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一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家

　　最新版七卷本《阿城文集》結集出版，想采訪阿城本人，卻被告知“不太可能”。為了讓這個文學史上的“異秉”(借汪曾祺先生小說名)重新浮出水面，記者特地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和上世紀80年代的許多人一樣，孫郁在阿城處女作《棋王》甫一發表時，就覺出了他的功力，后來也一直關注他的創作。這次聊天式的采訪，不僅關涉了阿城的人和文，也折射了諸道文學史、文化史景觀，希望能碰撞出一些比所謂“文學史”更有趣的啟示出來。

　　傳統：他回到五四之前更久遠的地方

　　記者：阿城處女作《棋王》最初發表時，您讀到感覺怎么樣？

　　孫郁：那時我們看了，都傻了，小說還能這么寫。他回到了過去明清小說的傳統里，又有一點現代人的智慧在里面，不簡單。在上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一代作家里，他是分量最重的。他把士大夫的東西和舊小說的東西接上了。當時，除了汪曾祺有老一代的民國基因，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幾乎不可能有這么一種底色。阿城后來如果繼續寫小說會寫得更好，但他沒有，寫別的去了，稍微有點可惜。不過他可能就是更適合寫小的，像博爾赫斯那樣。

　　記者：看到網上有人問文章怎么寫出筆力，不少人都舉《棋王》和《受戒》的例子。仔細讀阿城小說，可以看出他對文字的掌控力很好，有一種節制。

　　孫郁：他的古代文學修養很好，而且能抓住古代文學的魂。他熟悉古代小說的套路，但不是生硬地模仿，而是在那套語言中浸泡，再用那種語言來寫現代的生活。寫他們那代知青的生活，王小波也是一個，和阿城是兩個高峰。不過王小波用的是現代人翻譯過的自由主義的語言，而阿城是中國傳統的東西比較重。在上世紀80年代那一批作家里，阿城是碩果僅存的幾個，我覺得寫得很好的。當時很多紅極一時的作家，現在已經沒有人閱讀他們的作品了，但阿城是可以反復閱讀的。他有種沉甸甸的東西在里面，不是回到五四，而是回到五四之前更久遠的地方。

　　記者：這次新出的七卷本文集您都看了嗎？

　　孫郁：都翻了翻，前五本以前出過，都看過。他能記言論，我非常喜歡。他在《脫腔》里對“文藝腔”的看法，我覺得可能受了木心的影響。所以他給西方人介紹中國作家，第一個是汪曾祺，第二個就是木心。

　　寫作：在黑暗的門里試煉人的靈魂

　　記者：“三王”里，您最喜歡哪一篇？

　　孫郁：印象最深的還是《棋王》，寫得太好了，出神入化。我給北大出版社編了一套《當代文學經典讀本》，專門選了《棋王》，還為它寫了一篇文章。“車站亂的不能再亂，成千上萬的人在說話”，這個起筆就很不凡，很偉大。好的作家應該是個文體家，有自覺的文體意識，但我們很多當代小說家都沒有文體意識。你看他的《遍地風流》，每篇很短，有一點點像聊齋，或者六朝、明清的筆記，那么傳神，又那么慘烈，有大的悲憫在里面。

　　記者：王鼎鈞先生也很推崇《棋王》。他在文章里寫，“王一生能活下去，因為心中有棋，也正因為人生的意義剝落殆盡，才抱住了棋不放”——好像有一種非常悲劇、絕望的意思在里面。您覺得阿城寫王一生這種青年，更多的是在寫悲劇還是寫超脫？

　　孫郁：我記得王一生最后“哇”地哭了。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他在棋里面忘我了，但在生活中，痛苦還是很強烈的。可是通過下棋，在“藝”的里面，精神得以升華，這是中國人能夠活下來的比較高的境界。

　　記者：《棋王》里，有兩個地方讓人印象特別深刻，一個是饑餓，一個是對棋的癡迷，兩件事寫得都非常極端，構成了生理和精神的兩極，很巧妙。

　　孫郁：對，他控制得很好。魯迅講，陀思妥耶夫斯是把人放在萬難忍受的絕境里來拷問人的靈魂，阿城則是把人放在這樣一種絕境里來寫人的生存。現在的作家，寫這種絕境里的生存狀態，不太容易寫出彩來。王小波有的時候會飛揚起來，靠超人的想象來顛覆，而阿城靠的卻是不動聲色。他運用傳統，卻沒有舊文人的迂腐氣，他是懂世故的，懂世俗社會的，而且又能在世俗里看出勢利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