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之門

　　一九七四年九月，我身著一套從一位退伍軍人那兒討來的軍服(那是當時的時裝)，呆頭呆腦地來到了北大。錄取我的是圖書館系。而當時的圖書館系是與圖書館合并在一塊的(簡稱“館系合并”)。把我弄來的是法律系一個叫王德意的老師。她去鹽城招生，見了我的檔案，又見了我人，說：“這小鬼，我們要了。”那時北大牌子很硬，她要了，別人也就不能再要了。分配給鹽城的一個名額是圖書館系。那時候，我沒有什么念頭和思想，眼睛很大很亮，但腦子呆呆的，不太會想問題，連自己喜歡不喜歡圖書館學也不大清楚。我糊里糊涂地住進了31樓(圖書館系的學生全住在這座樓)，糊里糊涂地上課、吃食堂、一大早繞著未名湖喊“一二一”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給我們上課的教員很多，后來館系分家時，我發現他們有的留在了館系，有的留在了圖書館。合并之前他們到底誰是館系的，誰是圖書館的，我至今也不清楚。在大約三個月的時間里，我懂得了什么叫“皮氏分類法”，學了一支叫“一桿鋼槍手中握”的歌，跟從寧夏來的一個同學學了一句罵人的話，記住了一兩個笑話(其中一個笑話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把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歸了冶金類)，認識了許多至今還在館系和圖書館工作的老師。就在我死心塌地要在31樓住下去時，一日，忽然來人通知我：“你會寫東西，走吧，去中文系學習去吧。”當時中文系的學生全住在32樓。搬家那天，給我送行的人很多，從31樓離離拉拉直到32樓，仿佛我此去定是“黃鶴一去不復返”了。到了中文系，我覺得與周圍的人有些生分，感覺不及與館系的老師、同學相處時那么好，于是，我常常往31樓跑(他們說我是“回娘家”)。直到今天，我仍與館系和圖書館的一些老師保持著一種親切。這一點對我后來去圖書館借書，帶了不少好處。

