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診文學批評的現狀與格局

　　文學批評并不是外在于文學活動的附屬物，它是整個文學活動的有機組成部分，會對文學創作、文學接受、文學理論乃至社會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當前我國文學批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信力匱乏、闡釋力蒼白、主體性喪失的問題。換句話說，當前不少的文學批評是失職的、失效的、失語的。

　　一是當前文學批評的主導范式對文學本體造成傷害。新時期以來，西方各種批評理論紛紛涌入國門，但當前文學批評的主導范式仍然是社會學模式。這一批評范式有著悠久的歷史和崇高的地位，主張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觀察、分析、評價文學，側重研究文學作品與社會生活的關系，重視作家的思想傾向和文學作品的社會作用。無疑，這一批評形態有其無可替代的功能或作用，但其缺陷就在于它的社會功利性，即容易忽視文本自身的特性。

　　這一批評觀念直接影響了我們對于文學的理解、分析和評判，不僅如此，它還催生了一批懶惰的甚至是不負責任的批評家。特別是在庸俗社會學批評模式的指導下，似乎只要知道了作品寫作的背景、作者的生平、作品的故事梗概，就可以對作品指手畫腳。就拿《封神演義》這部小說而言，我們翻遍幾乎所有版本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對其評價幾乎都是將其置于社會歷史批評和道德批評的視角下進行闡釋。慣常的做法是將一個非常豐富的“封神”的故事置換或壓縮為一個武王伐紂的故事；一般都認為這部小說托古諷今，曲折反映社會現實，揭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歷史教訓，對封建君主暴政和封建倫理觀念做了一定的批判，不足之處在于肯定封建王權和神教。

　　這種說法似乎也沒什么大問題，但這樣的解讀幾乎和文本沒有太大關系，因為你根本不需要閱讀作品，只需要知道《封神演義》的成書年代和故事梗概，就能得出這個結論。顯然，這種批評范式嚴重扼殺了文本自身的豐富性和藝術性；同時，文學批評家的身份變得可疑而尷尬，在很多人看來，某些文學批評家的真正身份或許是庸俗社會學家。

　　二是形而上學的批評傳統使得批評喪失主體性。形而上學批評主張單義性閱讀，認為文學作品都是某一觀念、某個外部世界的派生物，因而，這些批評總是將所有的作品都變成一個文本，或者說，總是喜歡把此文本置換為彼文本，用一套自己熟悉的符號或符碼來替代文本。所以弗洛伊德主義總是千篇一律地將文學同力比多、無意識聯系起來，結構主義總是指望著一句話道盡文本的玄機，而女性主義則永遠看到的是被幽閉、受損害的女性。實際上，形而上學的批評傳統不過是一套隱喻結構，所謂的女權主義批評、精神分析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等都不過是將關于存在的虛構轉變為虛構的存在，與其說批評解釋了文本，毋寧說只是以隱喻的方式重新構造了一個文本。

　　同時，形而上學批評各形態之間又具有強烈的不可通約性和排他性，它們在話語、方法、范式、觀念等方面都自成系統、自圓其說并各自為政，都認為自己揭示了文學的本質。無疑，這些批評理論都是批評史上的偉大洞見，但不幸的是，正如盲人摸象一樣，它們各自把握的不過是文學的某個局部，所以當某種具體的批評形態在為文學理解打開了一扇門的時候，也旋即關上了其他的門。而更為不幸的是，它們毫不費力地使閱讀變成了某種批評理論的一個效果，或者說一種功能。專業批評家大都接受過這樣或那樣的批評理論的教化，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將某種批評形態內在化了，因而他們閱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無意識中就已經教條化了。

　　閱讀變成了一個無主體的行為，在此意義上，批評不過是某種形態的批評理論在自我言說，批評家在解讀文本時完全變成了一個毫無自我的、無聲的、機械化了的意義生產車間，變成了某一批評觀念喂養下的集體讀者的一分子，變成了話語結構中被操縱的一個構件。因此，西方的文學批評理論，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忽視了批評家的主體性。

　　或許，是時候回歸側重于“體悟”的批評傳統了，轉向古代那種具有審美式、情感式、經驗式、個性化又處處彰顯“閱讀主體”的豐富的生命體驗閱讀模式。于我們的人生、于我們的生命而言，它更是一種自由自覺、更加接地氣的生命活動。

