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長篇小說創作有個新的發展趨勢，即開拓“新古韻小說”。具體來說，就是吸取古典文學的雅致神韻，深得傳統精華，滲透傳統文化哲學，弘揚傳統文化精髓，描畫沉重的歷史，講究文氣，筆墨抒情，文風古樸寧謐厚重，仿佛管弦絲竹，空靈飄遠，悠揚悲情。但復古不是關鍵，而重在熔鑄當下文化，強調文本哲思意蘊、敘事形式上的突破。當代散文古雅化成功的較多見，但此類長篇小說較少見

“新古韻小說”如何滲透古風神韻，弘揚傳統敘事，在復古中求新變，在傳統性中注入新元素，成就新小說格局？作家葛亮的新作《北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進行了探索。

《北鳶》善用中國特色符號，對京劇、茶藝、紙鳶、書法、繪畫、印章、服裝、飲食甚至武功等傳統文化均有考究。該書以民國時期襄城的民族資本家盧氏與士紳家族馮家的聯姻為主線，刻寫盧文笙的成長史。風箏符號不僅是書名，而且是全書串珠，一路旖旎而來，不可或缺，且用大量典故，涉及“扎、糊、繪、放”四藝。《北鳶》的風箏符號隱喻豐富，帶出主旨寓意，不可小覷，有結構串針、情感隱喻、實用救急、哲理寓意等重要敘事功能。

“新古韻小說”雖是虛構，卻見出非虛構的筆力，古意與新意互見。中國小說傳統多為線性敘事法，《北鳶》超越于此，用雙聲道并置的敘事法，謀篇布局匠心獨運，時空跨度廣闊，描寫委曲，序次井然，顯示出紛繁復雜的時空多線敘事駕馭能力。全書雙線交錯，幾個家族、幾個人物共時涌現；恰似口技模仿火災，考的是全身并用；萬箭齊發，逐一掃落，考的是眼疾手快；千人千事，齊集共鳴，考的是鋪排有序。文笙與仁楨戀愛、結親，兩人一動一靜，相映成趣。家與國不可分，在成長史主線之余，《北鳶》也寫諸多歷史人物、社會風貌。

《北鳶》寫天津、上海、北京、大連等真實城市，但最重要的敘事空間——位于中國南北交界處的襄城，則是虛構的。空間敘事真真假假，實驗空間架空敘事，跨度寬廣：襄城商鋪，天津義租界，日本人入侵，城里人往鄉下逃難，邊區抗日革命根據地，上海租界生意場……縱向、橫向、斜向錯接，有條不紊。既有家史的真實基礎，也有虛化的空間和時間場景，虛實默契，多頭并進。不時插入老年仁楨的回憶，仿佛顯現構思過程的后設敘事。《北鳶》不僅以古鑒今，更是以今視古，敘事視角宏闊多元。

《北鳶》述真，難能可貴之處在于對講述過程極為用心，力圖還原當時人的習俗、愛好，還原當時的情味。家族小說多用今人口吻寫先輩故事，葛亮卻用長輩所處時代的講述方式講述他們的故事，更具逼真性。《北鳶》最動人之處是對家人日常言語、心理、動作的細膩描摹，寫家庭內部人際關系、家人與家人互動，極為真實，所寫盡是常情真情，能讓人全然忘卻實虛悖逆，富有深刻的思辨力。

可以說，“新古韻小說”是新古典主義在東方語境下的回歸與重建。它不僅能化用傳統文化思想精髓，且有新的氣象。主角盧文笙的人格氣質是變化著的：抓周抓空，被高人解為無欲則剛，日后定有乾坤定奪之量；自幼寡言木訥，有隱士風范；年歲漸長，習文弄墨，但不是只會死讀書的腐儒，當遭遇家國危難時，積極入世，經商立業，傳承儒商家風；及至看周圍至親好友的諸種人生變故，尾聲時，出世的氣象漸顯。盧文笙的人格氣質正是葛亮心中理想的中國人形象。全書刻畫有情有義的百姓群相，有意演繹現代的新儒風。人名的設置，比如“孟盛潯、孟昭如、孟昭德”等，均為山東亞圣孟家后代。

孟子講王道，講仁義，“善養吾浩然之氣”。《北鳶》人物言行舉止與儒學息息相關。昭如閑暇練書法，筆錄《毛詩序》；教小兒讀《唐詩三百首》《千字文》《朱子家訓》；為兒子談親事，說《浮生六記》的沈復與陳蕓；還用典譬喻：“君子可欺以其方。”盧文笙讀《耳新》《世說新語》。仁玨十三歲臨歐陽詢、十五歲臨趙孟頫。連奶媽云嫂，都能開口閉口講野路子的《隋唐演義》。人名背后有深層文化底蘊。盧家睦請畫家吳清舫為兒子取名，“文笙”取自《詩經·小雅·鼓鐘》：“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亦有《鹿鳴》“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之義。“仁楨、仁玨”諧音“仁真、人杰”。儒家的行善好義精神在葛亮筆下綿延不絕，《北鳶》寫出了孔孟哲學的時代新變，親情愛情人情處處見出仁義禮智信之精神，人間的暖意抵消了寒意，更多地呈現儒家文化的民間精神。

《北鳶》開辟“新古韻小說”，是古風人格與風格的統一，承續孔孟儒家的向善傳統，承續五四時代人的文學與平民文學傳統，注重追溯民間精神、弘揚民眾大義；既有史詩色彩，也繼承了抒情傳統，且抒情比重更大，文氣更足；既傳承古典因素，也開拓時代新變的因素。先鋒小說多講究形式的西化新奇，而《北鳶》卻在形式和內容上都朝中國古典看齊，因此在文壇更獨樹一幟。在當前弘揚傳統國學的時代語境下，葛亮開拓“新古韻小說”可謂恰逢其時。前有領頭，未來，“新古韻小說”類型想必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