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命運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決定，文化的生命力取決于文化基因對社會發展的適應能力。事實上，華夏文明不僅有著深厚根基和悠久傳統，而且有著符合自然規律、符合人類文明進步要求的本元基因。這就要求我們從更基礎、更根本的深層角度認識中國文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到文化自信問題，尤其是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歷史悲劇。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 ”這段話，表明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視。實際上，文化自信是文化創造和文化建設的首要前提。沒有文化自信心，就不可能有民族精神的獨立與自由，就不可能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就不可能有“會當凌絕頂”的勇氣、信心和意志。所以，文化自信，是我們從事文化創造所必須具備的心理素質和精神氣度，因而是必須首先解決的關鍵問題。

文化自信或自卑，從根本上看，是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碰撞在我們心里產生的影響，是來自于文化的差異性及其在現代化過程中的不同境遇。客觀地說，近代以來，西方列強侵入中國，“船堅炮利”體現的現代科技的先進性，使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構成了“高位”存在與“強勢”壓力，對我們民族文化自信心產生了無形挫傷。直到現在，這種挫傷依然沒有完全平復：從學術界對西方文化思想界的亦步亦趨，食洋不化，到國產的銷售給國人的許多產品都不用漢字標識；從對西方的各種藝術獎項的膜拜，到染黃頭發的盲目模仿及對西方節日的濃厚興趣等等，社會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媚外”“哈外”現象，無不是民族文化自信心缺失的表現。前段時間，我在網上看到兩篇文章，一篇是呼吁廢除中醫，因為中醫“不是科學” ；一篇是建議中國不要用“龍”的形象作為象征，因為“龍”在英語中是一種恐怖的動物。很顯然，這些想法和說法，都潛在有一種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觀念。以西方文化為標準來衡量和要求中國文化，就無意識地表現了對自己民族母體文化的自卑。百余年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強勢影響，使我們從衣食住行到文化消費甚至價值理念已經習慣于把“西方”當成“世界” ，當成“國際” ，當成“標準” ，而對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則是視而不見甚至自輕自賤。這不是一種健康的文化心態，更不是一種自信的文化心態，這是長期以來西方文化在中國強勢影響投射的陰影。如何走出陰影，重獲陽光的健康的文化心態，堅定文化自信，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至關重要。這就需要重新認識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外來文化的關系，重新認識中國文化在全球化與世界秩序重建過程中的獨特價值。

了解一下世界歷史，就會明白，東西方文化是在各自相對獨立的地域環境中生長發育的，創造了各自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人類歷史表明，世界上每一個民族都在自己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了相應的文化，因地域、氣候和環境不同，生產生活方式差異，所以，各民族的文化無不打上民族烙印，無不具有自己的特征。這表明人類文明起源時文化基因的多樣性和生態的豐富性。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貿易往來，各民族活動范圍的擴大，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融匯也就開始了，就像許多涓涓細流融匯成了大江大河一樣，許多民族文化支流融匯成了世界幾大文明脈系，基本上與世界水系地域的自然區隔相吻合。這就是說，不同的水系地域孕育出不同的文明脈系，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世界上幾大文明脈系是在漫長的游牧、漁獵和農業文明時代形成的，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積淀出深厚的文化價值理念，就像河流沖積形成的土層一樣深厚古老。進入工業化時代之后，社會生產力迅猛提高，跨文明脈系的市場開拓、資源掠奪以及殖民主義愈演愈烈，進而劃分勢力范圍與謀取世界霸權，這就引起了不同文明脈系之間文化理念的碰撞。如果說工業化之前各大文明脈系的形成基本上是一個相近地域文化的天然融匯過程，即支流融匯成主流的自然過程，融合因素大于對抗因素，那么，工業化之后各大文明脈系的“融合”則因跨地域、跨文明脈系而體現出明顯的人為強制性，引起了異質文化的深層理念沖突，對抗因素大于融合因素。正像馬克思說，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所以，工業化帶來的全球化過程中總是伴隨著不同文明的價值觀沖突。近代以來世界歷史演進的特點之一，就是民族國家的利益爭奪總是與不同文明板塊的沖撞互為表里。