　　三是批評家屈從于權威話語，使得批評缺乏新意。學術的精進、知識的革新總是離不開“強力”革新者的追問、質疑和挑戰。人類歷史上的每一次進步當然與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結構息息相關，但是也與那些敢于向傳統挑戰并身先士卒的“強力”革新者密切相關。他們能夠在其自身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中，敏銳地發現并把握住變革人類物質或精神領域的方法或秘訣。文學批評領域亦如是，那些開先河的批評家，憑借其豐富的想象力、驚人的創造力以及艱苦卓絕的努力，不斷顛覆著人們對文學的傳統認知和理解。

　　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德里達等，他們的理論讓文學批評在話語和觀念上充滿了生機和活力。顯然，這種有著廣泛影響力的、原創性的，并且能夠科學解釋我們當前文學現象的批評理論，在我國文學批評界，仍然還在孕育之中，一些優秀的批評家顯然已經不滿足于既有的批評理論，他們正竭盡所能地開墾著文學批評的領地，并且已經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但更多的批評家仍然過分屈從于前輩強力批評家的話語，放棄了自我更新的潛能，其結果便只能是亦步亦趨。要知道，西方那些較為成熟的、受到廣泛認可的批評理論都有其極為清晰的發展脈絡，各種批評形態從來都不是向壁虛構，都是在繼承之前批評理論的基礎上，勇于突破創新，并最終形成自己的流派。眾所周知，就理論層面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形成與馬克思對德國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批判繼承與勇敢突破是密不可分的。

　　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唯權威是瞻的情況更為明顯。例如在文學史的撰寫中，某些批評家對文學作品的評價與權威評價亦步亦趨。當然，同那種肆無忌憚罔顧事實的歪批惡搞相比，唯權威論的批評看上去似乎更為穩妥，但往往也缺乏新意。批評家對作品所做出的價值判斷，并不是植根于文本，而是囿于某些權威的論斷。這會直接影響批評家對作品做出公正合理的闡釋。

　　四是價值評判功能的缺失導致文學批評公信力喪失。一般認為，文學批評具有描述、闡釋、評價和規范等四大功能，其中描述功能和闡釋功能回答“是什么”的問題，評價功能回答“怎么樣”的問題，批評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描述和闡釋上，更應該在科學和理性的基礎上，將文學置于一定的價值關系中，并依據一定的價值尺度對其進行價值評判。

　　受西方某些相對主義、懷疑主義、虛無主義思潮的影響，文學評價功能逐漸被批評家們淡忘了。有學者指出，文學批評不需要進行價值評判，批評家不需要執行“法官”的功能，因為每個人對文學的理解都是不同的，批評家沒有資格對文學作品說三道四，只需要對文學藝術進行描述和闡釋就可以了。這樣一種批評風氣使得文學批評喪失了它應有的品格，直接導致批評公信力的弱化乃至喪失。

　　我們都知道，文學是寫人的、人寫的、寫給人看的，文學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人。因此，毫無疑問，文學是人學。如果說我們的人性無可避免地要徘徊于神性和獸性之間，那么文學批評家有責任召喚并鼓勵這樣的文學，并且要毫不留情地批判其對立面：這種文學會讓我們的人性朝著神性的方向生長，能夠敏銳而深切地捕捉到時代的脈搏，與現實世界的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能夠合乎歷史理性、歷史目的、歷史規律地描寫生活、表現生活，能夠將書寫的筆觸落在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上，能夠將我們在通往自由王國道路上的美景與路障充分揭示。總而言之，它能夠讓人的生命變得高貴而飛揚。

　　當然，文學批評的評判功能還表現在美學、哲學等多個層面上，布羅日克認為：“只有在評價中，現實才表現為道德的、審美的、功利的等范疇。”他深刻地指出了評價的積極意義，評價的不同角度使得被評價的對象呈現出不同的狀態。顯然，只有將價值評判置于文學批評的核心地位，才會有著強烈的針對性、方向性和指導性，才會贏得批評的公信力。

　　當然，對文學批評的現狀與格局進行這樣的一番梳理，出發點是希望文學批評界能夠在自我反省或自我批評中找到存在的問題或不足。知不足，然后才能自反，知困，方能自強！

　　(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當代形態文藝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