　　到中文系不久，就參加了大約一周的勞動。這次勞動又與圖書館有關：在館前挖防空洞。那時，大圖書館剛落成不久。下坑(在我們之前，其它系的學生已經將地面刨開并挖下去好幾尺深了)前，有一次動員。動員之后，挖坑的目的便明確了：敵機轟炸時，在圖書館讀書學習的幾千人來不及疏散，可立即就近鉆入防空洞。做動員的是軍代表。他說著說著，就把我們當成了軍人；說著說著就忘了那不過是去圖書館挖洞，而讓人覺得他要把我們帶到平型關或臺兒莊那些地方去打鬼子。我們面對高高矗立的大圖書館排著隊，一臉的嚴肅和神圣。大家認定了敵機肯定會來轟炸它的，便都覺得確實應該在它的周圍挖些洞，并且要挖得深一些。那些天，每天早晨，我們從32樓整隊出發，也唱著“一桿鋼槍手中握”(實際上只是肩上扛把鐵鍬)，雄赳赳地開赴圖書館，時值寒冬，天氣頗冷。我們穿著薄薄的棉衣，在凜冽的寒風中凍得老打哆嗦。但黑板上寫道：天是冷的，心是熱的。當時我想：心肯定是熱的，心不熱人不就嗚呼了？但我們確實不怕冷，就為了那個信念：圖書館里讀書學習的人再也不用怕敵機轟炸了，盡可寧靜地坐著去看自己愿意看的書。在圖書館東門外的東南方向，我們挖了一口很大很深的洞，下去清爛泥時，要從梯子上下去。那天晚上由我和另外一個同學看水泵。我們扶梯而下，然后坐在坑底的一張草簾上看著最深的地方，見滲出水來了，就啟動水泵抽出去。那天的夜空很清凈明朗，深藍一片，星星像打磨過一樣明亮。圖書館靜靜地立在夜空下。坑底的仰望，使我覺得它更加雄偉，讓人的靈魂變得凈化和肅穆。那時，我倒沒有聯想到它里面裝的那些書對這個世界的進步和輝煌有多么巨大的作用，僅僅把它看成一座建筑。這座建筑就足以使我對它肅然起敬，并覺得自己渺小不堪言。看來，體積也是一種質量，也是一種力量。深夜，我那位同學倚在坑壁上入了夢鄉，我卻因為有些寒冷而變得頭腦格外清醒。寒星閃爍，當我把目光從圖書館挪開，從坑口往下移動，又去環顧整個大坑時，忽然覺得這口坑像個水庫。那時候的人聯想質量很差，聯想得很拙劣。我竟然勾畫出這樣一幅圖畫來：汽笛聲忽然拉響，在緊張的空氣中震動著，燈火明亮的大圖書館忽然一片漆黑，一股股人流在黑夜里從各個閱覽室流出，流到這個“水庫”，最后把“水庫”蓄得滿滿的。干了一個星期，我們就“撤軍”了。這幾年，常聽人說，過去挖的防空洞不太頂用，用一顆手榴彈就能將其頂蓋炸開。我死活不肯相信。現如今，圖書館東門外，已是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坪，成了北大一塊最舒適，最叫人感到寧靜、清爽、富有詩意的地方。夜晚，吹著微微的晚風，年輕的男大學生和女大學生們或坐在或躺在散發著清香味的草坪上，用清純的目光去望圖書館的燈光，去望一碧如洗的天空，彈著吉他，唱著那些微帶憂傷的歌，讓人覺察到了一份和平。但，當我坐在矮矮的鐵柵欄上，坐在我曾參加挖掘而如今上面已長滿綠草的洞上時，腦子里常常出現一個似乎平庸的短句：和平之下埋葬著戰爭。如今這些防空洞有了別的用處。一段時期，曾被學生們用來做書店。我下去過一次，并進過幾間房子，感覺不太好，隱隱覺得，在這地底下做事，總有點壓抑，總有點不“光明磊落”，尤其不適宜在這地底下賣書。書應該在陽光下賣，應該在地面上有明亮燈光的屋子里賣，就像讀書應在陽光下讀，應在圖書館這樣建在地面上的高大建筑里讀一樣。盡管那些書都是些正經書。

　　從在圖書館系一本正經地學“皮氏分類法”到在中文系為圖書館很賣力地挖防空洞，給我一個深刻印象是：我們將要進入窗明幾凈的圖書館看書學習了，讀書是件很有意義并且很有趣的事情。然而并不見這一天。偌大一個圖書館，藏書幾百萬，但被認定可以供人閱讀的卻寥寥無幾。就這寥寥無幾之中又有一些還是很無聊的東西。絕大部分書或束之高閣或被打入冷宮。可惜的是這些書，似乎是用不著什么“皮氏分類法”，誰都會分的。圖書館也未出現幾千人閱讀、掀書頁之聲如蠶食桑之音的生動景象。那時，果真有敵機飛臨大圖書館上空，果真扔下許多炸彈來，依然不會傷著太多的人的。我那時的思想極不深刻，但有農民的樸素：上大學不讀書還叫上大學么？走在圖書館跟前，望著那高大深邃的大門，想著里面有那么多書(這一點我知道，因為我還參加過從舊圖書館往新圖書館運書的勞動)，心里頭總是想不太明白。那段時間，我只能望著它，卻不能從它那里得到恩澤。那時，我覺得它是凝固的沒有活氣的一座沒有太大意義的建筑，那大門是封閉的。

