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富仁兄是我的畏友。但是，哪一年認識他，在什么地方認識他？現在竟想不起來。這種遺忘好像很不應該，確是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當年太自信了，自以為記憶力強，不必記日記或記事之類，而今已悔之莫及。

不過，首次與富仁兄見面，一定與我們共同從事的專業，即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相關，也應是不爭的事實。我現在只能推測，認識他，應該在他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留在北師大執教之后。他是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生，是改革開放以后第一位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博士，單是這二條，就令人刮目相看。李何林先生與唐弢先生、王瑤先生一起，為改革開放之后首批招收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的導師，早在1920年代末，他就在中國新文壇嶄露頭角了。富仁兄師從李先生，自是他的幸運，而李先生有富仁兄這樣的高足，想必也會感到自豪。

1990年代以后，與富仁兄見面的機會多起來。這是有合影為證的。一次是1990年代末在浙江桐鄉的合影，照片上人很多，有錢理群、張夢陽、葛兆光、夏曉虹諸位，富仁兄正好和我對面而站，大家一起在觀賞桐鄉錢君匋藝術館的藏品。這次同仁會聚桐鄉，是黃育海兄主持的浙江人民出版社計劃重新編注《魯迅全集》的啟動會議，不料這項有意義的工作后來被迫中止，卻留下了與富仁兄這張難得的合影。另一次是新世紀之初，攝于西安，我們一起在陜西師大開會，照片上富仁兄與劉勇、陳國恩、羅崗諸位和我并排合影，富仁兄笑容燦爛，右手親切地搭在我肩上。我們誰都沒有想到他沒過幾年就患上了絕癥。

無可否認，富仁兄抽煙太厲害了，厲害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有一次在重慶開會，我倆都很早到餐廳用早餐。不過，他不急于去選取食品，而是坐下來先抽煙。我不禁好奇地問：老兄一大早就煙癮發作？他樂了，不慌不忙從西裝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包煙。看著我吃驚的眼神，他狡黠地笑了笑，再從長褲左右口袋中掏出兩包煙，像變戲法一樣。好家伙，堂堂大教授成了魔術師一般。他得意地告訴我，一天至少五包煙，不一大早開始抽，怎么抽得完！看來古人說的人無癖不可交，在富仁兄身上也應驗了。他的煙癖在現代文學研究界是如此有名，煙給了他許許多多“煙士披里純”，但也終于縮短了他的壽命，以至他離去后，我的挽聯上句是“騰云駕霧，得迅翁真傳”，這完全是寫實。

回想起來，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每次見富仁兄，談的都不是學問，都不是我倆所從事的現代文學史研究，而是興之所致，海闊天空，行之所當行，止之所當止，北方人所謂侃大山，南方人所謂嘎訕胡是也。也許我倆都認為既然難得相見一次，干脆就純粹聊天，反而比一本正經論文說藝來得更有意思。若說要與學術相關，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我聽說他在某次魯迅研究會后態度嚴正地直斥某人。后來見到他，忍不住求證，果有其事否。他不直接回答有或沒有，只說了一句“太不像話了！”

說到現代文學史研究，眾所周知，富仁兄擅長宏觀研究和理論闡發，而我醉心于微觀研究和史料爬梳，雖然我倆對現代文學史許多問題的看法相同或接近。我一直很欽佩他的學問和敬重他的探索勇氣。他胸懷高遠，他視野開闊，他看法獨到。他的文章汪洋恣肆，頗有氣勢，無論專著還是論文，都有一種充滿激情、富于雄辯、直指人心的力量。這在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中并不多見，也是我所難以企及的。從出版專著《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到反思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魯迅研究史到倡導“新國學”，富仁兄一直旗幟鮮明地站在維護和發揚真正五四精神、總結和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的前沿，為自己的見解、自己的主張鍥而不舍，義無反顧。

富仁兄有自己的操守和追求，但他并不墨守成規，也不劃地為牢，和我這樣的朋友也很談得來，常常在談笑中流露出他天真可愛的一面。他的包容和與時俱進，同樣體現在對學生的培養上。他對學生不強求一律，而是因材施教，看重并支持學生的學術興趣。他指導的碩士生宮立對文學史料著迷，他親自致電我，鄭重推薦宮立報考我的博士生。后來宮立的成長也證實了他的判斷，而這種判斷力并非每個研究生導師都具備的。

