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如何引渡文學傳統？(邵燕君)

　　據最新數據統計，2014年底中國網絡文學用戶已達到2.93億。幾年前，據業內人士估計，網絡文學與以期刊文學為代表的“主流文學”的實力相 比，已經是作者百倍之，讀者千倍之。如今看來已不止如此。十幾年來，網絡文學之所以獲得如此迅猛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媒介革命的力量。從媒介革命 的視野出發，網絡文學并不是通俗文學的“網絡版”，而是一種新媒介文學形態。它顛覆的不是印刷文明下的雅俗秩序，而是建構這一秩序的印刷文明本身。面對媒 介的千年之變，作為受印刷文明哺育長大、內懷精英立場的學院派研究者，我們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文化定位和研究方法？如何從媒介革命的角度為網絡文學定位？如 何從一個更廣大的文學史脈絡中重估網絡文學的價值？如何在驟然降臨的“媒介打擊”中，率先警覺并自覺地承擔起“文明引渡者”的使命？這些都是時代向我們提 出的嚴峻命題。

　　從網絡文學的生產機制出發，我們無法再用印刷時代的文學標準對網絡文學進行評價，必須建立起一套新的評論體系和評論話語。比如，精簡含蓄在“紙 質文學”里是普遍的美學原則。在網絡時代到來之前，我們很少將之與紙張的匾乏這一物質限制聯系起來。同時，這一美學原則也與理性主義克制壓抑的心理模式深 切相關，讀者習慣于在有節制的放縱中深切體味，在對有限文本的反復咀嚼中充分調動想象力而自我滿足。空間不限的網絡時代，欲望無窮的消費時代，快感原則至 上，人們需要大量地、直接地、充分地被滿足。所以，在網絡寫作中，人們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注水”，卻不能容忍“太監”(作品沒寫完，沒有圓滿收場)。任 何“留白空缺”“言有盡而意無窮”都會被視為“挖坑不填”的“不道德”行為，受眾的想象力不再用于“創造性理解”，而是通過與作者及時互動等方式直接參與 創作進程，或者干脆自己寫“同人”。

　　相較于以“作家為中心”的“紙質文學”，以“粉絲為中心”的網絡文學的首要價值是功能性的(如“爽”“撫慰”“療傷”“指南”)，“審美性”是 第二位的。優秀的網絡作家也追求主題深刻、文化豐厚、意境高遠，但這一切必須以“爽”為前提。這也就意味著任何“引導”都必須以對快感機制的尊重為前提。

　　從媒介發展的歷史趨勢上看，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會帶來一次深刻的文化民主革命。進入到網絡時代，由于媒介壁壘、教育壁壘的進一步被打破，創作、傳 播成本的大大降低，很多粉絲創作已經和專業創作在藝術水準方面不相上下。原本屬于粉絲愛好者業余創作的小圈子里的“窄播”文化，也經常可以進入到“主流文 化”的“廣播”區域，“圈內資本”也可以和“官方資本”一樣，成為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的象征資本。這就徹底打破了文化生產者與接受者之間的壁壘，也就徹底 打破了印刷時代的工業文明體系下以“專業性”“知識產權”為核心的專家結構，文藝生產不再是少數天才的專利，而是一種人人可為之事，至少是一種大多數人可 以廣泛參與的“部落化生活”。那么，接下來，對我們每一個當代文學專業批評者來說，都將面臨一個切身的問題：如果“作者中心論”的神話被解除了，“永恒的 文學性”煙消云散了，文藝的生產和解讀都是以粉絲為中心的，我們這些被文化制度認定的“釋經者”存在的合法性在哪里？神廟已傾，祭司何為？

　　這一問題確實足以構成我們作為當代文學職業批評者的生存焦慮，其實，在互聯網時代，任何“專家”的生存合法性問題都將受到挑戰。不過，不知是幸 或不幸，作為文化研究者，我們似乎可以暫時放下這一生存焦慮——不是一時半會兒飯碗還不會被端掉，而是我們同時又猝不及防地被賦子了一項重要使命，這就是 文學引渡的使命。

　　正如麥克盧漢在半個世紀之前就提出的，在媒介革命來臨之際，要使人類文明得到良性繼承，需要精通舊媒介“語法”的文化精英們以藝術家的警覺去了 解新媒介的“語法”，從而獲得引渡文明的能力——這正是時代對文化精英們提出的挑戰和要求。媒介革命已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了，如何使印刷時代的文 學星光繼續在網絡時代閃耀，如何將網絡文學的“文學性”與“偉大的文學傳統”連通，將粉絲們的愛與古往今來人們對文學、藝術的愛連通，讓文學的精靈在我們 的守望中重生——這是時代對我們這些當代文學研究者提出的特殊挑戰，也是知識分子無可推脫的責任擔當。

　　(《網絡時代的文學引渡》，邵燕君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