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參與的文化焦慮與認同危機(周根紅)

　　網絡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群體的參與轉向網絡空間，形成了類型多樣的參與模式，與此同時，網絡文化也導致了文化的焦慮和網絡參與群體的認同危機。

　　網絡的出現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變化，傳統的社會疆界被打破，群體的參與轉向網絡空間，形成了類型多樣的參與模式。與此同時，網絡文化也導致了文化的焦慮和網絡參與群體的認同危機，這一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關注。

　　網絡參政與秩序失范

　　隨著網絡發展的大眾化，公眾開始借助網絡參與各種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事件，形成了一種新型的以網絡為活動社區的網絡政治參與群體。從各級官員問計于民，到邀請網民“拍磚灌水”；從網民自發監督官員，發動“人肉搜索”揪出腐敗分子，到對國家政策建言獻策；從政府邀請網民組成調查團調查官方結論，到網民表現出“意見領袖”風范被選為人大代表。從“網絡參與”到“網絡問政”再到所謂的“網絡政治”，網絡在社會文化發展進程中表現出重要的作用，成為政治參與的新型場所。

　　然而，當我們津津樂道于網絡政治參與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時，也應看到網絡政治參與所存在的秩序規則的失范問題。眾所周知，網絡具有強大的虛擬性和隱匿性，這就容易導致網絡上的政治參與走向一種無序的狀態，不可避免地會有非理性參與的成分。有些人可能會把自己一些情緒化的見解發布到博客或論壇中，而且有的內容是非常具有煽動性的，很容易感染大量讀者。一旦公眾為虛假信息所左右，政治判斷和評價就會發生偏差，從而形成一種網絡主體的“集體癲狂”，給正常的政治行為與決策帶來強大壓力，形成所謂的“多數人的暴政”。

　　此外，網絡政治參與大多具有隨意性，其效力和作用也缺乏保障。因此，政府部門一方面應該充分利用網絡加強與網民的溝通，征求網民的建議和意見；另一方面也應該對網絡問政或網民的政治參與制定一些相關的規定，不能讓網絡政治參與停留在“兩會”期間以及重大(突發)事件上，應該建立長期的有效機制，為網絡政治參與提供制度保障。

　　網絡交往與階層區隔

　　當網絡成為大眾文化交往的一種重要工具時，網絡也建構了我們日常和社會生活的公共領域，對于這種新的公共交往空間，有學者稱之為“第四場所”。正是“第四場所”的媒介特性，網絡為網民的主體性所留下的空間很大。網民通過網絡社區、QQ等工具，實現了網絡群體的對話性交往。此外，網絡還營造了另一種交往空間，如開心社區、社交網站等，網絡空間進一步促進了公眾的網絡交往。

　　網絡看似是一種平等、自由、民主的交往空間，但就其本質來說，網絡交往實際由一種隱形的政治經濟學所操縱，從而出現了網絡群體的分化和階層區隔現象。網絡在完成交往的過程中建構了不同階層的活動場域和文化資本，網絡群體在網絡所建構的這個意義范式里分享和共享共同的階級情境體驗。實際上，網絡并不是天然平等的無知之幕，任何網絡社群都建構了網民各自的身份和等級。只不過，在網絡社群中，身份與等級的建構方式頗為不同。

　　網絡社群對網絡群體的身份建構主要借助以下元素：電子簽名、風格(如語言風格、生活風格)、內容(如瀏覽的網站、聊天內容、網絡發布的信息)、特殊符碼(如照片、火星文及暗語)以及其他可以辨認的資源(如性別、視頻)等。此外，網絡的內容也根據網民的身份等級呈現出多樣化，如有專門瘦身網站、高檔消費網站、租房網、求學網、粉絲網等，這些網站以內容的差別完成了網民身份的建構。由此，網絡群體出現了諸如80后、90后、中產階級、網絡寫手、網絡美女、粉絲等各種分化的群體以及網絡意見中的“意見領袖”和“沉默的羔羊”。這些群體的出現實際上消解了網絡的無差別性，網絡的格局開始分層，成員開始分化，最初的公共空間成為一種散漫性、具有階層區隔的社區。

　　邊緣重組與身份迷失

　　隨著網絡的迅速發展，網絡亞文化已經成為當今社會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網絡亞文化是與網絡主流文化相對而言，是網民在網絡中逐漸形成、信奉和推行的一種特有的文化價值體系、思維模式和生活方式。這一文化圈是以青少年為主體的人們通過網絡運用將自己的個性展現出來，把自己的喜怒哀樂釋放出來的一種特殊文化。網絡流行語、網絡游戲、QQ聊天、“惡搞”和網絡文學等，都可以算作是網絡亞文化的表現形式。其中，網絡流行語和“惡搞”是它的兩大主要內容。一方面，他們用這種網絡流行語的方式，表達自我，張揚內心，滿足了個體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到世界政壇、國家元首、體壇明星，小到雞毛蒜皮、打架斗毆、鄰家小妹等，充分體現了網民顛覆經典、解構傳統、張揚個性、諷刺社會的反叛精神。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網絡也出現了諸如黑客、同性戀者、神秘主義者、邪教組織、各類癮君子、網絡自殺、網絡同居等文化現象，它們成為網絡亞文化圈中的另一種形態。這些多樣文化形態的生成，形成了區位化的網絡亞文化社群。

　　網絡亞文化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當前網絡文化彌散下，網絡群體的文化退化和身份迷失。文化的傳承是一種合乎規律、潛移默化的熏染與延伸，然而，當娛樂和欲望成為生活的主流、病態和粗鄙披著文化的幌子、經典和傳統在“惡搞”中被顛覆時，這正是文化的退化，是文化創造力和創造精神萎縮的表現。

　　因此，在一些年輕人的這種追求下出現的價值判斷的模糊與文化的退位，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在網絡文化的喧囂和嘈雜之中，網絡群體以亞文化的社區相互結合，表現出對主流文化的抵抗、顛覆和批判，容易喪失普通人的社會責任感，缺失對社會的擔當。置身其中的群體因這個文化圈所特有的性質常常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很是困惑，這值得我們去思考和規范。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