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報告文學：融媒體時代的生態(tài)、守正與新變

　　新觀察·年度綜述

　　2014年報告文學：

　　融媒體時代的生態(tài)、守正與新變

　　□王  暉  丁曉原

　　對身處融媒體時代的當下報告文學而言，惟有 守正與新變，才有生路。守正的含義在于，堅持以真實性、現實性、反思性為核心的文體規(guī)范，凸顯文體特質，承繼經典報告文學所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秉持為人民的創(chuàng)作 導向。新變的涵義在于，強化跨文體優(yōu)勢，利用融媒體平臺，彰顯文體的存在感、在場性和影響力。

　　王  暉：對于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生態(tài)來說，2014年應該是一個值得記取的年份。這一年，報告文學獲得的聚焦不少。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和第五屆徐遲報告文學獎先后頒 獎，比較全面地代表了近幾年中國報告文學的成就。此外，中國作協(xié)開辦首屆青年報告文學作家高研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設立青年創(chuàng)作委員會，這兩個關乎“青 年”的舉措，無疑是在力圖推進報告文學后繼有人的可持續(xù)發(fā)展。2014年全國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會和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研究會年會為報告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理論批評帶來 許多新鮮氣息。臨近歲末，李冰在《光明日報》發(fā)表題為《關于報告文學的卮言散議》的文章，成為這一年聚焦報告文學的最后亮點。

　　丁曉原：是的，2014年是報告文學活躍而有為的一年。這一年評選的第十三屆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其中的圖書類獲獎作品28種， 包括《國家記憶》《夢想照亮生活》《玉米人》《瓷上中國》《百年鐘聲》《國家的兒子》《淬火青春》等10部報告文學，占了很大的比重。這從一個方面說明， 報告文學不僅是新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成為直接傳輸主流意識形態(tài)價值、凝聚社會正能量的獨特的國家文體。當然，評獎不是估價文學的主要尺 度，但是它至少也是我們認知文學存在的一個重要維度。

　　生態(tài)：跨越卡夫丁峽谷

　　王  暉：光陰如箭，歲月如梭。沒有記錯的話，這是我們在《文藝報》進行年度報告文學對話的第十個年頭。在近十年來的對話中，我們曾不止一次地談到報告文學的創(chuàng) 作生態(tài)問題。現在看來，伴隨報告文學前行的，已經不僅僅有來自文學內部的異聲，還有近十余年來由單一紙媒到全媒體、再到融媒體等公共空間所發(fā)生的巨大變 遷。對身處融媒體時代的當下報告文學而言，惟有守正與新變，才有生路。守正的含義在于，堅持以真實性、現實性、反思性為核心的文體規(guī)范，凸顯文體特質，承 繼經典報告文學所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秉持為人民的創(chuàng)作導向。新變的涵義在于，強化跨文體優(yōu)勢，利用融媒體平臺，彰顯文體的存在感、在場性和影響力。“守正”的問 題，我們倒一直在提倡、在強調。但應對融媒體時代的文學生態(tài)的新變，坦率地說，報告文學界還沒有完全做到“有備而來”、“應對自如”，還需要進行艱辛的探 索。

　　在全國報告文學理論研究會年會上，有學者談到大數據時代與報告文學的關系，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通過網絡等平臺將傳統(tǒng)紙媒文體的優(yōu)勢放大， 密切關注受眾(特別是青年受眾)的訴求，使新世紀的新青年們不要忘懷這一現實文體。其實，報告文學是所有文學樣式中最能夠體現“為人民”方向的。這個“人 民”當然也要包涵“80后”、“90后”，甚至“00后”新青年。我們不能再局限于一個有點自說自話的創(chuàng)作和評論的小圈子，而要將視野擴大，將肚量擴大， 以海納百川之勢，致力于報告文學的創(chuàng)作、評論和研究，跨越報告文學發(fā)展的卡夫丁峽谷。

　　丁曉原：你說的“融媒體時代的生態(tài)”，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話題。報告文學作為時代的文體，時代獨特的文化生態(tài)必然會影響到它的發(fā)展。這里，我想 到了時下一個經濟學的熱詞“新常態(tài)”。新常態(tài)條件的經濟發(fā)展由原先更多依賴資源消耗、忽視環(huán)境承載力的要素驅動，轉型為主要以科技支撐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驅動。在 我看來，融媒體時代就是報告文學的“新常態(tài)”。融媒體時代的報告文學，它原有的“新聞性”紅利大為減少，文體一般的新聞優(yōu)勢已不存在，這種情勢必然需要報 告文學在堅守中創(chuàng)新。在題材新聞性弱化的條件下，報告文學更需要借取新媒體的新優(yōu)勢，豐富報告文學的表現方式，吸引新的讀者關注閱讀作品。同時，報告文學 還需要進一步激活內在的敘事魅力，建構非虛構敘事獨特的優(yōu)勢。

