼術可供兄弟二人食用，饑不擇食，采松針研面而食，結果嘔吐不止，其狀慘不忍睹。后終于發現山中有“薇菜”可食，并漸漸摸索出若干薇菜的做法：薇湯、薇羹、薇醬、清燉薇、原湯燜薇芽、生曬嫩薇葉……烤薇菜時，伯夷以大哥自居，還比兄弟“多吃了兩撮”。（《采薇》）

“不食周粟”的義士呢？

墨子告別家人，帶上窩窩頭，穿過宋國，一路風塵來到楚國的郢城，此時“舊衣破裳，布包著兩只腳，真好像一個老牌的乞丐了”。找到了設計云梯、欲慫恿楚王攻打宋國的公輸般，頗費心機地展開了他的話題。“北方有人侮辱了我”，墨子很沉靜地說，“想托你去殺掉他……”公輸般不高興了。墨子又接著說：“我送你十塊錢！”這一句話，使主人真的忍不住發怒了，沉著臉，冷冷地回答道：“我是義不殺人的！”墨子說：“那你為什么要去無緣無故地攻打宋國呢？”公輸般終于被說服了，還將墨子介紹給楚王。去見楚王前，公輸般取了衣服讓墨子換上，墨子還死要面子：“我其實也并非愛穿破衣服的……只因為實在沒有工夫換……”還是換上了，但太短，顯得像“高腳鷺鷥似的”。墨子最終如愿以償，以他的“非攻”思想勸阻了楚攻打宋的念頭，踏上了歸國之途，然而經過宋國時，卻被執矛的巡邏兵趕到雨地里，“淋得一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非攻》）

這便是創造了墨家學說而被后人頂禮膜拜的墨子。

而那位漆園的莊周、夢蝶的莊周又如何？

路過一墳場，欲在水溜中喝水，被鬼魂所纏，幸虧記得一套呼風喚雨的口訣，便念念有詞：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秦褚衛，姜沈韓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敕！敕！司命大神飄然而至，鬼魂不得不四處逃散，但司命見了莊周也老大不高興：“莊周，你找我，又要鬧什么玩意兒了？喝夠了水，不安分起來了嗎？”莊周與司命談起生死：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又是莊周夢蝶、是莊周做夢成蝶還是蝶做夢成莊周那一套。司命不耐煩，決心想戲弄一番莊周，馬鞭朝草蓬中一點，一顆骷髏變成一個漢子跑了出來，而司命擱下莊周一人，自己隱去了。那漢子赤條條一絲不掛，見莊周竟一口咬定莊周偷了他的包裹和傘，無論莊周怎么辯解，漢子就是不依，莊周說：“慢慢的，慢慢的，我的衣服舊了，很脆，拉不得。你且聽我說幾句：你先不要專想衣服罷，衣服是可有可無的，也許是有衣服對，也許是沒有衣服對。鳥有羽，獸有毛，然而王瓜茄子赤條條。……”云云，不知胡謅一些什么。漢子根本不承認自己已死了數百年——這絕不可能，故當莊周說讓司命還他一個死時，他竟說：“好，你還我一個死罷。要不然，我就要你還我的衣服、傘子和包裹，里面是五十二個圓錢，斤半白糖，二斤南棗……”莊子說：“你不反悔？”“小舅子才反悔！”——注意這一句，這大概是一句北方話，其世俗氣息、生活氣息濃郁到無以復加。（《起死》）

令我們仰止的精神之山、之父，只這一句話——雖還不是出自他口，但因他是與說這種語言的人（鬼）對話，也就一下被打落到平庸的日常情景中而頓時成了一大俗人，并且還是一個頗為可悲的俗人。

中國文學關心世俗、好寫世俗當然不是從魯迅開始的——小說本出自市井，胎里就帶有世俗之痕跡、之欲望，但將神圣加以俗化，不知在魯迅先生之前是否還有別人，即使有，大概也不會像魯迅寫得如此到位，又如此非同一般的。

魯迅無論是寫《故鄉》《祝福》《阿Q正傳》《肥皂》《兄弟》之類，還是寫《非攻》《采薇》《奔月》《理水》《起死》之類，都以俗作為一種氛圍、一種格調。俗人、俗事，即便是不俗之人，也盡其所能將他轉變為俗人——越是不俗之人，魯迅就越有要將他轉變為俗人的欲望。俗人、俗事，離不開俗物。因此，魯迅常將炸醬面、辣椒醬、大蔥、蒸干菜這些平民百姓的食品寫入作品。這些食品之作用，絕不可以小覷，烏鴉肉的炸醬面一旦被提及，我們就再也無法進入“紅樓”的高雅與托爾斯泰筆下的高貴了。一碗炸醬面從何而來的改變雅俗的力量？食色性也，食是人的生活的一個基本面，這個基本面反映著人的生存狀態。這就是好萊塢的電影在呈現貴族生活時為什么總是要將許多鏡頭留給豪華大廳中的早餐或葡萄美酒夜光杯之晚宴的原因。

魯迅的行為，用今日之說法，就是解構神圣——用調侃的方式解構。中國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某些品質，在魯迅那里就已經存在著了，只不過當時的批評家未能找到恰當的批評言辭罷了。需指出的是，魯迅之作與今日之痞文在實質上是很不相同的。首先，魯迅在將一切俗化時，骨子里卻有著一股清冷與傲慢。他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俗在他而言，并非一種品質，而是一種興趣，更確切的說法是，俗是他的一種對象——被嘲弄的對象。通過嘲弄，他達到了一種優越感流過心頭乃至流遍全部肉身的愉悅。俗不是他融入其中——更不是他樂于融入其中的狀態，而是他所看到的、激起了他嘲弄之欲望的狀態。在看這些作品時，我們總能隱隱覺得，魯迅抽著煙，安坐一旁，目光中滿是智慧與悲涼。

中國當下文學的俗化（痞化），則是作者本身的俗化（痞化）作用的結果。而在構思之巧妙、語言之精絕、趣味之老到等藝術方面，當下文學與魯迅之間就更見距離之遙遙了。

魯迅為什么將一切俗化？可從魯迅對現實、對傳統文化的態度等方面找到解釋，但還應該加上一條：魯迅出身于一方富庶人家，但他從小所在，卻是在汪洋大海般的俗生活圖景之中。此種情景，周家大院外無處不在，甚至也隨著家傭們帶進大院，魯迅熟悉這一切，甚至在情調上也有所熏染。

（摘選自曹文軒《經典作家十五講》第一講“讀魯迅：‘細瘦的洋燭’及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