　　后來，我們步行一整夜，腳板底磨出了許多血泡來，到了大興基地。從此，就更無機會踏進圖書館的大門了。這座號稱亞洲最大的大學圖書館，僅在夢中出現過幾次。我們在那里開荒種地蓋房子，偶爾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田頭空地上上幾堂課。但我實在喜歡書，因此總覺得很寂寞很無聊。于是，晚上就和幾個同學到麥地里逮刺猬，要不就住在附近的村子亂竄，或到養魚塘邊看月色下的魚跳。那地方很荒，我的心更荒，常常淪陷在困惑和迷惘里：我究竟干什么來了呢？過了些日子，終于在木板房里設了一個圖書資料室。書都是從大圖書館抽取出來的，上面都蓋著大圖書館的藏書章。這總算又與圖書館聯系上了。書很少，大多為政治方面的書。當然有總比沒有好。晚上，丟罷飯碗，我就和一個上海同學鉆進木板房，將那些書狠狠地看。其中有些書是大部頭的哲學書。我逮著就啃，啃著啃著，出來些味道，便越發地使勁去啃。不曾想到就從這里培養了我對哲學的興趣。后來的十幾年時間里，我讀書的一大部分興趣就在哲學書籍這里，并把一個觀念頑固地向人訴說：哲學燃燒著為一切科學陳述尋找最后絕對價值的欲望；這種不可遏制的欲望，使得它總是不惜調動全身解數，不遺余力地要將對問題的說明推向深刻；缺乏哲學力量的任何一門科學研究，總難免虛弱無力。不久前，我出的一本書，就是一本與哲學有關的書。我永遠記住那幾本陳舊的蓋有圖書館藏書章的哲學書籍。至今腦子里還有那枚章子的溫暖的紅色。遺憾的是，在那地方，我終于沒有把為數不多的書看完。因為，有人開始在大會上暗示眾人：有人把政治書籍當業務書籍來看。我有些膽怯，只好把看書的欲望收斂了些，空閑時到水邊看村子里的小孩放馬去了。

　　再后來，我被抽調出來，從大興基地來到北京汽車制造廠參加三結合創作小組，寫長篇小說了。這段時間倒看了一些書。這要感謝當時圖書館承擔為開門辦學服務工作的一位老師。他隔一段時間就來看我。來時，或用一只紙箱或用一只大包給我帶些書來，據說，這位老師前幾年離開圖書館做生意去了。那天，我在小商店買醬油碰到過他一次。我朝他點點頭，心中不免有些惆悵。

　　當圖書館完全重見天日時，我已成了教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圖書館把人們對知識的渴望和重視充分地顯示出來。總是座無虛席，總是座無虛席！中國人畢竟懂得了圖書館的意義。每當我走進這片氛圍里，我總要深受感動。這里，沒了邪惡，只有圣潔。那份靜穆，幾乎是宗教的。我不由得為它祈禱：再不要因為什么原因，使你又遭冷落，使你變得冷清蒙上恥辱的塵埃。

　　我現在并不常去圖書館去。因為我個人有了一些藏書。但每時每刻我總為它而感到驕傲。我想：人們如此向往北大，沾上之后總不愿離去，固然是因為它的那份有名的風氣，但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北大有這樣一座圖書館。我還想：北大風氣之所以如此，也是與這個圖書館密不可分的。我曾在一次迎新會上對新生們說：北大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圖書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書，它們將告訴你很多很多道理；你若是在幾年時間里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和價值，你才算得上是一個北大的學生：那大門是天堂之門。

　　圣壇

　　一個學生畢業了，決定他留校任教，然后卻又許他逍遙校外，放他歸老家古土，優哉游哉一年有余，這在北大歷史上究竟有無先例，說不大好。

　　1977年秋，我總算熬畢業了，上頭卻說：你留校。“北大不可留！”這一認識深入骨髓。幾度春秋，幾度恐怖，將人心寒了。北大不好，很不好。又要將好端端一生縛于危險四伏的講壇上，更叫人不情愿。說老實話，北大在我印象中，是很不招人愛的。

　　借“深入生活”之名，我會蘇北老家了。在鄉間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無法無天地晃悠了一年多，我才又回來——我只有回來，因為種種原因，我別無選擇——我必須站講壇——這大概叫“命”。