　　我倒不認為融媒體時代對于報告文學是一個“卡夫丁峽谷”。一方面融媒體可以倒逼報告文學設法從困厄中獲得新生，另一方面報告文學還可以從中借 勢，揚長避短。2014年一些實例可以說明這一點。李春雷是這一年度最為活躍的報告文學作家之一，他的《朋友》《趕考》《黨參溝紀事》等是報告文學從新聞 回到文學的成功范例。作者善于以文學的思維、文學的方式、文學的語言，富有表現力地再現對象，使作品盡顯非虛構敘事之美。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 所寫題材并沒有更多的新聞性，作者著力于以紀實之“全”，對題材進行深度的、多維度的開掘。作品適時地在首個“國家公祭日”之前推出，反響很大。沒有了題 材新聞性優(yōu)勢的報告文學寫作，需要作者更智慧地從時代和歷史的宏大敘事中，選擇具有表現力的“小敘事”構思營篇。豐收的《西長城——新疆兵團一甲子》是 2014年度一部重要的作品。“共和國六分之一的疆域”，兵團人“六十載艱難輝煌”，時空開闊，題材重大。但作者不作正面“強攻”，而能夠宏大中取微細， “酒與水”、“家國·女人”、“西部的浪漫”等篇章，以別具滋味的“小敘事”寫出了兵團人在歷史運衍中的命運，他們的創(chuàng)造、犧牲和奉獻，可讀而耐讀。鐵 流、徐錦庚的《國家記憶》也是，作品寫的是《共產黨宣言》初譯本傳播的故事，題材正大不言而喻。但作者對題材不作一般的歷史敘事，在充分尊重史實的基礎 上，注意挖掘其中的“傳奇性”。題材內含的特殊意義和作品“傳奇性”的敘事，生成了對讀者強烈的吸附力。

　　守正：在場書寫與歷史回溯

　　王  暉：由中國報告文學學會評出的“2014年中國優(yōu)秀報告文學作品排行榜”上榜作品基本可以作為2014年報告文學作品的代表。延續(xù)報告文學現實性和真實性 傳統(tǒng)，再現多彩的中國故事，表達對于重大現實和歷史的關切，強化作家書寫的在場感和存在感，成為2014年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守正”的突出特點。這中間，有從 時間之軸再現20世紀以來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中國事件的描述，如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鐵流、徐錦庚的《國家記憶》，豐收的《西長城》，全景再現上 世紀60年代河南林縣人民修建“人工天河”紅旗渠的《中國紅旗渠》(鄭雄)，描摹廣交會今昔的《逐夢世界》(喻季欣)，作為親歷者記錄中國高鐵建設的《最 完美的抵達》(戴榮里)，寫上世紀70年代廣東逃港潮的《歷史繞不過的“逃港”》(周敏)等。還有諸多聚焦人物的作品，譬如李春雷再現習近平與賈大山真摯 友誼的《朋友》、余艷描述毛澤東與楊開慧真摯情感的《楊開慧》，以及對各路具有“正能量”意義的英雄模范、改革者、善行者、科學家、學者的表現與褒揚，如 李朝全的《夢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學校》、馬娜的《天路上的吐爾庫》、王國平的《縱使負累也輕盈》、朱曉軍和梁春芳的《天地良心》、傅寧軍的 《長江星辰》、孫晶巖的《西望胡楊》、郝敬堂的《大海作證》、王賢根和吳潮海的《千古長城義烏兵》、紫金的《泣血長城》、朝煜的《面對大海的述說》、杜文 娟的《雪山上的蘋果》、劉先琴的《玉米人》、譚楷的《讓蘭輝告訴世界》和薛曉康的《悲愴蓮花路》等等。

