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書于2016年的長篇小說《人境》，講述了兩個主人公馬垃和慕容秋近四十年的歷史，時光漫漫，人的生存形態和思維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移動：老一輩（辜烽、大碗伯）在悲嘆中逝去，同代人（慕容秋、潘小蘋、陳光）思想經歷了裂變，年輕一代（小拐兒、唐草兒）無辜地承受著上一輩人的罪惡。書中的主要場景是農村（鄉土空心化）和工廠（工業污染與企業改制），一系列的社會變遷中，真正的贏家是資本買辦（辜朝陽背后的跨國勢力）、為達私利甘于茍且的學界官僚（W大學社會學系岳書記），以及革命后代投機分子丁友鵬和只手遮天的顯貴“紅二代”（二公子）。作者劉繼明顯然想把小說作為參與當代社會進程和公眾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徑。

分裂

主人公馬垃首先是活在歷史和社會里的人物，因此外部的聲音和深層的記憶常常占據著他的內心。他帶著坐過牢的印記回到神皇洲村，荊江洪水又徹底沖垮了他才開展起來的鄉村事業；另一些時候馬垃則是成功的，他種果樹，辦“同心合作社”，組織村民抗擊洪水，引導和挽救青年，深受父老鄉親敬重。但這樣一個戰士般的，站立在神皇洲歷史中心的人，卻始終處于一種搖擺之中，震蕩在隱晦的邊緣和顯赫的中心之間。而隱晦的邊緣是他心里埋藏的兩個人——他的精神之父，兄長馬坷和老師逯永嘉。

馬坷是一位成長于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新人”，像梁生寶和蕭長春那樣，他公而忘私，為搶救集體財產獻出了生命。隨著馬坷的“犧牲”，那個轟轟烈烈的時代也結束了。逯永嘉在馬垃如饑似渴接受新知的時刻扮演了一個啟蒙者的角色，他崇尚自由，希望在自由之境中永恒穿梭，即便懷孕了的戀人是標準的“白富美”，他也拒絕婚姻的束縛，他還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企圖以龐大的財富在現實社會中建立一個“理想國”，是一個集理想主義與實干能力于一身的現代英才。他身上充滿強者的氣質，但是卻隕落在事業失敗之時。這兩個精神之父在馬垃身上遺留的印記相互交疊與沖撞，你消我漲此起彼伏地浮現，并為他編織了新的困惑。回到神皇洲村是因為馬垃需要可能非常漫長的時間來消化這種激烈的辯論，也就是說，他需要在發展的整體社會空間里慢慢消化革命和革命英雄主義的遺產。他對馬坷和逯永嘉的回憶也就在這個意義上進行了回返式的對話。

眼下，以歷史“連續性”為背景的現實主義追求，常常使作家捉襟見肘。因為彼此沖突的并非僅僅是觀念，更是種種社會與政治力量。“改革”和“發展”最初是對革命的替代，但二者的承諾本是相似的。在馬坷成長的時期，“勞動”作為歷史實踐在改造著勞動主體的同時，也在改造外在世界，勤奮的勞動和正直的智慧仿佛就足以撬動世界，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正在被詢喚。而90年代的開啟，讓單獨個體的能動性越來越弱。丁友鵬、辜朝陽暢行無阻的時代，平凡人變得越來越渺小。這之間的失落是從革命中國到發展中國中產生的難以消化的腫瘤，當下中國已經處在嚴重的階層分裂和價值撕裂之中，分歧在意識形態之爭中凸顯，前后兩個“三十年”的社會價值不同，前一個是人民在艱難困苦的生產活動中奪取自主權和管理權，后一個則是普通人在日益豐富的物質發展中步步后撤和下沉。正是由于這種悖論，才導致一度喑啞的社會主義思想重新發聲。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或許是重新梳理歷史的脈絡，重新定義現實。

因此，鐵板一塊的講述不會那么順利，我們只有通過兩種力量此起彼伏的閃現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復雜的馬垃和這個時代。《人境》講述的是無疑當代中國的故事，而當代中國本身就是分裂的——無論是階層的分裂還是道德的分裂。

彌合

劉繼明彌合分裂的方式有兩個，一是回歸到倫理，把一個現實難題予以道德和情感清理。比如馬垃對小拐兒和谷雨的容納，以及他對于唐草兒的精神收編。逯永嘉的歷史債務竟然也是歷史的遺產，他留下的女兒唐草兒，在這個世外桃源般的果園里，逐漸抖落了舊日的陰霾，走向了健康光明的人生。唐草兒覺醒的過程正與馬垃自己的精神被修復的過程同構。他在節慶之際被家家戶戶請去杵糯米，組織舞龍，重建傳統淳樸的文化秩序。這片天地也滌蕩了馬垃曾揮之不去的“羞恥感”，修復了他的感情。

不過在切實的生存面前，倫理又很無力。宏大的農業計劃因為天災人禍而胎死腹中，谷雨為了一家人的生計無法繼續追隨馬垃，這個意義上，馬垃既無父又無子，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人，同時也是脫離了最貼合自我（家庭）的社會關系的人。他是好人，也是能人，但早已不是社會主義新人，更不是21世紀新人，他就內在于我們每一個孱弱的當代人。在這個由資本和權力主導的時代，馬垃這樣的底層和邊緣人，無法穿透口號的激情而成為歷史的真正主體。其實，當逯永嘉的理想國必須要借用紅二代和資本的力量推進的時候，我們就知道希望之渺茫，而時代證明了這一點——最后安泰集團走私行徑敗露，卻讓鯤鵬公司當了替罪羊。馬垃鄉村生產事業的推進，受惠于貸款的便利和政策的靈活，更是受惠于與縣長丁友鵬的同學之誼。馬垃不可能樹立起坍塌的鄉村主體，也無法匡扶被資本和強權扭曲的正義，所以他只能是一個精神性的存在，而這一歷史性的任務還是要交給在這個結構化社會里真正有力量的人——知識分子。這是作者給出的第二條方案，把二者的視野相互嫁接，催生新的動力。

