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由與變遷之故

　　　　主持人語

　　　　本期刊發周新民教授做的“回到文學本體”話語考。這是一種“文學史”的功夫。當下學科分類越來越專門化，大的文學研究細分為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等等。但具體的文學批評實踐是離不開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研究的策應和支援的。

　　　　事實上，“回到文學本體”不是一個新的話題。確實如周新民教授所說，“回到文學本體”是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最重要的批評理論話語。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回到文學本體”的話語已經成為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史的核心問題。他認為：“三十多年過去了，‘回到文學本體’的話語實踐，為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累積了豐厚的文學財富。”因此，作為一個“未完成”的，或常說常新的，或一個時代有一時代語境和關注點的問題，“回到文學本體”需要求其“存在之由”和“變遷之故”，對既有批評資源進行有效的清理和汲取，研判其得與失，從而在一個長時段的文學史上有效地展開“當下”的工作。

　　一定意義上，“邁向漢語詩學之路”是愿景，但也是討論“回到文學本體”的邏輯起點。

周新民

　　“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探討有著清晰的歷史階段性和歷史內涵，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大概沿著從工具論、本體論、價值論的角度來探討“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問題。

　　我們應該重視近些年來文學批評所重視的“講述中國故事”的理論倡導。如何用中國文學的民族形式，講述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故事，已經成為當下文學批評“回到文學本體”的倡導、邁向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時代性的批評理論之路。

　　“回到文學本體”是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最重要的批評理論話語。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回到文學本體”的話語已經成為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史的核心問題。30多年過去了，“回到文學本體”的話語實踐，為中國新時期文學批評累積了豐厚的文學財富。今天，當我們追溯“回到文學本體”話語時，我們可以從容地思考“回到文學本體”話語的歷史與意義。首先，我們要明確中國新時期以來“回到文學本體”的批評理論的內涵。概而言之，“回到文學本體”的批評理論大概有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讓文學回到“人”本身的文學本體。這一脈理論倡導，從讓文學回到對人的關注上，以“人”為出發點，把人的精神、欲望、終極價值等作為文學書寫的根本性內容。“回到文學本體”的另一脈理論流向是，從文學的形式、結構、語言等入手，討論文學的本體問題。我在本文之中是要從后者入手，討論“回到文學本體”的問題。

　　如果對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對于“回到文學本體”問題的探討做一個梳理的話，我們可以鮮明地發現，“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探討有著清晰的歷史階段性和歷史內涵。我個人認為，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大概沿著從工具論、本體論、價值論的角度來探討“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問題。

　　“工具論”階段

　　80年代初的文學批評著重強調文學形式的價值，把文學形式從“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束縛中解放出來，賦予文學形式審美意義。

　　不過，這時的理論探索還停留在“修正”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的階段。這種理解和運用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方式，姑且可以命名為“工具論”地探討“回到文學本體”。

　　回到文學本體”話語源自對于“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庸俗批評理論的反思。經過一段時間的清理，文學界充分認識到工具論思想嚴重阻礙了文學的健康發展，于是，“回到文學自身”的理論倡導成為20世紀80年代初期主要的理論口號。“回到文學自身”的理論倡導最為重要的理論內容是對于文學形式的強調。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主題、內容可以成為政治的附庸，而文學形式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事實上也是如此，一些文學批評開始強調文學形式的獨立性，強調文學形式的兼容性。這個時期的文學批評著重強調了文學形式的重要價值，把文學形式從“為藝術而藝術”的理論束縛中解放出來，賦予文學形式審美意義。

　　新時期初期的“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倡導，是作為規避文學工具論的有效手段出現的。正是這樣的批評語境，《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才得以橫空出世。《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最大的貢獻就是肯定了文學形式的重要作用，把文學形式看做是與文學的內容、主題同等重要的構成要素，而不是附屬部分。在《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出版的年代，文學形式往往和文學表現技巧聯系在一起。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討論的文學形式往往是象征、意識流、荒誕等表現手法。毋庸置疑，《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在討論文學形式和技巧的時候，以現實主義文學作為參照。現實主義文學被認為是注重內容、主題的，而所謂現代小說是重視形式技巧的。所以，舉凡意識流、象征主義、荒誕派戲劇等屬于20世紀現代派的文學類型，都被認為是注重形式的文學技巧。這是這個時期文學批評潛意識的一種不自覺的批評傾向。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關于“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探索，還停留在“修正”現實主義文學批評的階段。雖然這個時期國外現代派文學和理論紛紛被譯介過來，但是這時的文學批評還停留在以現實主義的眼光來打量西方現代文學的階段，也停留在以現實主義文學規范來自覺不自覺地衡量種種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規范。細讀這些批評理論可以發現，這些理論其實只是豐富現實主義文學的“工具”而已。這個時期的文學批評，還是從“形式——主題”、“形式——內容”、“形式——文化”等角度來理解和運用西方形式主義文論。

　　這種理解和運用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方式，姑且可以命名為“工具論”地探討“回到文學本體”。種種形式主義的文學理論都被現實主義的黑洞所吞沒，即使是最為形式化的敘事學，在中國文學批評者那里，也只是一個強調形式的作用而已，形式主義文論的“內部”要素的重要性，也僅局限于對內容的傳達而已。