　　丁曉原：“守正”是一種文體得其體要的關鍵，它規(guī)定著文體的基本屬性和特征，是文體存在的前提，是文體實現其功能的根本；與其相反的異化則無疑 取消了文體的存在。報告文學之“正”主要有非虛構性、時代性、思想性和文學性。非虛構是報告文學的底線，時代性和思想性規(guī)定了題材選取的要求和題旨表達的 取向，文學性則表示報告文學也需要按照美的規(guī)律進行寫作。報告文學是一種特別強調弘揚時代精神的作品，2014年度的孫晶巖《西望胡楊》、馬娜《天路上的 吐爾庫》、朝煜《面對大海的述說》、王成章《國家責任》、徐富敏《太行山上》、唐曉玲《逐夢之城》、董晨鵬《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徐錦庚《“懶漢”治 村》等作品，從不同側面為讀者真實地再現了體現中國力量、反映中國精神的各式人物，他們崗位不同，成就大小也不一，但他們共同為實現中國夢的偉大事業(yè)而努 力工作。作品通過對人物故事和精神的敘說，形象生動地詮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媒體時代，雖然報告文學題材的新聞優(yōu)勢并不明顯，但這并不表示作者對于 題材新鮮度敏感的忽視。新鮮的題材是報告文學吸引讀者的要素。比如，電商和快遞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部分，孫侃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快遞》以題材開 新取勝，作品記寫“從大山深處走來，奔跑在都市的大道上”桐廬幫快遞公司的創(chuàng)業(yè)人物、創(chuàng)業(yè)故事，別有勝景。王賢根、吳潮海的長篇報告文學《千古長城義烏 兵》，將義烏與長城關聯(lián)起來，“抗倭寇，戚繼光義烏招兵”、“守長城，義烏兵千里北上”、“保護長城是天職”，在歷史與現實的書寫中，講述了一個綿延數百 年的故事。題材之異，故事之新，生成了作品特殊的價值。

　　王  暉：這一年，報告文學沒有忘記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譬如針對日益嚴重的環(huán)境問題，陳廷一以《2013，霧霾挑戰(zhàn)中國》直擊中國城市的霧霾現象，徐剛寫下了 《森林九章》，裔兆宏則在《淮河赤子情》中，將筆力集中于揭露污染真相和拯救行動的環(huán)保獨行俠霍岱珊。澤津、嘉孝的《中國家庭浪費警示錄》檢視平民百姓日 常生活中的奢侈浪費陋習，楊曉升的《失獨，中國家庭之痛》以獨子女夭折帶給家庭的痛楚來審視當代家庭問題。與之相聯(lián)系的，還有李琭璐聚焦農村留守老人的 《落寞夕陽》，方格子在《農村留守婦女》中對農村留守婦女的苦衷和情感世界的真情描摹。馬語以《消逝在酒館里的歲月》寫酒徒、酒桌、酒文化、酒駕等現象， 活畫出一個酒徒的懺悔。

　　丁曉原：介入社會是報告文學的重要品格，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是報告文學的“體”中應有之義。2014年度的“問題報告文學”除了你所列舉的重要作 品外，還有的一些作品盡管不是直接正面地言說問題，但其中的問題意識也值得關注。如楊守松的《大美昆曲》，這部作品之所以以昆曲為書寫對象，并極言昆曲之 美，這里包含了作者先在的問題意識。在楊守松看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偉大的歷史進步，但“經濟中心主義”導致的問題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在商品大潮席 卷華夏的當今，文化的迷失已經不再是個別現象，有的則心甘情愿成為‘工具’，并且以文化的名義破壞文化攫取私利”。“文化自覺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脊梁”， “疏遠靈魂則脊梁不正”，“脊梁不正則靈魂出竅”。由此可見，楊守松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強烈的文化問題意識選擇題材和開掘題旨的。

　　新變：前行動力與挑戰(zhàn)