知識分子是社會精英，并且在政商學（真正有生產力和話語權的頂層設計）的三組結構里是一方可以起到輪轉與辯證作用的力量。所以必然地，慕容秋、何為和曠西北出場了。慕容秋是一個充滿文藝氣質的學院知識分子。她出生于寬容平和的高知家庭，青年時期“上山下鄉”的經歷讓她的情感寄托在了鄉村和普通人身上，返城后上了大學，從此留在高校。她善良正直，不滿庸俗的學界風氣，同情逐漸失去工廠的工人們，她規避著社會的污濁，企圖出淤泥而不染，也在思考知識分子的進取價值。對于深藏于她記憶中那一對青年和少年——馬坷和馬垃的情感認同，還有對青年知識分子曠西北堅決對抗社會不公的勇敢行動的欽賞，和女兒小鹿無所畏懼的理想主義都匯聚成一種巨大的力量，使她下定決心，“不能再在散發著腐朽氣息的學術圈里待下去”，她要“回到那座曾經生活和勞動過的村莊，做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田野調查”。這是一個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精神蛻變，也促進了有效的知行合一。

慕容秋與馬垃的關系，其實是兩種行動的自我的相互彌合，是相互召喚的結構。沒有這種結合，就沒有他們二人的最終成熟，這個逐漸僵化和封閉的社會結構也就失去了再次敞開的可能。馬垃和慕容秋兩條線索的結合源于二者與馬坷的情感羈絆，而他們重新匯合的扭結則是那本三十年前的《青春之歌》。是《青春之歌》激活了慕容秋關于過往的記憶，促使她重新對自己的人生進行反思，也使她認識到自己真正幫助這個社會的另一個渠道。作為一個優秀的學者和規范的公民，她具有強大的行動力，她能夠連結起很多社會關系，還是青年人與這個世界的重要紐帶，她的身體力行對女兒小鹿的獨立精神和人格培養都有深遠影響，更會對自己的學生言傳身教。可以預見，一批同樣優秀的青年人會通過慕容秋這一重要媒介貼近大地、走向社會。

否定的疊加與開掘

第三十二章是一章空白，“此處省略9800字”，行文邏輯并不允許這里出現不可描述的性和暴力，卻留足了空間讓讀者去創造，似乎顯得多余。實際上，馬垃在沿河騷亂后逐漸無法再直接出場，代替他行走的將是慕容秋，主人公活動空間的暫時收縮，正展現了宰制文學的現實的困境，但并不影響文學表達，巨大的空缺反而是更準確的傳達。此外，文中還常常運用互文的參差修辭。馬垃帶著谷雨赴長沙買稻種，在趙廣富的田里借路改水，這樣的段落里有著梁生寶和高大泉的影子，而且我們還在文中頻繁地與《資本論》、《艷陽天》、《平凡的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八個是銅像》等文藝作品相遇。小說文本還重現了當年關于“潘曉來信”和雷鋒精神大探討的精神爭論。

小說里散落如此多的文學符號，正是作者刻意把文學置于其外的象征語境中。《人境》與許多文本都形成了一種肯定的正面的互文關系，比如《平凡的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其自我指涉意味是明顯的。但是馬垃在哥哥墳前仿佛聽見逯永嘉對馬坷英雄行為的嘲諷，回憶起丁友鵬在“潘曉來信”事件后對“他我之辨”的振振有詞，則又彰顯著否定的互文關系。這種措置的、不均衡的樣式能夠極大地開拓小說敘事的歷史縱深度和空間開闊度，它跨越了時空，回憶中的文本是理想的擴容器，也超越了粗暴的肯定和否定的單向度判斷。

當代中國文學走到今天，是否還有可能正面講述“人”，如果在現實表意中進退維谷，借用曾被全社會分享的文學資源，聽深谷里的回音也是一個出路。好在閱讀經驗告訴我們：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些正面人物和逝去的理想的不斷閃現，仿佛是在用許多眼睛來凝視時代的變化。“往事如駛離的大船，過去的我與現在的我正在相互告別，相互辨認。”敘事縫隙中的矛盾和停滯恰好呈現了歷史的真相，在否定之否定的途徑中不停回到歷史里去，清理我們的歷史債務。馬垃一直在寫一部關于個人成長和思考的書稿，他依然保持著探尋人生的熱情，在持續的回顧中不懈地塑造著主體。在沿河舉辦的社會學高峰論壇上他還提交了論文（報告因為民眾抗議未成）。因此，他既屬于現實，也屬于未來，是一個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生長的普通人，雖然普通，但是仍然具有成長性。

在關于公平正義的方案被擱置緩行、理想主義被拋棄，發展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反思的“空洞化”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當下的文學不僅切斷了生活與思想的關系，也切斷了當下與過去的關聯。文學生產熱鬧地“空轉”，卻無法觸及真切的問題，而這部小說則迂緩地擴展開了文學與社會和歷史的多維互動。當下的文學是否就可以承載起時代對于文學的要求，突破“純文學”和敘事的內面化，參與到“他者”和“我們”對于自身歷史和共同體的想象，將對時代的認識準確地“文學化”。如竹內好指出的，“文學在政治中找見自己的影子，又把這影子破卻在政治里。”在這個意義上，《人境》將文學的深湖與現實的天空相互投射、內外勾連，是屬于真正思想者的文學。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