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化的風風雨雨，似乎都關聯著他的名字。不論你喜歡還是厭惡，王蒙在這個巨變的年代里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有論者曾經這樣評價作家王蒙與中國當代文學的關系。

的確，王蒙的創作幾乎與新中國同齡——1953年，19歲的小伙子動筆寫下了《青春萬歲》，從此便開始了一發不可收拾的文學旅途：1956年《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發表在《人民文學》，1979年中篇小說《布禮》面世，同年《悠悠寸草心》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80年代初，《蝴蝶》《春之聲》《深的湖》《心的光》《夜的眼》等一大批中短篇佳作頻發，文壇稱之為“王蒙的集束手榴彈”。1987年，《活動變人形》正式出版，主人公倪吾誠至今仍漫步在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中，被后來的寫作者學習效仿。198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堅硬的稀粥》更是引起轟動，小說以一個家庭中的“膳食改革”作為象征，折射出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同人群的不同面孔——至此，王蒙的創作歷程已經接近40年，這對于一般作家來說是近乎全部的創作生命，但王蒙不愧是王蒙：1990年出版中篇小說集《球星奇遇記》，1991年出版紅學專著《紅樓啟示錄》，從1992到1999年陸續出版《戀愛的季節》《失態的季節》《躊躇的季節》《狂歡的季節》長篇小說四部曲，2004年出版長篇小說《青狐》，2013年出版長篇小說《這邊風景》，2014年出版長篇小說《悶與狂》，2015年憑借《這邊風景》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除此之外，還有大量散文、雜文、隨筆、詩歌、報告文學等各種文體的“閑暇”之作。新世紀以來，王蒙在傳統文化方面尤其用力，《老子的幫助》《老子十八講》《莊子的享受》《莊子的快活》《莊子的奔騰》《與莊共舞》《天下歸仁》《得人心得天下》《雙飛翼》等一系列解讀文化經典的作品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可謂作賦窮經兩不誤。如此龐大的創作體量，令不少同代作家汗顏。王蒙自身的經歷和他的創作一樣非常人可以企及，自我流放新疆邊陲長達16年，回京后官至文化部部長，至今已出訪近60個國家和地區……他充沛的體能與旺盛的精力哪怕年輕作家也難以望其項背。2019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在拜訪王蒙時勸他寫點文壇回憶錄，王蒙說：“我哪有時間，我現在正忙著寫愛情小說呢！”果然，前不久他的小說集《生死戀》便和讀者們見面了。

7月5日，王蒙來到北京SKP RENDEZ-VOUS書店，受邀出席人民文學出版社“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沙龍”，與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胡平一道，對話《這邊風景》的那些年那些事，為該系列沙龍活動啟幕。

活動現場

《這邊風景》：從1973到2013

1981年3月14日，病中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致信作協書記處：“親愛的同志們，為了繁榮長篇小說的創作，我將我的稿費二十五萬元捐獻給作協，作為設立一個長篇小說文藝獎金的基金，以獎勵每年最優秀的長篇小說。我自知病將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繁榮昌盛！”茅盾文學獎遂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最高獎項，自1982年起，基本為4年一屆。獲獎作品反映了1977年以后長篇小說創作發展的軌跡和取得的成就，在卷帙浩繁的當代長篇小說文庫中遴選出翹楚之作，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持續的影響。

1963年，29歲的王蒙離開北京抵達新疆。從29歲到45歲，王蒙一生最好的青春年華都在新疆大地上度過，長篇小說《這邊風景》也創作于此期間。回想起這部小說創作的過程，王蒙很有感觸。他從1973年開始陸陸續續地寫《這邊風景》的一些片斷，到1974年正式開始寫起來，寫作的時間正是“文革”期間。王蒙說，“‘文革’中寫《這邊風景》的時候，當然也得寫階級斗爭、人民公社。但到了1978年下半年，那些人物也不怎么合乎時宜，所以就把它放下了。1979年我回到北京前三門，住房的門框上面有一個頂柜，稿子就放在那里了。”這一放就是三十余年，直至2012年《這邊風景》手稿才被意外地重新發現，并于201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小說寫完了卻沒有發表，在王蒙的人生中并非第一次。早在上世紀50年代，《青春萬歲》就遭遇過無法出版的命運。1957年，《青春萬歲》曾有部分章節在《文匯報》連載，同時個別章節也曾在《北京日報》發表，但政治環境突變，反右斗爭開始后 ，《青春萬歲》的出版落了空。王蒙說，“《青春萬歲》出版不了，是因為我雖然寫了青年學生怎么熱愛新中國，但是沒有寫知識分子和工農兵相結合，光在學校里熱愛不算熱愛，必須得到工農兵當中去，所謂革命革得不夠。”直至文革結束，1978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的作家、編輯家韋君宜同王蒙見面時，請王蒙將《青春萬歲》中的個別內容進行刪減，小說才得以在次年出版。

“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全集”系列叢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這邊風景》，王蒙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出版

《這邊風景》寫作地點在新疆，寫得也是新疆的故事。“為什么自我放逐到新疆？”王蒙說，“文革”前夕，北京的政治空氣嚴峻，讓他“越來越找不著感覺”。革命的道路要往哪里去？王蒙不知道。“我覺得在北京待下去不妙，也無法寫作。”王蒙回憶，當時有三個去處可去，甘肅、江西和新疆，最終他選擇了新疆。“后來我才知道，我暗合了中國文化的一個講究，那就是明末戲劇家李漁說的，‘大亂避于鄉，小亂避于城’。所以我去了新疆，我在農村生活，非常安全。”古人云，文章憎命達，倘若沒有這樣曲折回環的人生經歷，王蒙也不可能寫出新疆大地的一片風景。在疆16年，王蒙不僅留下了《這邊風景》這部近70萬字的鴻篇巨著，更和新疆的少數民族兄弟姐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兄弟般的血肉情誼