如上所述，世界不同文明脈系的相遇、不同文化板塊的碰撞，是工業化引起的。西方文化因其先進的科學技術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占有絕對優勢，對世界其他還處于農業文明和冷兵器時代的民族文化體系產生了巨大沖擊，以至于摧毀了落后民族國家的文化信心。馬克思說， “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就華夏文明而言， 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洋槍洋炮打開中國大門，工業文明的先進性，對古老的中華文化構成了巨大壓迫，以至于中華文化要不要繼續下去、能不能繼續下去成為近百年來文化界反復爭論的問題，也成為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之一。洋務運動失敗，戊戌變法失敗，辛亥革命失敗，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變，一次次失敗，山重水復疑無路。先進知識分子們苦苦思索，最后把原因歸結到文化上，認為是中國文化的落后所致。是的，面對急迫的救亡圖存要求，中國傳統文化確實不具備促進中國社會快速走向現代化的功能，而且傳統文化中還存在著許多與現代化要求相抵牾的封建糟粕。于是，新文化運動興起了， “拿來主義”為中國文化界、思想界吹來了新鮮空氣，帶來了新的思想營養，對促進中國社會進步起到了巨大的文化推動作用。新文化運動的功績有目共睹，毋庸置疑。但是，“打倒孔家店”“廢除中醫”“廢除漢字”等全盤西化思想也確實構成了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徹底否定之勢。矯枉過正，也許是歷史進步不可避免的代價。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鴉片戰爭后，隨著列強入侵和國門被打開，我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知識隨之涌入。自那以后，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慘痛歷史，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經歷了劇烈變革的陣痛。 ”是的，有史以來，中國文化在與周邊民族文化的融匯過程中從來都占有主動地位，起著主導作用，即使幾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也沒有對中國文化構成威脅，相反，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體的華夏文明包容、吸收、融化了周邊民族文化，進而形成了多元一體的華夏文明。華夏文明所具有的這種包容與融化能力同樣體現于對佛教文化、西域文化等外來文化的吸收與消化。因而，作為文明之邦的華夏民族的文化優越感和自尊心由來已久。然而，這一次遭遇西方工業文明，是華夏文明從未有過的被動境遇。中國文化遇到了有史以來最嚴峻的生死考驗。

文化的命運只能由文化自身的生命力決定，文化的生命力取決于文化基因對社會發展的適應能力。事實上，華夏文明不僅有著深厚根基和悠久傳統，而且有著符合自然規律、符合人類文明進步要求的本元基因。這就要求我們從更基礎、更根本的深層角度認識中國文化。第一，要把具體的“傳統文化”與久遠的“文化傳統”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因為某些具體的“傳統文化”內容的腐朽不等于中國“文化傳統”的腐朽，就像一條河流在流經某個階段被污染了不等于這條河流本源就是污染的河流，不能在潑臟水時連孩子一同扔掉。其實，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在激烈批判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又深入古老文化傳統中發掘、整理、闡發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第二，要把“文化”與“科技”區別看待。文化與科技有關，但不能簡單地把兩者等同起來。文化提供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價值，科技提供的是物質層面的知識與技術，二者有聯系但又有功能區別。如果把兩者混為一體并用來衡量中國文化，那中國文化當然是“落后”的，當然會被淘汰，因為中國文化中不具有近代才產生的現代科技知識。中國文化遭遇西方文化的致命打擊，主要是來源于現代科技先進性的打擊。中國文化傳統沒有孕育出現代科技知識體系，不等于不能兼容和吸收先進的知識體系。因此只要把這兩者區別開來，就不會對中國文化產生“一無是處”的誤判。歷史發展證明，傳統是母體、是根脈。任何想徹底擺脫傳統母體而全盤西化都是不可能的，就像自己揪著頭發想離開地面一樣。比如廢除漢字而改用拉丁文字，從上個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許多人做過努力，最后都行不通。可見，漢字簡化可行而廢除漢字不可行，這就是中國文化發展離不開自己的母體，而只能從母體中蛻變新生。