　　王  暉：紙媒作品如何應對融媒體時代的挑戰(zhàn)？這是我們應當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也許還沒有到“生存，還是死亡？”的兩難抉擇地步，但前瞻意識和危機意識是必須 的。“守正”與“新變”看上去有些矛盾，但其實惟有這樣的矛盾運動，報告文學才有繼續(xù)前行的動力。2014年報告文學在“新變”之路上有所動作，趙瑜這一 年除了出版六卷文集《獨立調查啟示錄》外，還寫下了《野人山淘金記》。這部作品記錄的是改革開放背景之下，中國的冒險家親往緬甸淘金的故事。看似一個“獵 奇”的題材，但它背后的東西仍然是對于當下現實的深刻反映，譬如新階層的新訴求、人性善惡、生命與自然等等。讓我感到有意思的是其圖文報告文學形式的探 索，作者受一部名為《新傳媒環(huán)境下的攝影》論文集的啟發(fā)，將報告文學與紀實攝影結合，“思量我們報告文學的前景與新生”、“有利于文體創(chuàng)新”。這樣一種并 非插圖、而是記錄行動過程的連續(xù)性畫面的加入，使作品圖文并茂，讓讀者感受到圖片與文字帶來的“雙重”真實感。何建明的《南京大屠殺全紀實》表現出有別于 以往同題材紀實作品的視角的出新，即除了受害者、外國友人的敘述，還加入大量新發(fā)現的“加害者”日軍日記、日志、文章、筆錄等，力圖多視角呈現大屠殺事 實。王兆軍《問故鄉(xiāng)》的結構采取了“天干集”和“地支集”兩部分，即來自“官場”的全景式宏觀講述與來自“民間”的微觀口述，以此記錄、感知、發(fā)現故鄉(xiāng)， 在釋放鄉(xiāng)愁的同時，再現鄉(xiāng)村的疲憊、苦悶和焦躁。《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中，作者董晨鵬的角色是多重的——他是單位工會領導，也是以“家訪”形式出現的田 野調查者、記錄者和書寫者，將口述和現場采訪相結合，使作品對于企業(yè)基層職工的表現生動自然。題材的系列性也透射出某種“新變”的意味，譬如張敏宴的《吸 血的血透》繼續(xù)追蹤反腐醫(yī)生陳曉蘭通過血液透析來揭秘過度醫(yī)療的亂局與黑幕。李鳴生和紀紅建的《發(fā)現龍門山》則以描述龍門山地區(qū)震后重建的狀況，延續(xù)了作 家關注汶川大地震的話題，是重大災難性事件的后續(xù)觀察。

　　丁曉原：報告文學的“新變”有內在的，也有外顯的。內在的是指作品由重視新聞性書寫、重視政論性表達，轉為對于對象內在敘事的重視。“非虛構” 寫作中剔除“非虛構小說”，其中許多重視作者見證親驗的寫作，體現著報告文學回到非虛構敘事本身的內在變化。外顯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趙瑜的《野人山淘金 記》，趙瑜是一位文體意識強、文體創(chuàng)新意識強的報告文學作家。融媒體時代是讀圖的時代，圖文敘事在趙瑜這里完全是自覺的、預設的，“《野人山淘金記》是一 次有意識的圖文試驗。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創(chuàng)作的篇幅比較長，構成了一個立體的故事，成為一部完整的圖文交融之作，圖與文，不是外在的剝離單列，不是以往 著作的插圖版本。”也正因為作者能夠有機協(xié)同“文學表述加視覺化藝術”，所以作品的現場感、影像感很強，有效地豐富優(yōu)化了報告文學的表達方式。其實，報告 文學的借像早有人提出并有作家成功實踐過。捷克作家巴克說：“報告文學和電影都是年輕的藝術。在它們的活動上有著許多共同的地方。比如特寫、幻象、簡單動 作，剪接(Montage)等。”但這只是以文字借像，真正以影像為媒體導入報告文學的還是新時期的政論片。張勝友是近30年來一直致力于電視政論片寫作 的主要作家。2014年他與人合作撰稿的大型電視政論片《百年潮·中國夢》，一“夢”統(tǒng)攝，宏旨壯景；一氣呵成，精深開遠。文字語言與電視語言的有機整 合，極有表現力地對中國夢作了系統(tǒng)而形象的解讀。作品在內部聲像和語義信息的配置方面注意了立體的建構，使得這部政論片不僅具有高度，也有了學理，而且還 接著地氣。此外《一片小樹林》也是一部值得關注的作品，這是童話作家王一梅的第一部長篇紀實兒童文學作品。它表示出作者的寫作由想象回到了紀實。作品通過 鄉(xiāng)村小學校長楊瑞清和他學生故事的敘寫，提供了一個關于鄉(xiāng)村教育的鮮活的精神標本。

　　王  暉：在看到報告文學“新變”的同時，我覺得這一年的遺憾還是有的。譬如對如火如荼的反腐風暴反映不力，僅有少數作品，如楊澍的《公開的力量》反映山西運城 陽光農廉網的開設，以此再現基層廉政建設進程。而對于更為重要的反腐敗的事件、人物和問題，報告文學幾乎缺席。此外，對于現實民生問題的表現也缺乏用力用 心之作。近日，《南方周末》的一篇長篇報道《沙漏之城》，此文講述北京地鐵的擁擠情況，直面現實民生問題，也涉及到對北京城市建設與功能設計的理念的反 思，語言生動俏皮而且富含哲理，描述細致，值得報告文學作家借鑒。一些報告文學作家缺乏這樣直擊現實問題的膽識和智慧。藝術表現上，文體概念混淆不清、突 破報告文學真實性底線、小說化虛構描寫、語言粗糙等“老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是在一些青年作家作品中存在，這無疑是需要我們警覺的。