我主編《現代中文學刊》以后，富仁兄理所當然成為我的重要約稿對象。承他不棄，時有新作貽我，如《學刊》2012年第1期就發表了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當代性——〈樊駿論〉之一章》。當我得知他病中仍在奮力撰寫《學識·史識·膽識》的系列論著時，就很希望他能惠稿。《學識·史識·膽識》大概是富仁兄后期最有分量的學術論著，前三篇專寫胡適，分別以《胡適與學衡派》《胡適與“五四”新文化》《胡適與“胡適派”》為題，刊于2014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8期、《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5期和《社會科學戰線》第11期，也構成了這一系列論著的第一部分。而這一系列論著的第二部分就是這部長達22萬多字的《魯迅與顧頡剛》，前29節連載于《華夏文化論壇》第13至16輯，而他慨然允諾把此文后15節交《學刊》刊出，這是對我的信任和鼎力支持。令我十分痛惜的是，《魯迅與顧頡剛》后15節在《現代中文學刊》2017年第3、4兩期發表時，富仁兄已不及親見了。

二

在簡要討論富仁兄這部精彩的力作之前，略為回顧一下顧頡剛與魯迅的交往過程，也許是必要的。據魯迅日記，兩人1924年10月12日首次見面，是日下午顧頡剛隨魯迅學生常惠（常維鈞）一起拜訪魯迅。一個多月后，魯迅應顧頡剛之請，為他主編的《國學季刊》創刊號設計了頗有特色的封面，這是魯迅設計的第一種雜志封面，不能不特別提出。此后兩人互有通信，顧頡剛1926年6月15日寄贈魯迅新著《古史辨》第一冊，并在環襯上題字：“豫才先生 審正 頡剛敬贈”。同年9月8日，也即魯迅抵達廈門的第五天，同在廈門大學任教的顧頡剛即拜訪魯迅并贈《諸子辨》（宋濂著）。9月22日，顧頡剛又贈魯迅其所編的《吳歌甲集》，環襯上又題字：“豫才先生評正 頡剛敬贈 十五、九、廿二廈門”，此書和《古史辨》第一冊至今仍保存在魯迅藏書之中。

從以上梳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魯迅與顧頡剛雖然交往并不頻繁，最初還是較為友好，顧頡剛對魯迅是尊重的，多次贈書求教；魯迅對顧頡剛也給予了幫助，有求即應。當然，兩人的矛盾在廈大時已逐漸開始顯現，魯迅1927年4月26日致孫伏園函中已有所提及。此后發生的事，凡讀過魯迅雜文《辭顧頡剛令“候審”》、魯迅1927年5－7月間致章廷謙、臺靜農、江紹原等人的信以及所作歷史小說《理水》的，應該都已熟悉，不必再贅言了。

顯而易見，富仁兄并不滿足于對魯迅與顧頡剛關系始末的簡單追溯，或者說這不是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他更關心的是魯迅與顧頡剛為什么會交惡，他們在思想上和學術上有多大的分歧，力圖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即近代以來中國思想和學術思潮的風云激蕩中來把握和理解魯顧這件歷史“積案”的實質。用富仁兄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之所以花費如此長的篇幅清理這件‘積案’，是因為它實際牽涉到中國現代思想史和學術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并且直至現在這些分歧還常常困擾著我們，使我們不能不正視它們。它是在當時歷史時代兩個‘大師’級人物的‘互視’關系中發生的”。確實，在這篇長文中，富仁兄探討魯迅和顧頡剛學術思想的形成和來龍去脈，探討他倆因文化上的分歧而導致情感、情緒上的對立，在此基礎上還重新審視“整理國故”與古史研究、胡適和“胡適派”、“現代評論派”和英美派學院精英與魯迅的分歧等眾多復雜問題，分析論列，直抒己見。富仁兄坦率承認“根據作者本人的看法，本文更多地談到顧頡剛的缺點和不足”，但同時也強調“這并不意味著我們這些后輩學子有理由、有資格輕視顧頡剛的學術貢獻及其歷史地位”。這種對待歷史人物客觀而全面的態度是難能可貴的，也深得我心。

總而言之，富仁兄這部《魯迅與顧頡剛》是厚重的，也是尖銳的，全文高瞻遠矚，思辨嚴密，博通精微，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看法，不僅對我們重估魯顧之爭，而且對我們進一步深入反思20世紀中國的學人、學術和文化，均不無啟發。在我看來，這部著作與其說是富仁兄最后的學術研究成果，不如視為他的精神遺囑或許更為恰當。因此，不管贊同富仁兄的觀點與否，它都值得我們珍視。

主持商務印書館上海分公司的賀圣遂兄常讀拙編《現代中文學刊》，他讀到了《魯迅與顧頡剛》后15節，大為嘆服，立即致電我詢問此文前半部情況，明確表示原意出版全書，以紀念他所尊重的富仁兄。以此為契機，“王富仁三書”（除了《魯迅與顧頡剛》，另二書是《端木蕻良論》和《樊駿論》）的出版計劃開始在商務實施。我感謝圣遂兄慧眼識寶，于是寫了以上這些話，以寄托我對富仁兄的思念。我相信，雖然富仁兄已經離我們遠去，但紙墨壽于金石，他留下的文字會一直伴隨我們在思想和學術探索的長途上繼續前行。

2018年5月2日王富仁兄周年忌日于海上梅川書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