“有一點不能不指出，在當代作家當中，書寫漢族和維吾爾族、和新疆各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王蒙老師首屈一指。”胡平高度評價王蒙在維系漢、維民族親善關系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在他看來，王蒙的貢獻不僅在文學方面，其人本身就是“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牢不可破的紐帶”，是一種“兄弟般的血肉情誼”。

評論家胡平

有一次，胡平隨王蒙一同前往伊犁，參加一個文學作品的研討，“在大涼棚似的場地里，那些維吾爾族兄弟接待王蒙老師，王蒙老師戴著維吾爾族的帽子，那些水果、點心都來不及吃，可見他們對王老師的感情真不是一般的。”胡平回憶王蒙參加一對維吾爾族年輕人婚禮的情景，“他們的婚禮不光在家里辦，不光在院子里辦，還在街上走。街上全是人，王老師就在隊伍當中，穿著維吾爾族的服裝，一邊走一邊跳，整個隊伍都是一邊走一邊跳。”對于這種親如一家的民族關系，胡平說自己當時有想流淚的感覺。

王蒙與維族兄弟之間的手足情誼絕非夸張，《這邊風景》里處處可見的細致入微的維族生活場景皆說明了作者的用情之深。王蒙說，自己有一件頂得意的事，就是到新疆后很快就學會了維吾爾語，而且講得很好。王蒙笑談，自認為自己的維吾爾語比真正的維吾爾人講得還好，“到新疆后天天讀、天天背，有一天房東過來敲窗戶，問你有收音機嗎？他說收音機里念得可真好，我說那不是收音機，那是我念的。”王蒙談到，維吾爾族特別講究語言與辭令，因為伊斯蘭教非常看重甚至崇拜語言，只有語言能夠和他們心目中的超凡的力量、神奇的力量有所交通。

在王蒙看來，尊重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首先要從細處理解對方。比如說，縫一個扣子，漢族人和維吾爾人拿針的方式是相反的，我們會覺得危險，但維吾爾人縫扣子就這么縫，他們覺得很安全。“這就是習慣不一樣。所以我寫起維吾爾人來特別有興趣，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說話方式——《這邊風景》里面所有的對話都是先用維吾爾語構思，然后把它翻譯成漢語。”王蒙舉例，維吾爾語的“辦法”是“阿馬”（音），沒辦法是“阿馬康且”（音），“康且”（音）是說買東西的時候問多少錢，“那意思是，你能找出多少辦法來呢？所以小說里面都是問‘幾多辦法’，而絕不會問‘有什么辦法’”。

小說人話小說與時代之關系

寫小說的是人，看小說的也是人。王蒙覺得，自己既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也是一個看小說的人，簡稱“小說人”。在2013年修改《這邊風景》手稿時，王蒙在每一章節的末尾都加上了一段獨具匠心的“小說人語”。或談新疆人情世故，或以當下視角回顧歷史，把過去和現在進行聯系。“其實中國文學有這個傳統，我們看《史記》中有‘太史公曰’，司馬遷用幾句話進行總結恰到好處。《聊齋》專門說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所以在文末也有‘異史氏曰’。”

作家王蒙

王蒙說，《這邊風景》中的“小說人語”便是試著用今天的眼光談談過去的事，包括人民公社與“文革”時期的事。在王蒙看來，我們對“文革”是否定的，但是不能說“文革”當中所有的事都是壞事。“世界上有些事情，別跟它較勁，作家就是作家，作家忠于的是生活，忠于的是人的善良、人的美好。任何政治氣候、政治運動、政治口號下邊都有好人，都有可愛的人。”

“歷史上對文學各種不同的說法非常多，古代也是一樣。古代連《紅樓夢》都是不能上臺面的，四大名著都是不能上臺面的。”縱觀中國文學的歷史脈絡，王蒙發現，中國文學自孔子時代就特別注重教化，提倡詩的現實作用，所謂“興觀群怨”，對文學進行了很多限制。但環境絕非是不可跨越的因素，一味抱怨環境對寫作無益。“凡是認為自己的寫得不好，是由于環境造成的，這樣的人，您把他送到瑞士去，在日內瓦湖邊給他租一個別墅，讓他住在那兒寫。我跟各位保證，他更是一個字也寫不出來。說來說去，一個作家總得往好里寫。”

林斤瀾曾說，“我們這些人如吃魚肴，只有頭尾，卻丟失了肉厚的中段。”意指20世紀50年代初斬露頭角的一代作家，才露頭角便了無生息，后在80年代“歸來”，中間的近二十年則銷聲匿跡，成為文學史上的失蹤者。但在王蒙看來，自己曾寫作了《這邊風景》，擁有過“真實的、激動人心的青年和壯年”，這本書是他難能可貴的記憶，是他人生“清蒸魚的中段”。

在活動最后，王蒙用維吾爾語朗誦了他喜愛的詩歌，出自波斯詩人莪默?伽亞謨的《魯拜集》：

我們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實，

我們是智慧的眼睛的黑色眸子，

如果把這個諾大的宇宙看成是一個指環，

無疑我們就是鑲在上面的那塊寶石。

讀完之后，王蒙說，“這個詩真是太牛了。”（陳澤宇）

（照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