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審美與文化的自覺猶在

從網絡小說到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的改編是成功的一躍

審美與文化的自覺猶在

□曾念群

　　電視劇《生命中的好日子》，沒有一線偶像級明星大腕，本不過是個瓊瑤式的網絡小說，卻被一票臺前幕后的創作者演繹成了一部厚重的當代史詩，為IP改編提供了一份值得研討的樣板。

　　“50后”一代人的致青春

　　該劇以大時代、大事件為背景，以男主人公跨越三十載的婚姻情感為主線，講述了黃志忠飾演的韓墨池與馬境飾演的鐘思存、吳越飾演的柔嘉之間的情感糾葛與個人奮斗，同時還糾集著父輩一代的歷史恩怨，在個人命運之上，籠罩著歷史的蒙塵，在小言之外，兼容了時代的反思。

　　故事起于1977年，是時“四人幫”倒臺，知青韓墨池喜迎返城通知。按照正常的人生軌跡，意氣風發的他與大多“50后”知青一樣，將經歷知青返 城、恢復高考，然后或走進機關或下海創業等歷史節點。與普通知青所不同的是，韓墨池還有一個官復原職的市長老爸，是個不折不扣的高干子弟。

　　我們不能說一定是特權使然，但韓墨池在一票知青小伙伴中氣質不凡，且第一個接到返程通知。然而命運多舛，還沒等踏上歸途，他就因在一場大火中舍己救人，失去了一條腿。韓墨池的人生故事就這么悲情地開啟了。

　　故事中除了宏大的時代背景，還包含了上世紀70年代的愛情關系、80年代的家族恩怨以及90年代的現代商戰。原著中本沒有柔嘉，是編劇創設了這 個人物。主創無意對韓墨池這位殘疾人特殊照顧，而是將他與其他幾個家庭的年輕人一樣，都一股腦兒裹挾進了歷史的洪流。前半程講述了“50后”一代人的成長 史，后半程則著力渲染這一代人的創業史，最終所有的恩怨得以冰釋，在勵志中實現了一代人的“中國夢”。該劇也可謂是“50后”一代人的致青春。

　　用人物書寫一個時代

　　故事表面上以幾位主人公的婚姻和愛情為主線，然而“50后”一代人的愛情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韓墨池與柔嘉本是青梅竹馬，接到返城通知后的韓墨池當著小伙伴們的面，為她許下了婚約，可造化弄人，橫在戀人之間的不僅僅是韓墨池從天而降的殘 疾，更多的是愛情之外的壁壘。在那個對婚姻講究組織干預的年代里，注定這段愛情的飛翔要以折翼收場。韓墨池對柔嘉的放棄身不由己，對鐘思存的移情別戀同樣 身不由己。韓墨池與鐘思存先后兩度結婚，前后斷續兩種愛情。第一段更多的是出于高干之家的負累，半推半就地順從了組織安排，第二段破鏡重圓，方才是真愛使 然。

　　鐘思存對韓墨池的愛情，救命報恩的成分比重不小，若不是陳主任的運籌，她毫無勝算可言，她與柔嘉的角逐，僅只贏在了政治清白上。韓墨池對柔嘉的 放棄，其實也有真愛使然的因由，純愛年代，因愛放手的故事時有發生，韓墨池不想自己的殘疾之身拖累心愛，在那個年代是放之四海的一種價值取向。可當他發現 柔嘉的婚姻并不幸福時，一度懊惱不已，甚至與柔嘉約定雙雙離婚，重燃愛情。柔嘉也是心動的，可是當她坐到準婆婆面前時，立馬反水了，在陳主任的氣場面前， 她的掙扎柔軟無力。

　　在《生命中的好日子》中，當愛情與組織或與政治相遇時，愛情都是繞道而行。韓墨池、鐘思存和柔嘉的情感糾葛，與偶像劇中的狗血模式不同，更多的 是歷史因素使然。全劇其實并沒有大開大合地去描摹歷史，卻用一個非常特殊的角度闡釋了一代中國人和國家命運的交合，用人物在書寫一個時代。

　　審美與文化的自覺

　　按照原著的軌跡，成長史是浮云，創業史更是番外，所剩也就是幾位言情男女的情史，走得再極致，也不過是又一個《山楂樹之戀》。《生命中的好日子》不固步自封，跳出了小言情的囹圄，在創業續篇上延伸出新的立意，最終踩在原著的石板上實現了更加高遠的跳躍。

　　首先，改編賦予了故事時代精神。原著以言情為主訴，并無時代的訴求，劇作通過幾個家庭的個人命運和情感糾葛，將國家的歷史、改革之路與個人命運的沉浮緊密聯系在了一起，并通過戲劇審美的手段，引領我們站在時代的高度審視歷史與反思個體。

　　其次，改編賦予了故事人文情懷。該劇以嚴謹考究的態度，很好地還原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質感，小到人物額頭的一縷發絲，大到每個歷史節點的鋪排，甚至連那些時代氣息濃厚的背景音樂也有轉場的功用。

　　更重要的是，它的表達并不與時代的病灶過不去，制造擰巴與糾結，恰恰相反，它不露聲色地一點點打開淤積在每一個人物身上的歷史心結，不回避不逃避，不否認不狡辯，該擔當的擔當，該認錯的認錯，該救贖的救贖。這種文化自覺在電視劇創作中彌足珍貴。

　　該劇把一個苦情小說改編成了暖心劇。全劇的色調是暖暖的，人物對待逆境的努力是暖暖的，人對待人的態度是暖暖的。正如它的劇名《生命中的好日子》，不論出發時如何苦難，都積極陽光地放下過去，將生命中的日子，都過成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