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灘出版機構云集。福州路、河南路一帶穩坐出版業頭把交椅，除此較集中的就數虹口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帶了。出版機構之所以能蔚然成氣候，與區域環境有關，民間出版業發達尤須具備三要素：思想活躍的文人聚居、支撐經營的資金依托、廣泛多元的讀者粉絲。當時的虹口恰能滿足這幾項條件。雖然當時地處此間的出版機構多為小微書局，店面開在北四川路已堪稱風光，有些則蝸居于與之交叉的小馬路或弄堂里，出于節儉成本，與寓所合一者有之，甚至還有幾家出版機構同址群租。創辦者大都屬文人營商，為實現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奔波，談不上多少經濟收益，甚至不惜慘淡經營，虧本收場。各家出版機構都擁有自己獨立的文化定位和經營策略，針對不同讀者推出諸種短、平、快大眾化讀物，其中不乏進步書籍和具有文學價值的著作，對社會產生的積極影響和歷史意義不容小覷。虹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吸引了眾多文人聚居，尤其深得左翼文人青睞，遂成中國現代文學重要坐標。作家和出版機構本系書籍出版之命運攸關方，作家作品的面世有賴出版機構運作，出版機構的書源同樣離不開作家供稿，彼此依賴抱團共存。

魯迅作為文學巨匠，晚年還身兼書屋“老板”，也許知情者就不多了。魯迅著作等身，但絕大多數作品脫稿后交由別人辦的出版社出版，主要是北新書局，其他有未名社、合眾書店、青光書局、同文書店、聯華書局、群眾圖書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唯生命最后五年中有部分翻譯作品和介紹域外畫集自費出版于一手操辦的三閑書屋。

三閑書屋創辦于1931年，魯迅注資1000元，地址設在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大陸新村魯迅寓所。關于何以“三閑”名之，可從魯迅1932年4月24日夜作《三閑集》自序中找到注腳：“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當是針對1927年1月成仿吾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發表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中譏誚魯迅“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之語作反諷。自辦書屋宗旨很單純，避免受制于人，出自己鐘愛的書。

書屋由魯迅偕許廣平親自操持，不雇傭伙計，儼然是上海人所稱的“夫妻老婆店”，但并非經營煙紙雜貨，而是文化精神產品，與之相關的一切工作，如編輯、翻譯、校對、裝幀設計，直到與印刷廠和代售書店聯系業務，皆親力而為。為展現書屋的鮮明特色，出版的書籍上特印有“三閑書屋印造”字樣。魯迅曾多次為出版物親撰廣告，1931年11月，在該書屋出版的《鐵流》版權頁后有這樣一段頗為耐人尋味的話：“現在只有三種，但因為本書屋以一千現洋，三個有閑，虛心紹介誠實譯作，重金禮聘校對老手，寧可折本關門，決不偷工減料，所以對讀者，雖無什么獎金，但也決不欺騙的。”（除《鐵流》外，另二種是《毀滅》《士敏土之圖》）在另一則單張廣告中亦有類似表述：“敝書屋因為對于現在出版界的墮落和滑頭，有些不滿足，所以仗了三個有閑，一千資本，來認真紹介誠實的譯作，有益的畫本，貨真價實，童叟無欺。”文末表明“代售處：內山書店（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口）”。此廣告的寫作時間雖未具體標注，然筆者對兩篇文字作比照分析后推斷，大致與前面印在書后的那段話寫作時間同步。

三閑書屋出版的書籍有：魯迅譯法捷耶夫長篇小說《毀滅》，道林紙精印，1931年11月出版，售價大洋一元二角；曹靖華譯、魯迅作編校后記綏拉菲摩維支著長篇小說《鐵流》，1931年12月出版，道林紙精印，售價大洋一元四角；畫集《梅菲爾德木刻士敏土之圖》，售價大洋二元；《引玉集》，蘇聯木刻畫集，1934年3月出版，原拓精印，售價一元五角；《死魂靈百圖》（俄國畫家阿賡為果戈理《死魂靈》所作插圖），1936年4月出版，分平精裝兩種，平裝售價一元二角，精裝售價二元四角；《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1936年5月出版，售價三元二角。

惜乎，魯迅雖為文學寫作圣手，經營方面卻未見得高超，他在1932年6月18日《致臺靜農》信中坦言：“至于自印之二書（《鐵流》《毀滅》），則用錢千元，而至今收回者只二百。三閑書局（三閑書屋）亦只得從此關門。后來倘有余資，當印美術如《士敏土圖》之類，使其無法翻印也。”不過，三閑書屋并未就此打烊，賠本卻仍支撐著，這大約就是文人執著于出版與商人投機于出版最大之不同。晚年的魯迅，為介紹域外文學藝術殫精竭慮耗盡心血，1936年7月27日，身體虛弱的魯迅在題《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贈季市（許壽裳）中感謂：“印造此書，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至病后，手自經營，才得成就”，未及三月，先生辭世。

魯迅逝世后，三閑書屋并未隨即關張，夫人許廣平繼續以三閑書屋名義編印出版魯迅著作：《魯迅書簡》，手跡影印本，1937年6月出版，分甲、丙兩種精裝本，甲種售價四元，丙種售價一元八角；《且介亭雜文》，1937年7月出版，售價六角；《且介亭雜文二集》和《且介亭雜文末編》接《且介亭雜文》亦于1937年出版，售價分別為六角五分和五角五分。毫無疑問，這些書皆與魯迅息息相關，延續著魯迅的思想，散發著魯迅的氣息，傳播著魯迅的精神。

魯迅自幼時啟蒙于三味書屋至晚歲操持三閑書屋，一生與書屋結不解之緣，除作家身份外，從出版角度而言，也是極出色的編輯出版家、書籍裝幀設計家，基于魯迅在美術方面頗高的天賦和修養，對書籍裝幀尤為在意及內行，加之常常親自動手設計，故凡“三閑書屋”出品的圖書皆甚為精美考究，用紙和印刷在當時國內亦屬一流。魯迅在世時，三閑書屋出版的書多由內山書店代售，魯迅逝世后三閑書屋出版的魯迅著作則由設在福州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總代售。

盡管有學者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說三閑書屋或許算不上正規的出版社，一千元投資與老牌的大書局動輒幾十萬資本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可是，魯迅是以獨立撰稿者、不依附于任何勢力和資本的個人出資千元，誠可謂下了血本。首先，當時的錢是很值錢的哦；其次，據《魯迅日記》中留下的賬單統計，他在創辦三閑書屋那年，即1931年的總收入為8909元，平均每月742.4元，換言之，魯迅光為印《鐵流》《毀滅》這兩部書，就賠了將近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再者，魯迅和許廣平夫婦為之付出的心血更何以用金錢換算耶。客觀而論，出版過程中經濟上明顯入不敷出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出于對質量的高標準追求，推升了成本（如有的書籍托內山書店送日本東京印制）；二是每種出版物印量較少（一般為數百本），銷售量自然更少，回收資金很是有限；三是魯迅素來有慷慨贈書友人之好，贈書占總印量比例頗高（如《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用珂羅版和宣紙精印103部，其中40部為贈送本）。

順帶梳理一下，魯迅除獨資創辦三閑書屋，還曾先后參與過另外幾家出版社的創辦，如未名社、朝華社，野草社、鐵木藝術社及版畫叢刊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