　　“本體論”階段

　　80年代中期，文學本體論成為不可一世的力量，沖擊著中國文學批評的固有思維。

　　這時的本體論批評主張把文學看做是“自足體”，主張文學回歸到文學自身，即文學作品本體論、形式本體論、語言本體論。

　　學習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一個收獲是，中國的文學批評開始注意文體問題。關于文學文體的探討成為一個時期的理論熱潮，語言、形式、敘事、結構等構成了這個時期的理論熱流。隨著80年代中期對新時期十年文學的反思，“向內轉”的理論訴求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建構。80年代中期，一股構建文學本體論的理論思潮成為中國文學批評最強勁的潮流。這個時候，伴隨著理論探討的深入，文學本體論成為不可一世的力量，沖擊著中國文學批評的固有思維。“回到文學本體”終于從“工具論”層面走到了“本體論”層面。

　　本體論批評主張把文學看做是“自足體”，主張文學回歸到文學自身。文學與社會、與歷史、與讀者、與創作主體的關聯性被斬斷。本體論觀點大概有以下三種類型：一是文學作品本體論，即把文學作品看做是自我生成的自足體；二是文學形式本體論，即把文學作品的形式要素，如結構、敘述等看做文學自我生成的要素，把它們本身看做文學的全部；第三種是語言本體論，認為語言是世界的本體，文學語言才是文學的本體，而不是文學的媒介或工具。

　　文學本體論來自西方形式主義文論，新批評、結構主義、敘事學等文論都是把文學作品、文學形式、文學語言視為自足生成物。中國在80年代的文學本體論的批評思潮是對西方形式主義文論學習的結果，也是中國先鋒文學繁榮的重要理論基石。毫無疑問，中國文學有著不同于西方文學的文化背景和社會背景，簡單地把西方文學本體論搬運到中國，機械地運用，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作為一股理論潮流，文學本體論在中國存在的時間不長。不久，“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實踐很快轉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從價值論的角度來建構文學本體。

　　“價值論”階段

　　90年代中期，文學批評致力于以西方敘事學為參照，走上了窺探中國文學敘事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

　　這種探索使中國文學批評“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探索具有民族性特質。而把敘事形式納入到當下時代的倫理訴求之中，則展現了中國文學批評在“回到文學本體”探求上涵括“時代性”上的雄心。

　　在90年代初期文化批評盛行的歷史情境下，“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構想，很快具有新的內涵。文學本體不再是懸浮在空中的樓閣，而是和民族審美文化、倫理訴求結合在一起。90年代中期，“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建構進入到了價值論階段。

　　從本體論的角度來探討“回到文學本體”，在肯定了文學作品、文學形式、語言的本體的同時，架空了文學與社會、歷史以及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的關系，也必然使文學成為空洞之物。這樣的文學觀念也脫離了中國文學傳統。這種“回到文學本體”的探討方式，不僅失去了文學審美意蘊，也失去了讀者與社會功能。批評家們很快認識到了從本體論的角度來探討文學本體的思路，脫離了中國文化語境。首先，批評家們認識到，雖然文學語言是文學的本體，但是它無法徹底自足，語言是文化斷層。具體到中國文學語言來說，由于漢字的表意性、圖像性的詩性特質，中國的文學語言是中國傳統漢語詩性特質的呈現。這樣的批評觀念最終催生了中國文學批評在中國傳統審美文化的層面上，來探討文學語言，也使中國漢語文學獲得了宏闊的歷史文化支撐。而在敘事形式等層面上，批評家們也日漸認識到，中國文學的敘事形式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時期的文學批評致力于以西方敘事學為參照，走上了窺探中國文學敘事的民族化道路的探索。一方面，以西方敘事學為闡釋資源，發現了中國敘事學與西方敘事學之間的差異；另一方面，中國文學批評借鑒西方敘事學的概念、思路，探究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敘事學發展的歷史之路。這兩方面的探索把西方學者所熱衷敘事學的概念、術語、思路納入到中國民族敘事的范疇，提煉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敘事學思想。這種民族化的敘事學探討既擺脫了敘事形式本體論的空洞性，也找到了中國文學批評的民族化道路。敘事學的中國之路的民族化探索，使中國文學批評“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探索具有民族性特質。而把敘事形式納入到當下時代的倫理訴求之中，則展現了中國文學批評在“回到文學本體”探求上涵括“時代性”的雄心。

　　當文學從“寫什么”轉向“怎么寫”之后，文學創作就成為不及物的寫作。文學創作也就喪失了時代的溫度，自然也無法體現出時代之思與時代之憂。從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些文學批評開始注意到文學的時代責任。在這樣的背景下，小說修辭學等批評理論開始受到重視。文學創作要回應時代問題，正視讀者精神需求，體現人道主義光輝，逐漸成為90年代中期以來文學批評的主要話題。不過，和以前的文學批評不一樣，這個階段的文學批評是從文學本體出發的，而不是重蹈文學工具論的覆轍。批評家們著眼的仍然是文學本體，也就是說，文學語言、文學形式、文學結構、文學敘述仍然是文學批評的核心話題。只不過，不再把文學敘事、文學語言、文學結構懸置在真空之中，而是給它們填充了飽滿的人性的、人倫的內涵。

　　談到這里，我們應該重視近年來“講述中國故事”的理論倡導。如何用中國文學的民族形式，講述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故事，已經成為當下文學批評“回到文學本體”的倡導、邁向既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時代性的批評理論之路。

　　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沿著“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之思與實踐，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探討。經過一段時間的探求，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語境，匯聚中國當下時代潮流，以漢語詩學為核心的“回到文學本體”的理論探求，已經漸漸浮出歷史地平線，文學批評“回到文學本體”的話語實踐最終也將在漢語詩學的構建之中取得豐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