文化發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社會發展緊密相關。現代中國文化的演進，是和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相關的。要問現代中國文化是怎么演進過來的以及要往哪里去，都必須從民族國家的現代化與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尋找答案。這是歷史的使命，也是文化的主題。這一百多年，中國歷史的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振興發展。民族使命與歷史主題決定了文化必然適應歷史發展要求而蛻舊變新。新文化運動，提倡個性解放，思想解放，首先是把人從封建禮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從繩索的捆綁中解放出來，包括婦女解放，使人真正成為一個具有生命活力的自然人、自由人，使一個民族返老還童，獲得生命元氣。所以， “少年中國” “青春中國” “新青年”等概念成為新文化的核心意象。普及教育，開啟民智，學習新的知識，舉起民主與科學的旗幟，這都是一個古老民族新生的必然要求。西方文化經“文藝復興”運動首先孕育了工業化，在人類進入工業化過程中先行一步，優勢明顯；但中國文化的巨大包容性決定了它能夠吸納西方文化營養，并很快轉化為促進自身進步的精神動力與知識體系，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就證明了這一點。縱然歷史發展充滿了曲折，文化發展隱含著痛苦，但整體上是一個吸納、整合、新生的過程，古老的文化傳統被外來文化刺激，被新的歷史發展要求激發，深層的本元基因被激活了，窮則思變，革故鼎新，自強不息，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促進中國社會走上自己特色的革命、建設和現代化發展道路，為人類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化的現代化模式與道路。這就是中華文明傳統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與巨大能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發展，飽受挫折又不斷浴火重生，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有力支撐。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 ”

今天看來，中西方文化傳統是不同類型的文化傳統，各有所長。在價值理念上，西方文化重個體，中國文化重整體；在思維方式上，西方文化重實證分析和邏輯推理，中國文化重直覺感悟與辯證綜合；西方文化強調主客體對立，中國文化強調主客體和諧；在藝術精神上，西方文化崇實，中國文化尚意，西方文化重于求真，中國文化重于向善。等等。中西方文化的這些差異構成互補關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替代關系。

一種文明與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能否在世界產生影響力，關鍵在于其價值理念能否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新的思想資源，能否解答人類未來和平發展遇到的新問題。面對現代化全球化發展帶來的生態環境日趨惡化、貧富懸殊與兩極分化、激烈的文明碰撞以及不間斷的軍事沖突等等問題，中華文明逐漸顯示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價值理念、文化資源和思維方式上的優勢，這就是整體地、辯證地、綜合地認識和處理人類的現代化訴求。 “天人合一” ，首先承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道法自然” ，尊重自然規律才是最好的維護人類自身利益。“和而不同” ，承認差異，肯定世界是多樣性的統一，所以，應當在多元文化互補中求得和諧，在和平共處中相互依存，在競爭中求得發展，而不是強求同一——“西方國家的普世主義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沖突” 。 “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不同事物的“和”能夠產生新的事物，是進化和發展的條件，而相同事物的疊加則不能產生新的事物。這是對世界多樣性合理存在的符合自然規律的認識。 “美是和諧” ， “大樂與天地同和” ，由“和”而“諧” ，是世界多樣性存在的最佳形式，是“美”的規律。總之，以“和”為核心的價值理念與思維方式是符合自然規律、符合人類未來和平發展要求的，必然會在新的世界秩序重建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西醫“治病”，中醫“治未病”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優勢，會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體現出來。因此，我們無須妄自菲薄，應當對我們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文化精神充滿自信。自信不是封閉和排外，恰恰是包容并蓄，是一種“吞吐八荒”的大氣度，是一種“和諧萬物”的大智慧。文化發展總是在回答時代提出的、人類遇到的新問題中得以發展，這就要求我們用中國文化的智慧創造性回應時代，影響世界。中國文化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基因、活力和能量。

（作者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