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精神的遺失與重拾

話劇《伏生》劇照

評劇《母親》劇照

　　日前，波蘭當代著名戲劇導演陸帕的作品《英雄廣場》在天津首演后，引起廣泛評論，伴隨著該劇導演繼2014年、2015年攜帶3小時長度的《假面·瑪麗蓮》和5小時長度的《伐木》，和由其弟子、波蘭中生代著名導演格日什托夫·瓦里科夫斯基帶來的4個小時時長的史詩劇《阿波隆尼亞》來華演出引起的反響，我們的戲劇家們，也在不斷反躬自問：戲劇和現實，到底應該是怎樣的共生關系？    

　　從《英雄廣場》到《阿波隆尼亞》，以及大家都比較熟悉的《撒勒姆的女巫》、《死神與少女》、《死無葬身之地》、《紀念碑》、《麗南山美人》、《黑鳥》、《十二公民》，都在探討戲劇作為一種藝術，與歷史和現實、與人類和社會的關系問題。在這些作品中，戲劇被置于深度關注，甚至介入現實的位置。這種關注和介入已經不再是空泛地現場提出幾個不痛不癢的問題，而是將力量附著在劇中一個個具體的人物身上。當話劇《英雄廣場》中，來自樓下英雄廣場上狂熱的叫囂從影影綽綽變為震耳欲聾(這是1938年3月15日希特勒宣布“德奧合并”將坦克游行的廣場命名為“英雄廣場”時，奧地利民眾發出的歡呼)；當《阿波隆尼亞》在結構上將古希臘悲劇時代和二戰期間犧牲自己保全他人的阿伯隆尼亞打通，探討人類殘酷的殺戮歷史和個人犧牲的意義時……

　　我們會被戲劇對政治歷史、社會生活和世俗人心的表現、探尋、發掘而感動。尤其是當這些創作者力求用戲劇作為民族表達的最好形式，且達到了審美與哲思的高度時，我們會對戲劇的功能、意義有更多面更深刻的認識。

　　回望近年來的中國原創戲劇，其中不乏優秀之作：話劇《伏生》作為2014年極具震撼力的原創作品，主人公伏生為了保護一部典籍而滿門覆沒、忍辱偷生的行為，具有著十足的悲劇力量。全劇將中國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文化的膜拜與守護，凝結在具體的人物形象中。通過對伏生和周邊形形色色人物的細膩描畫，實現了對生命、文化的禮贊，和對人性的思考；評劇《母親》則以細節取勝，那些質樸生動、從人物血液和命脈中長出來的細節，刷新著抗戰題材的敘事方式，也有著動人心弦的魅力，從而成為2015年原創戲劇舞臺上一種暖色，一抹亮色。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些投入很大、宣傳很多的作品在揭示現實方面顯得淺顯和浮泛；在戲劇深度的延伸上，少了幽遠與曲折，而顯得直白和倉促。諸如此類的戲劇作品有的切入點太大，采取宏大敘述，有的是被市場馴化的都市戲劇(白領戲劇)。因為缺少戲劇精神的燭照和支撐，前一類作品，多數停留在對題材意義的高揚上，而未進到戲劇的審美層面，從而缺少觸動人心的力量；后一類作品，以減壓為理由，干脆將戲劇舞臺出讓給相聲、段子和雜耍。我們面臨著一個物質、觀念和思潮如此豐富的時代，可是我們的戲劇藝術并不因此豐潤飽滿，反而類型單一、內容干癟、形式重復、缺乏想象力，讓我們的舞臺，既少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以歐陽予倩、曹禺、老舍等為代表的劇作家群創造的戲劇“黃金時代”的戲劇追求，又遠離了改革開放之初對人與社會的種種發問與思考，而顯得蒼白和俗氣。

　　戲劇精神在舞臺上的缺失，帶來的另一個現象就是，很多作品看不到理性的光芒和哲學的思考，僅僅停留在對事件的敘述和熱點的追逐上。這與戲劇編導的理論儲備有關，與文學、哲學修養有關，更與對戲劇藝術能夠達到的寬度、廣度、高度有關。小說，是一個民族隱秘的歷史；戲劇同樣是。甚至可以說，戲劇是文學中的文學。但文學精神和作家獨立表達的精神在戲劇藝術中的缺位和退場，對文字本身的敬意，對文學純度的追求，對舞臺這一空的空間所能架構和達到的時代宏闊、歷史厚度、人性深度、哲學思考和美學追求等的欠缺，也使我們的戲劇舞臺總顯得與現實隔膜，與歷史和社會的厚度無法匹配。

　　我們的創作者習慣將作品的膚淺與無趣，推給社會環境的制約，誤認為社會還沒有提供給戲劇蓬勃發展的多種力量，久而久之，創作者獨立表達的意識和愿望在不斷衰減。以至于，很多創作者到了最后已經很難分清楚作品中的那些局限，哪些是真正來自客觀環境的限制，哪些是來自自我的束縛。比起有形的限制，主動放棄獨立思考和自由表達的權利更為可怕。換句話說，如果有一天，所有的限制都不存在了，你還具備不具備“寫作”和“表達”的能力？

　　因此，需要重新認識戲劇精神對于舞臺的支撐，重新認識戲劇對于社會的功能，以及戲劇表達社會的“可能性”，認識到文學對于戲劇藝術的重要。戲劇是將民族歷史與個人世界具象展現在觀者眼前，更為直接的、立體的文學樣式。因此，人類對世界、對社會有怎樣的實踐和探索，戲劇就應該能伸展和抵達，甚至走得更遠。

　　戲劇對于社會的作用和可能性絕不僅僅只是好人好事的講述，也絕不僅僅只是一件事件的起承轉合，甚至不僅僅是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它是人、社會與世界的一種鏈接。同時，要實現文學精神重歸舞臺，劇作者的文學修養、歷史哲學積淀固然重要，更為重要的則是真誠的寫作態度，對生命的悲憫情懷，以及始終保持敏感的心靈。尤其是當下，在體制和市場的雙重裹挾下，劇作者很容易讓筆端滑向世俗和浮躁。那么，在寫作中就要時刻提醒自己：只有進入到藝術層面，進入到個體精神世界，這種寫作才是文字本身、文學本身的，才是有意義的！

　　近年來，在談及繁榮和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時候，“講好中國故事”被不斷深化。的確，深厚的、從未間斷的文脈，復雜、深邃的民族性，以及抵御外強、一路披荊斬棘而來的歷史，足以讓我們的舞臺誕生出更多的撼人心魄、感人至深的作品，也應該有更多的充滿思考，具有溫度、深度和厚度的作品，以實現戲劇的中國表達和國際性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