　　要命的是，我后來卻完全顛倒了，直顛倒到現在非北大不肯去，并把講壇一寸一寸地挪到了心上。細究起來，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它叫人有一種自由感。這或許是因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它似乎一下子將恐怖用完了)，而獲得了這人類最寶貴的東西。又或許是它的自由、民主的傳統。這傳統像靈魂一樣，長期壓抑，縱然有人挖空心思用摻沙術，也未能使它泯滅。而如今，它又醒了，并赤裸裸地在未名湖邊游蕩。我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規矩，受不得束縛，受不得壓抑，我怕一旦走出校門，失去這開朗、輕松的氛圍。它叫人有一種安全感。它不在真空，免不了染上種種社會惡習。但它畢竟是文化人群居之地，高度的文化修養使人少了許多雜質。文化溫柔了人的性情，凈化了人的魂靈。走動于這群人中間，覺得不用提防，更不必睜大了眼“橫著站”，至少是我所在的一片小天地里如此。大家溫文爾雅，且又能互相謙讓，關系簡單如1+1。我實在害怕每天得付很多腦力去琢磨人際關系，害怕計算，更懼憚受暗炮襲擊。那樣活著，委實太累。我還很欣賞這里的節奏。它外表上看，一盤散沙，稀里嘩啦，全無約束，然而在它的內部有一種看不見的張力。這無形的張力，像鞭子催趕著人，使人不敢有片刻的喘息。它松散，吊兒郎當，卻在深處激烈競爭著。一出校門，我輕松得如春天乍到卸去沉重的寒衣，而一踏進校門，就像被扔進急速翻卷的漩流里。而就在這漩流里，我獲得了生命擴張的快感。這里的人都很忙，來往甚少，有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味道。時間長了，我倒習慣了這種寧靜與寂寞，甚至是孤獨。我由一個坐不住、猴兒一樣不安分的人，變得別無它想，死心塌地地蝸居于斗室，竟不肯到人流中去，到熱鬧中去了。那顆喧鬧不寧、躁動不安的心，安靜得連我自己都感到迷惑與吃驚。我分明覺察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種種氣質，已一點一點地滲入我的血液。我變得跟這個社會有點格格不入了。

　　我不太好走得出去了。

　　使人不肯離去的原因，主要還是那個寒陋的講壇(北大的講壇未免有點不像話)。

　　要上講壇了。半個月前，我還無動于衷，全不當回事。可是在上講壇的頭一天，我忽然緊張起來：也就是說，明天，我將開始教學生涯了。教師的責任感似乎與生俱來，不做教師，你一輩子感覺不到，而你一做教師，它就會自動跳出來抓住你的靈魂。晚上，我敲開一位先生的門，問：怎么講課？

　　他像修煉很深的禪師面對未悟的弟子，頭微微向上，少頃，說出四個字來：目中無人。

　　我退出門外。

　　我記得我的第一次課就沒有失敗。下面安靜極了，我能清楚地聽見臺下動人的喘息聲。這全靠那四個字給我撐著。從那以后到現在，我一直信那四個字。我對“目中無人”似乎有所悟：目中無人非牛氣哄哄，非內荏而色厲，非蔑視，非倨傲，非輕浮，非盛氣凌人。無就是有，有卻是無。是一種境界吧？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氣勢上的？是對學術觀點的誠實和對真理的自信吧？……此言似乎只可意會而不可細說。但有一點，似乎又是可以說的：所謂無人，就是沒有具體的人，而只有抽象的的人——抽象的人則無。因此緣故，即使只給二十人的一個班上一年課，在課堂上我也往往難記住一個具體的面孔。似無人，但恰恰是把聽課者看得很高的。

　　敢目中無人，卻不敢再掉以輕心。我很景仰一位先生，既為他的人格又為他的學識。然而我想象不出，就是這樣一位先生——一位憑他的學識，上課玩兒一樣的先生，卻在上課之前竟對明明認識的字一個個懷疑起來，然后像小學生一樣，去查字典，把字音一一校對，標注。我敢說，他的這種心理，完全是因為他對講壇的高度神圣感引起的。這件小事使我不禁對他又景仰三分。我喜歡這份嚴肅，這份認真。當然，我并不排斥“名士風度”。我很欽佩有人不用講稿，竟然雄辯滔滔，口若懸河，一瀉千里。我曾見過一位先生，他空著手從容不迫地走上講臺，然后從口袋里摸索出一張缺了角的香煙殼來。那上面寫著提綱要領。他將它鋪在臺子上，用手抹平它，緊接著開講，竟三節課不夠他講的，并把一個個講得目瞪口呆，連連感慨：妙，妙！而我只能向其仰慕。我這人缺這份好腦子。我得老老實實地備課，然后一個一個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寫在稿紙上。有時看樣子離開講稿了，但所云，卻幾乎無一句是講稿以外的突發靈感。我有數，像我這樣做教員，是很累的。可我笨伯一個，無奈何。時間一久，我退化了，離開講稿竟不能講話，一講，八成是語無倫次，不知其所云。

　　我何嘗不想來點名士風度，來一張香煙殼兒就侃它個三四個小時，好好瀟灑它一番？可我不敢。

　　講壇是圣潔的。我認識一位外系教員，次公平素浪漫成性，情致所至，撈衣卷袖，把衣領一一扯開，直露出白得讓人害臊的胸脯來，有時還口出一兩個臟字，以示感嘆，以助情緒。然而有一次我去聽他的課，卻見他將中山裝的風紀扣都扣得嚴嚴實實，一舉一動全在分寸上，表情冷峻、嚴肅得讓人難以置信。課后我跟他開心：何不帶一二感嘆詞耳？他一笑：“一走進教室，一望那講壇，我頓時有一種神圣感。在上面站了一輩子，我從沒說過一個臟字，并非有意，而是自然而然。”

　　我有同感。我高興起來，放浪形骸，并有許多頑童的淘氣和丑惡。然而，在臨上講臺前一刻，卻完全沉浸到一種莊嚴的情感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我不能有一點褻瀆的行為，甚至苛刻地要求我的聽眾。生活中的嬉皮士，我無意管他，因為人家也是一種活法。可在課堂上，我絕不容忍其混雜于我莊重的聽眾之中。曾有那么一位(我估計是社會上來偷聽的)，穿著一件極短的短褲，一件極敞的汗衫，光著大腳丫，腳蹬一雙拖鞋，“叭嗒叭嗒”就來聽我講課，我像受了侮辱似地走過去：“對不起，請出去！”他大概從我的目光中看出什么來了，便很聽話地提著書包出去了。后來我又從聽眾席上發現了他。他穿著很整潔，極穩重地坐著。我不禁朝他感激地點點頭。

　　既為圣壇，就得布道。有人提醒著公眾：一些人在利用大學講壇。說得對極了，既占著，就該利用。不利用是傻瓜，是玩忽職守，倘若把講壇僅僅理解為傳授純粹的知識，大概未免淺薄了一些。講壇應該也是宣揚真理的地方。占住講壇者，豈敢忘記布道！既給知識，也給品質、人格、真誠和正義。其實，沒有后者，一個人怕也是很難獲得多少知識的。再說，一個人即使學富五車，但全然無人之骨氣，又有何用？我們何必諱言布道呢？別忘了布道。當年的魯迅不敢忘，我們敢忘？

　　既布道，布道者自己就要有正氣。他應當堅決捍衛知識的純粹性，他善惡分明。他只承認以自己的感受為原則。他不能油滑，見風使舵，像捏面團一般把講稿隨政治風潮變來變去。他給他的聽眾是一個助教，一個講師，一個教授的形象，也是一個人的形象。我走到教室門口，總覺得離那講壇很遠，很高。我朝他走去，有一種攀登的感覺。我曾有過幻象：我被拋進一個巨大的空間里了，就像走進一座深邃的教堂。我靜靜地站到講壇上，等待著鈴聲，宛如在聆聽那雄渾的令人靈魂顫索的鐘聲。我喜歡這種肅穆，這種凈化了的安寧。我曾多次體味到莫斯科大學一位教授先生的感覺：

　　“我走上講壇，我有一種上帝的教士的神圣感。”

　　也許有一天，我會厭倦北大的講壇，但至少現在還戀著。戀它一天，就會有一天的神圣感。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二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